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云南土司地区赋役征收及少数民族编户问题探析

有关明清云南土司的编户赋役问题，学界关注较少。如运用历史政治地理及社会经济史的视角，对明清时期云南土司地区的赋役征收及少数民族编户问题进行考察，即可发现，元明两朝均已对云南土官、土司征收赋役，并已完成对部分少数民族的编户。明朝初年，中央王朝曾在云南各地土司编里甲造黄册，以征收赋役。明代云南各属土司中既有编户、编丁并承担赋税的“内地土司”，也有既不编丁，也不编户，甚至不承担赋役的“边外土司”。少数民族地区编户赋役的实施，是明清王朝国家治理直接深入西南边疆地区的重要标志。     

民族自治地方刑事司法的实践逻辑——基于少数民族习惯影响裁判的考察

民族自治地方的刑事司法运行效果对维护当地社会治安秩序具有重要意义,司法实践中民族自治地方的刑事法官对于因少数民族习惯而引发的刑事案件,并非仅依据法律规则作出裁判,其会利用自由裁量权在充分考量少数民族习惯、历史传统等因素的情况下,弥合少数民族习惯与国家刑法的冲突,从而作出使民族自治地方的群众能够接受的判决.在刑事诉讼进程中,刑事法官与侦查机关、检察机关、辩护律师对少数民族习惯的理解也是顺利办理案件的积极条件.通过研究,提出相关司法部门应发布涉及少数民族习惯犯罪的指导案例、建立以恢复秩序为目标的部门联动机制、完善符合民族自治地方特点的刑事法官角色的建议.     

明清云南改土归流的文化条件

明清云南改土归流的文化条件沈海梅一明承元制，在平定云南后，分封了一些土官、土司。同时，明王朝对土司的承袭、衔品、考覆、贡赋、征调作了规定，从而形成一套完备的土司制度。据《土官底簿》所载及一些学者的统计，〔１〕明初在云南任用了一大批土官，共１５０家之多...     

明代云南土官朝贡评述

朝贡,乃中国古代社会中诸侯向天子、臣属向君主、附属国向宗主国等定期朝拜并贡献方物的一种形式,几千年中它沿而不变,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云南之地,自古民族众多,洪武中明军平定云南,各地少数民族首领纷纷纳土归附,不少被委以官职,准以世袭。大批土官被起用,成为云南境内维护明政权统治的重要支柱。土官对朝廷承担有若干义务,朝贡即为其中之一。明代云南土官的朝贡,在云南历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本文拟据有关史料,对云南土官朝贡的类型、朝贡者的身份和人数、朝贡的时间、朝贡的物品、朝廷赏赐,以及朝贡的作用和意义等等,作一初步的探索。     

论我国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刑法的冲突及对策

我国少数民族众多,各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与自身族群文化相应的乡土性、生活性和稳定性极强的习惯法,具有多样性、特殊性、伦理性、稳定性、地域性、自觉性等特点。这些习惯法与我国现行刑法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在两种社会调控机制将长期并存的情况下,如何调适刑法和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冲突,增强民族地区刑事司法的可操作性就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法治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应充分利用少数民族习惯法的价值,并注重对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继承与改造,协调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之间的冲突,实现二者互补和融合的良好状态。     

从明清时期土官与流官的权力变替过程看蒙化地区的改土归流

蒙化彝族左氏土官是明清时期云南"三大土知府"之一,历经明清两朝长达五百余年。由于蒙化地区一直实施"土流合治"模式,即兼有流官和土官的模式,蒙化的改土归流问题目前并未定论。本文以土官与流官在治理蒙化过程中的权力更替为线索,将改土归流置于土官与流官的治理权力转换这一情景下去分析。在左氏土官权力转移向流官的过程中,从左氏土官行为和朝廷举措两方面入手,厘清蒙化地区改土归流的基本过程。并剖析了这个过程中左氏土官的角色变换,明确蒙化地区完成改土归流的事实。     

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模式探析

在当前刑法理论研究中,刑事政策和刑法关系的模式正在成为被关注的主题。本文以＂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模式＂为中心进行探讨,首先讲述我国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的演变以及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模式的分析,接着对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模式的定位进行了讲述,最后针对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模式的选择进行了讨论。     

刑法的独立性与刑事政策刑法化路径

刑法具有独立的社会治理工具属性,具有超越部门法意义上的独立性。刑事政策具有扩张刑罚权的本能冲动。现代社会,刑事政策必须刑事法律化,刑事政策刑法化是刑事政策刑事法律化的基本方面。刑事政策刑法化的基本路径是刑事司法政策化和刑事政策刑法化,这两个环节在刑事政策的指导下并列、继起,螺旋状发展,刑事政策在其中得以贯彻、调整。     

