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危机的现代性根源

从直接性来说,生态危机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危机,是人对自然控制的无反思状态造成的。而人与人的“我与它”式的功利性关系在文化深层上影响甚至决定着人与自然的现实关系。它们都根植于“现代性断裂”的文化危机。只有在现代与传统互镜的基础上,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化信念,建立人与人之间互为主体的共同体,才能够缓解生态危机给人类造成的压力。     

我国“内生现代性”话语建构的必要与可能

我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转型,需要建构适合自身伦理文化特征的"现代性"话语,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更能够凸显出"现代性"话语的内生之路。然而,探索我国的"现代性"发展,往往被西方先发的"现代性"话语所遮蔽,似乎被"外缘现代性"发展模式所主导,难以凸显出伦理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内在推动力。通过考察传统伦理秩序的演变与"现代性"的生成机理,对我国早期启蒙思想所蕴含的"现代性"萌芽进行深入分析和判断,充分表明中国具有"内生现代性"的伦理文化潜质。尽管这种潜质被西方先发的"现代性"所压制,但经过曲折的发展道路,最终在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引下,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改革开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我国建构出以"内生现代性"为主导的话语模式。     

中国近代启蒙时期乌托邦观念之哲学探讨

中国传统社会以“天人合一”为基础的乌托邦观念向近代的乌托邦救世主义转变,这是现代性观念的外在压力所致。中国近代社会张扬乌托邦价值在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同时,也使乌托邦观念本身受到挤压而变形,成为乌托邦救世主义。乌托邦观念对现实社会只是起到批判、反思、启示和警世的作用,一旦通过人们的政治实践而成为现实,它就难免沦为教条主义与政治意识形态,内在的批判精神就会被现实所扼杀。     

共生、宽容与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理念

我国现阶段社会中存在的一些不和谐因素和现象从根本上说是源自人们实践观念的偏弊。只有树立共生、宽容、和谐的实践理念和发展理念,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才能确保和谐社会的顺利实现。     

公民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的有效途径之一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题中之义,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取向。一个和谐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社会的公平正义是通过一系列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体现出来的,而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除了由政府、国家自上而下地制定外,公民社会自下而上地参与、监督也是保证其实现的有力条件。因而,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应着力培育健康、成熟的公民社会,健康、成熟的公民社会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有效途径之一。     

人类中心主义的现代性心态及其哲学反思

放弃自我超越的人类中心主义,实质是现代性语境中的个人中心主义,借着全人类利益为尺度的口实,实施着出于自我利益的自我损害。通过自然返魅之追思,只有承认生命和自然界的内在价值,现代人才能真正而切实地关注全人类的整体利益,个人和团体的价值才能得到合理的约束和道德的客观担保。     

马克思的实践本体论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超越

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以黑格尔建构绝对理念的思辩哲学达到颠峰 ,也因其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矛盾而走向终结。在现代西方哲学中 ,唯意志主义与实证主义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拒斥传统形而上学 ,但最终它们并没有达到各自的理论目的。马克思的实践本体论将以物质生产为基本要素的人的总体性实践活动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与历史客体的环境赖以存在的基础 ,并以完整的人为理论的终极关切 ,真正实现了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超越。     

现代性：从狭义向广义的延伸及其差异

有两种对现代性概念的理解,一种是狭义的“现代性”;另一种是广义的“现代性”。从积极的意义说,克服现代性的文化危机,实质就是拓展现代性内涵,使其由狭义的“现代性”向广义的“现代性”延伸。本文集中讨论了两种“现代性”在时间观念和乌托邦观念上的差异。     

人类中心主义的现代性心态及其哲学反思北大核心CSSCI

放弃"自我超越"的人类中心主义,实质是现代性语境中的个人中心主义,借着"全人类利益为尺度"的口实,实施着"出于自我利益的自我损害"。通过自然返魅之追思,只有承认生命和自然界的内在价值,现代人才能真正而切实地关注全人类的整体利益,个人和团体的价值才能得到合理的约束和道德的客观担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