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

"现代性"是20世纪西方哲学所广泛关注的概念,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兴起的新文学革命以理性精神、科学精神、民主精神、反思精神、自由博爱等建构了"现代性"核心内涵,启蒙现代性"人的觉醒"倡导"人的文学",审美现代性反思中国文化群体、民族国家、个体等的价值关系,可以说"现代性"贯穿了中国整个现代文学.     

现代性危机中的伦理诉求

现代性作为现代社会深层嬗变的一种标示,必将从根本上呈现人的身体、欲望、心灵和精神的内在构造本身的转变,这便把现代人抛掷于道德资源的日趋匮乏、道德信念危机的日趋加深、道德文化力量的日趋减弱这一现代性危机之中。通过对现代性的反思,从历史中寻找解决当今道德危机可资借鉴的资源,有助于揭示现代性社会所需要的伦理精神。     

现代性精神的嬗变与未来

现代性精神经历了梦想与失望同行的嬗变。由启蒙现代性而生发的文化危机与文化冲突呼唤人们建立一种和谐的现代性。而在追求和谐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中,现代性精神必须具备不可或缺的反思和批判的品格。     

试析人的现代化视阈下当代中国道德危机根源

反思中国人的现代化历程，从文化内涵来看是由两条线索构成的：一是对传统儒家道德文化的批判和超越；二是从现代性精神内涵中获得。而当代中国道德危机的根源恰恰蕴涵在这两条线索之中。     

霾背景下的中国现代性反思

我们对"雾"很熟悉,但对"霾"却很陌生,因为霾是一种新型的复合空气污染。当霾飘荡在我们的头顶,当我们在霾下不停咳嗽时,我们开始思考霾是如何产生的?霾到底是如何产生的?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答案,但是笔者认为,要全面回答霾是怎么产生的,就必须对中国的现代性进行反思。现代性,就是指现代社会整体结构(或广义的秩序)的性质和特征。中国的现代性则是中国现代社会整体结构的性质和特征,中国的现代化推动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却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霾背景下的中国现代性反思是我们当下最为紧迫的反思。本文试图在反思中国现代性的基础上探寻中国现代性的出路。     

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塑造与国际传播

视觉传播时代的来临,不但标志着一种重要文化形态的演进和转变,而且标志一种全新传播理念的拓展和形成。处在这场媒介变革引发的"精神交往"革命中,如何对传统文化进行视觉文化传播意义上的现代性塑造,成为新命题。视觉生产方式为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塑造提供了新路径。视觉传播时代,需要创新传统文化的传播路径和生产方式,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的优秀文化。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及其当代价值

现代性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凸显出来。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中,包含着对现代性的深刻洞察。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主要表现在他对劳动的异化、人的异化和"资本逻辑"的批判中。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当代价值是:客观上推动了当代资本主义在反思中发展;有利于借鉴资本主义文明的成果,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对现代性的反思。     

文化现代性与当代中国现代文化建设

现代化与现代性是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现代性是现代化的内在规定与运行机理,现代化是现代性的外部表征及其过程。现代性包括社会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它们对现代化的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文化现代性包括资本主义文化现代性与社会主义文化现代性两种形式,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在建立并弘扬社会主义文化现代性精神基础之上,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文化。现代化与现代性既是多元的,更是一元的。文化现代性对现代化模式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但文化作用有其条件性和制约性。     

“中国梦”的文化基因与民族特质——论儒家群己观对于“中国梦”的理论意义

儒家群己观是"中国梦"的优秀文化基因,它注重个体与社群之相关性,强调整体和谐的观点,体现出不同于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的鲜明理论特质。儒家群己观对"中国梦"之思想特质的形成、"中国精神"的培育、"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梦"应当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深入总结和反思儒家群己观的理论得失,更充分地展现出自身的思想特质,以"中国现代性"的独立探索融入世界文明进程。     

马克思实践的现代性逻辑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需要在具体运作层面寻求突破。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新唯物主义"的本质特征与基本方法,内蕴着反思和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主体、动力、价值等逻辑特质,有助于预防和克服现代化的负面效应,可对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具体运作提供重要的方法论启示。遵循马克思实践的现代性逻辑,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应运作如下理路:以承认传统文化本然状态和自在性为前提,以能动地审视和解决传统文化现实问题为关键;以最广泛的群众为文化主体,以"全面深化改革"之文化体制改革为动力;以发掘、适应和融入符合现代化发展趋向的人本价值为旨趣。     

启蒙现代性与中华传统思想的调和与互补——林履信著述论

林履信（林尔嘉之子）20世纪20年代在台湾参与社会文化运动,争取台湾人办报、言论等权利;30年代在厦门撰写著作多种,旨在向国人灌输科学精神,倡扬个性主义,以求改变国民劣根性。在引入启蒙现代性的同时,他批判资本主义弊端,抨击日本侵华行径,达到反思现代性的高度。为此他试图从中华传统思想中获取奥援,融合西学和儒学,调和新、旧思想,使之相互补充,由此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传统文人,又与大多数新文化知识分子有所区别的思考路径和观点,对台湾文化的丰富和发展不无助益。     