中外网络犯罪未完成形态犯罪化问题的比较与思考

犯罪未完成形态的犯罪化问题,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实践面临的一个难题。对犯罪预备、犯罪未遂和犯罪中止等犯罪未完成形态是否惩罚,或者惩罚到何种程度,反映了一国的刑事立法技术及其价值取向。计算机网络犯罪的预备、未遂以及中止是否需要全部犯罪化?对其全部犯罪化能在何种程度上起到防控网络犯罪的作用?中外刑法在此问题上是如何规定的?需要通过对各国刑法有关计算机网络犯罪未完成形态的相关规定之比较,以探讨我国对计算机网络犯罪未完成形态的犯罪化之路。     

渎职侵权犯罪轻刑化研究

当今国际社会存在对官员从严整治的趋势,但是我国却长期存在渎职侵权犯罪轻刑化的现象,这不单是与国际潮流不相符合,也与我国的刑法基本原则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相冲突.作为公权力的行使代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理应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来行使权力,维护人民和国家利益,践行作为公仆的职责.所以,国家应当秉持从严治官的思想,遏制职务犯罪轻刑化的趋势,维护法律威严.     

新中国成立前壮族刑事习惯法的辩证思考

在壮族历史法律文化的长河中,壮族刑事习惯法是壮族习惯法的重要内容,曾经是国家刑事制定法的重要补充。新中国成立之前,在壮族聚居区,壮族刑事习惯法长期以来是调控、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的习惯法,其财产刑的广泛适用,寻求与国家刑事制定法的结合,在今天仍然对处理民族刑事习惯法与国家刑事制定法的关系有着积极意义。     

当今罪刑法定主义语境下刑事习惯法之命运:解构抑或建构

在当今罪刑法定主义强势话语权的背景下,刑事习惯法是被绝对排除适用的,不管是民族学界还是法学界都不得不对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之当然命运做出理论和实践上的正确回应。因此,只有以少数民族地区之刑事习惯法为视域,探索其在当地民族地区之实然解决纠纷之作用,引出法与法律、国家法与民间法、刑事制定法与刑事习惯法三大范畴,才能客观揭示刑事制定法与刑事习惯法之关系,进而揭示刑事习惯法之立法和司法命运。     

酷刑罪与中国刑法

从国际刑法的角度,酷刑罪是指公职人员违背国际公约,为了特定的目的,故意实施的使他人在肉体上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的行为.我国刑法的现行规定已难以适应打击酷刑行为的需要,在保持刑法典稳定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对刑法中滥用职权罪的解释来解决这一问题.     

刑事诉讼法原则：概念演进和辨析

刑事诉讼法原则概念的产生是一个经由原则、法律原则直至刑事诉讼法原则的历史演进过程。而在现代法治国家背景下,刑事诉讼法原则区别于刑事诉讼活动原则及其他阶段性原则,它应当是指贯穿于刑事诉讼全过程的,对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和实施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和规范作用的,国家专门机关和诉讼参与人在进行或参与刑事诉讼时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     

论保安处分中国化——以立法模式为分析视角

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建设和谐社会的大政治背景下,我国已具备保安处分中国化的良好环境。基于对保安处分的基本理论和保安处分中国化的立法模式的分析,保安处分中国化应是刑法化而不是行政法化,应采用二元制而不是一元制立法模式,应纳入刑法典采用单行刑法而不是采用刑法修正案的模式。     

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若干问题研究

我国刑法中的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其渊源在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但是,在我国将国际公约内化为国内刑法的过程中,本罪的若干方面仍与公约存在脱节之处。笔者认为,应将本罪构成要件中的＂不正当商业利益＂修正为＂不正当利益＂;重新界定＂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的内涵;扩大＂贿赂＂的范畴;最后提出在我国刑法中应增设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     

论协商性司法在民族地区的适用

如何实现国家刑事司法同民族习惯法的融合,改变国家法在民族地区适应性不足的状况,一直是理论和实务界探讨的重要议题。协商性司法的引入有效地弥合了二者的隔阂。协商性司法不仅能有效吸收民族习惯法中的积极成果,整合国家的民族刑事政策,更能让国家法关注纷争双方合法权益的双向保护,保持刑罚的谦抑性,恢复社会正义,使稳定和谐得以实现。     

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依存和冲突--少数民族地区法律多元个案透视

法律多元将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长期存在的现象 ,该现象主要围绕国家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两者的关系而表现出来。在不同表现形式中 ,两者表现出既依存又冲突的关系。因此 ,在少数民族地区法治建设进程中对两者不应简单取舍 ,国家法必须给少数民族习惯法留出一定空间 ,让少数民族习惯法通过不同途径得以实现。     

环境犯罪行政从属性的司法解读

环境犯罪的行政从属性在环境刑法中广泛存在 ,这使得危害环境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 ,将全部或部分地取决于该行为是否违反行政法的规定。由此在环境刑法与环境行政法之间形成了某种关联 ,而这种关联直接决定着对当事人危害环境行为法律性质的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