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互信的巩固与深化：理论视角与实现路径

信任是两岸交流交往活动得以实现及深入的核心机制。目前围绕两岸互信基础的解释,存在两大视角：一是以理性选择的计算为基础;二是以非理性的社会或关系选择为基础。两岸互信既可能来源于双方的理性选择,也可能来源于双方间的交往过程,甚至是来源于两岸制度化的合作等,当然还可能来源于前述几个＂信任源＂的不同组合。概括起来,巩固与深化两岸互信的动力来源体现在以下三个关键因素：对历史与现状的反思、相互依存的利益联结以及共同价值与规范的培育与形塑。而增进和深化两岸的相互信任,除了两岸基于理性选择增强双方的利益联结之外,还可从增进合作型信任关系、构建＂积极信任＂机制以及开展社会心理建设等入手。     

非营利组织合作网络及其联结机制

非营利组织合作网络是非营利组织合作的一种必然趋势,藉由“交换”的行动,实现组织资源的联结和积聚。面对复杂动态的社会环境以及社会需求的多样化,非营利组织合作网络具有防范决策风险,促进服务创新和知识传播,提升组织能力,降低服务传输成本,提升服务品质及增进社区资源整合等功能。非营利组织合作网络并非自然形成,其成功联结的机制包括共识机制、信任机制,赏罚机制及声望机制。     

加拿大环境治理中的跨部门合作及其借鉴

跨部门合作是加拿大富有特色和成效的环境治理方式。环境治理跨部门合作的实践与经验,主要体现在跨部门合作中的理事会机制、跨部门合作基于共识决策与尊重各方利益、以行政协议为依托、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跨部门合作等方面。我国借鉴加拿大环境治理跨部门合作的做法,主要是建立跨部门或跨地区环境合作机制,建立环境合作治理的机构,重视非政府组织参与环境治理,发挥环境合作协议的激励约束功能。     

社会合作：现代社会治理的最大难题

王道勇在2014年3月3日《学习时报》撰文指出，现代社会治理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合作。人类历史发展历程中共出现了三种社会合作形式：自发性社会合作是人类基于情感和共同生活体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原初性合作；自觉性社会合作是人类基于理性判断和自利目的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现代社会合作形式；     

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关系构建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政府与社会组织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两大主体,两者之间合作关系的成熟与完善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改革开放以来,尽管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为我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关系的构建提供了动力,推动合作关系初步形成,但这种关系仍面临着由双方性质、结构、财政来源以及文化上的差异所带来的诸多挑战。应对这些挑战的主要对策就是求同存异,采用确定共同的目标、建立相关的组织机构和创新合作机制等方法,为在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构建稳定、持久的合作关系提供保障。     

地方政府跨部门知识共享不足的成因与促进策略研究

日益复杂的社会治理问题越来越需要政府多个部门的合作治理,这要求其寻求与之相适应的理念、技术、工具和战略。基于知识治理观,跨部门知识共享可促进政策协同,能产生更具创新性的工作方法和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是提升公共事务的跨部门合作治理能力的重要手段和工具。理念匮乏、机制不完善、技术平台建设不足和战略规划缺失,是导致跨部门知识共享不足的主要成因,唯有树立理念、健全机制、加强顶层规划和注重技术平台建设等方面协同发展,才能有效促进地方政府跨部门知识共享,推动复杂公共事务在多部门间的合作治理。     

目标锚定与借力而为：社会组织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行动过程研究

本文在借鉴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基础上，立足于社会组织的视角，从“目标锚定”和“借力而为”两个方面提出了社会组织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巧治理”分析框架。通过对C组织“为电商平台‘去毒’”的案例分析，发现：社会组织为了克服其“弱位劣势”，一方面倾向于“摘容易得到的果实”，通过基于责任源头、网络结构和组织声誉的理性判断，使其能够更好地精准定位行动对象、降低行动成本和提升行动预期；另一方面，在行动过程中善于实现组织内在禀赋与外部资源的平衡，有效地借用政策契机和整合各方主体的力量，“以小撬大”来提升其影响力。研究不仅有效地拓展了组织行动的张力和可能性，也为跨部门合作中的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提供了政策启示。     

诠释社区场域的政社合作：绩效式授权与取信式参与——基于结构二重性视角的行动-结构分析

绩效式授权与取信式参与是社区场域中政社合作关键现象。既有制度理论研究尚未从结构能动性层面解构政社合作关系特征，故引入“结构二重性”视角，提出社区二重性结构中存在着绩效式授权与取信式参与的政社合作。深究其里，发现政社合作缘起于理性化、反思性以及合作动机作用，从而实现结构改造；政社合作动力机制在于时空因素促使政社双方以展示互惠善意的方式合作，从而以最小交易成本满足双方发展目标；政社合作特质表现为行政层级制驱使政府压力传导、实用主义思维作用项目绩效依赖，以及社会组织在“管家”角色中产生的取信导向。作为理性行动者，政府与社会组织形成“施压-取信”合作机理。政府间接实践自身对结构改造的同时，社会组织也在积极寻求自主行动空间。因此，绩效式授权与取信式参与将会在社区场域中长期存在并不断演化。这就为社区政社合作现象提供了新的理论解读和现实思考。     

