也论知识分子国民性批判的意义——与贺仲明先生商榷

贺仲明《国民性批判:一个文化的谎言》一文全面否定近代知识分子思想启蒙运动的积极意义,忽视了知识分子爱国、救国的实践活动,也忽视了众多中外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在未进行认真研究和充分论证的情况下,文章得出了有悖史实的结论。对于中国近代史上这一重大问题应采取认真研究的态度。     

追寻一位探索者的足迹——读《潘旭澜文选》

《潘旭澜文选》展现了复旦大学潘旭澜教授高尚的情操和治学精神;潘先生在文学和史学两方面的成就,特别是他的“隔行论史”,对中国历史学中传统的“农民战争史”专题的改造和创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黎澍为什么要讨论历史创造者问题

20世纪80年代,黎澍等学者在中国思想界发起了一场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大讨论.黎澍当初想解决两个问题.但是,讨论只解决了一个问题,即"历史的创造问题是可以讨论的吗"从而打破了思想的禁区,对于解放思想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然而,却没能解决另一个同样十分重要的问题,即应当用什么样的方法研究历史,致使讨论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黎澍的最终目的是要改变社会科学以致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扭转长期以来为经典著作注经的学风,主张历史研究要从史实出发,并且以史实验证以往通行的理论.黎澍的这一思想为历史学以及社会科学研究找到了真正的立足点.     

梁启超《新史学》的政治意义

梁启超《新史学》的政治意义黄敏兰梁启超的《新史学》问世九十余年来，我国学术界多把它看作是一部纯学术性的史学理论著作。我们认为，虽然该书书名明确标出史学，书中也论述了史学理论问题，但究其实质并不仅仅是一部历史学著作，而主要是、或首先是一部政治理论著作，...     

从中西"封建"概念的差异看对"封建"的误解

长期以来,“封建”概念的混乱在中国造成了对“封建”的误解和滥用。为清除这种混乱,不少学者致力于区分“封建”一词的古义和今义,即西周“封建”与现代人理解的“封建”之不同;但是较少辨析中古“封建”之中义与西义。只有从中西中古历史的具体内容出发,分析中西“封建”概念的诸多差异;了解这些差异,才能够克服对于“封建”的误解和滥用。     

从中国古代忠臣的下场看忠君困境

近年来有人开始提倡中国古代历史上传统的"三纲五常"、"忠君"等观点,引起一些学者的批评。历史研究要从历史事实出发才能得出合理的结论。我们从史实中发现:最高统治者一方面要求大臣无条件地忠君,另一方面又出于个人的需要而随意迫害忠臣。历史上很多著名的忠臣,无论是忠于明君、忠于昏君还是忠于社稷,都往往会付出生命的代价,落得家破人亡的悲惨下场。这恰是对忠君理想的绝好讽刺。     

究竟是谁否定了农民起义--对方之光、毛晓玲与潘旭澜商榷的商榷

方之光、毛晓玲因对学术动态不够了解,将潘旭澜批评太平军的两篇文章当作是整个学术界"否定农民起义"思潮的标志.他们没有看到,批评太平军、否定农民起义的不只是潘旭澜一人,而是众多的中外学者.这些学者认为,农民起义不仅没有所谓的革命性,没有推动历史前进,而且对中国社会起到极大的危害作用."否定农民起义"思潮的产生表明,以往的研究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农战史专题需要改造和创新.     

中国中古社会形态并非只能有"秦以后封建论"一说--与李根蟠先生商榷

李根蟠的文章《中国“封建”概念的演变和“封建地主制”理论的形成》主张秦以后的历史研究使用唯物史观的方法,只能得出“秦以后封建论”这一个结论。为此,李文以非客观的态度处理学术史,把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学术史造成了“秦以后封建论”战胜非封建论的历史,表现出学术的狭隘。     

中国究竟有没有"封建社会"——驳潘顺利"中国中古社会形态就是封建社会"说

关于西欧"封建主义"是否具有普遍性以及中国有无"封建社会"问题,中外学界长期以来一直争论不休.对于这样一个投入了学者大量精力、且尚未有结论的重大问题,应该遵循学术研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基本原则,和历史研究"论从史出"的基本要求,深入研究、严谨取证、慎重定论,而不是轻易做出判断.     

史实证明儒家文化难以制约专制权力

近来有人提出儒家文化成功地制约了专制王权,但对此却没有做任何论证。然而大量史实证明,儒家文化具有两重性——加强王权的层面和制约王权的层面,儒者也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种。古代帝王正是在那些追求功名利禄的儒家士大夫帮助下,利用儒家文化中他们所需要的那部分成功地加强了皇权,并且运用手中强有力的大权,成功地抵制了儒家文化对他们的制约。正因如此,中国的专制权力才会发展得越来越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