大学启蒙精神的现代性危机及其根源

启蒙运动以来,"现代性"开始了合理化的建构过程,形成了自由、民主与批判等精神传统,并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与教育等各个层面。现代大学的精神传统,就来源于启蒙的现代性运动,通过科学、理性与民主的阐释,从而使大学升格为社会的"轴心机构"。中国大学的启蒙精神,也并不缺乏现代性的积极特质与价值诉求,但随着"现代性"自我建构的深化,却逐渐陷入了一种与"启蒙"背反的困境。在具体的实践语境中,权力、市场和知识勾勒出了中国大学启蒙精神困境的复杂面相。实际上,中国大学精神的现代性危机,也是全球大学"平庸化"的精神症候的折射。     

我国“内生现代性”话语建构的必要与可能

我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转型,需要建构适合自身伦理文化特征的"现代性"话语,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更能够凸显出"现代性"话语的内生之路。然而,探索我国的"现代性"发展,往往被西方先发的"现代性"话语所遮蔽,似乎被"外缘现代性"发展模式所主导,难以凸显出伦理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内在推动力。通过考察传统伦理秩序的演变与"现代性"的生成机理,对我国早期启蒙思想所蕴含的"现代性"萌芽进行深入分析和判断,充分表明中国具有"内生现代性"的伦理文化潜质。尽管这种潜质被西方先发的"现代性"所压制,但经过曲折的发展道路,最终在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引下,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改革开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我国建构出以"内生现代性"为主导的话语模式。     

启示与抉择--论后现代主义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使中国人再一次面对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选择.目前的中国不是要宣判现代性的死亡,而是要进一步肯定现代性的合法性和权威性,继续现代化.作出这一选择的依据不在于理论,而在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关键是区分现代性和现代化、现代性与现代性的实现形式.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对西方现代化经验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选择.进行选择的基本原则是"以我为主,为我所用",选择的标准是"三个有利于".     

现代性多元反思对中国发展的启示

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进程中,现代性必然是发展中凸显的观念与价值。然而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传统现代性的质疑、批判和反思成为20世纪末以来思想理论界的主流。其不仅指向现代性中的资本逻辑、工业主义、工具理性、个人主义等,而且指向现代性中的"一元"语境、模式化思维以及西方中心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等。现代性的多元反思不仅对中国认识世界发展历程以及全球化等问题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对中国现代化建设中改革与发展的问题、中产阶层的培育与生长、多元价值观的整合等有着借鉴与启示意义。     

中国以民生为始基的现代性构建探论

现代性作为一种席卷全球的文化冲击,有其一定的普世价值,但因受到社会文化、观念、心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现代性在中国演变和发展,并没有一味地遵循世界现代性的普遍规律,而是保持了自身的发展逻辑,西方现代性的基石是个人与权利的确认,而中国的现代性是在民族生存与民众富强的宏大叙事中开启的,它的构建呈现出与西方现代性不同的起点、路径和进程。中国现代性的构建表现出"中国现代性自觉",它是以民生为始基并烙有中国文化价值与马克思主义的印记的现代文明秩序。     

现代性模式的反思与重建——以俄罗斯白银时代宗教哲学为研究视阈

以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弗兰克等为代表的俄罗斯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在对俄罗斯现代化出路的探索过程中,对以往的现代性模式进行了反思.这种反思既集中地表现为对以理性主义为核心价值观念的西方“经典”现代性模式的批判,也体现为对以斯大林主义为指导原则的苏联现代性模式的反思.在对两种典型现代性模式的反思与批判过程中,俄罗斯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立足于自身文化传统,对现代性模式进行了重建.     

公共性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性的超越

现代性批判和反思是当前理论界重点关注的问题域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对现代社会中资本逻辑盛行、人的主体性膨胀、社会理性分裂等西方现代性问题予以前瞻性揭示与批判，并指出解决方案只能是彻底摧毁资本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以维护公共利益为价值取向，扬弃了西方现代性内在的资本逻辑，以引导“公共人”成长来发扬人民主体性，其内含的公共理性实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选择和制度设计使其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之间有着本质差异，这为我们反思西方现代性以及人类探索现代化道路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力量。     

在科学民主与儒家人生之间——梁漱溟的东西文化理论

梁漱溟是五四时期一位特立独行的启蒙思想家,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中国启蒙运动的传世之作,其富有原创性的中西印文化比较理论,集晚清以降启蒙运动中西文化论之大成。梁漱溟的比较文化理论,表征着五四启蒙运动之一种辩证的批判思维。一方面,他以现代性批判传统,肯认第一路向西方现代化的成功及其科学、民主和工业化等现代文明成果,承认中国在第一路向上现代化的失败,批判古典中国的专制主义、家族主义、三纲礼教,并坚持中国必须进行第一路向现代化的补课;另一方面,他又以传统批判现代性,以孔子"仁"的人生哲学会通柏格森、倭铿等的西方现代生命哲学,批判西方现代性之工具理性膨胀、生命偏枯、精神空虚、天人对立的深刻困境,并预言世界未来文化将是以孔子人生哲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之复兴。这种中国与西方、现代与传统双向批判的辩证批判思维,具有中国启蒙运动集大成之理论气象,并表征着一种现代中国的新启蒙思想。     

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终极关怀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现代性问题

现代性作为现代社会和存在于现代社会中的人所应当具有的本质属性、价值观念和精神特质，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和现代文明的量度，也是现代人的生存境遇和价值追求。从世界历史的历史观高度，完成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辩证否定，以实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从而使人真正摆脱“理性”的控制和人对“物”依赖，是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理论旨趣和终极关怀。沿着马克思开辟的现代性道路，追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代性意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现代性，其一必须始终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其二必须坚持和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其三必须坚持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