民主治理：艾滋病防控模式转型的选择

社会发展进程中导致艾滋病传播的社会因素广泛存在，使传统艾滋病防控模式面临新的挑战。民主治理以其跨部门多元行为主体、共同的目标取向、多元网络权力结构、公民社会运作的优势，成为社会艾滋病防控模式变革的必然途径。国外民主治理的成功运作充分证明要实现艾滋病防控的千年发展目标，必须建立民主治理反应系统，并构建全球化的合作机制，促进合作运行保障机制的完善，加强公民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发挥其在防艾中应有的重要作用。     

公共安全合作网络治理的结构与形式

公共安全服务的合作网络是包含多重联结的多个节点的结构(这些节点包括官方与非官方的安全服务的机构与组织)。为了实现共同的公共安全利益目标,不同节点之间构成相互依赖、平等协商、竞争且合作的联结关系。合作网络运作过程中,多元行动者之间的府际协作网络(110社会联动、区域警务协议等),公私伙伴关系(治安合同承包、特许经营、政府补助等),以及社会间合作网络(安全志愿服务、自我服务等)为三种主要合作网络形式。政府作为公共安全合作网络治理的核心主体,在复杂网络中扮演着"促网者"与"结网者"的重要角色,政府以外的多元社会主体作为辅警力量,通过平等协商、互利互信的行动共同维护着公共安全环境。     

粤桂合作诺写新篇章

广东和广西山水相连、人缘相亲、人文相近，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和紧密的互利合作关系。广东和广西充分利用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和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平台，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创新合作机制，拓宽合作领域，提升合作层次，建立两省区经济、社会、文化全方位更紧密合作关系，共同构建互利共赢的合作与发展新格局。     

融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实践省思

社会治理数字化是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引擎,然而,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实践存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冲突与失衡的问题。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失衡容易引发数字鸿沟、数字孤岛、信任赤字和数字安全隐患等问题。因此,应探索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社会治理数字化实践中的耦合关系,有效回应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实践议题。把数字公平、数字协同、数字信任和数字安全等价值理性要素作为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实践遵循,通过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构建社会治理部门的数字化协同机制,强化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的认同机制,夯实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安全底座”等举措,全方位推动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双向奔赴”。     

构建和谐海南要大力发挥社会组织作用

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市场、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是互补的关系，社会组织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力量。改革开放以来，海南社会组织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发展，目前全省各类民间组织已发展到2000多个，已经完全融入经济社会和行业发展的过程之中，成为市场经济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行业经济信息的提供者、企业间竞争与合作的协调者、市场秩序和企业利益的维护者、     

“情感”捆绑“交换”：虚拟趣缘社区中的女性青年交换行为研究

近年来，各大虚拟趣缘社区快速成为女性青年交换行为的主要场域，在这些线上交换行为之中，悄然萌生了与费孝通指向的“去人情化”分殊的情感与理性的交融关系。这样的嵌合看似构成了消费领域的反资本逻辑，然而，情感与熟人因素的介入实则可能暗含了新的权力结构。本文以女性青年消费主导的时尚类虚拟趣缘社区为例，通过对20位受访者的深度访谈与6个网络社群的网络民族志研究，深入探讨虚拟趣缘社区及其中交换行为的秩序。研究发现，在虚拟趣缘社区下形成了在信任、趣味、工具三重关系和情感、理性两重倾向下的不同交换逻辑，交换逻辑代替“买卖”成为群体分野的关键要素。群体分野造就了社群结构，情感作为结构权力的一部分不断隐藏和矮化工具理性，造成了社群关系的不平等与对成员合理利益诉求的侵蚀。     

合作与互动：上海浦东新区构建新型政社关系考察

构建新型政社合作关系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建构新的政社合作关系与互动机制有赖于社会的独立、自治，“大社会”体系的形成，有赖于多元治理主体的出现，有赖于公众的积极参与。近年来，上海浦东新区在大力发展民间组织，培育“大社会”体系；推进政府管理职能的社会化，形成“多元主体”的社会治理格局；探索社会化决策方式，推进公众广泛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率先形成了“政社合作，政社互动”的新型关系。     

合作的解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执行过程的政社关系

政府购买服务构建了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场景”。然而,为什么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执行过程中政社合作关系经过“解构”迈向了多元复杂类型？基于项目执行过程的微观情境,本文提出了政社关系演化的“政绩共享-资源庇护”解释框架,案例比较分析发现：第一,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处于“非对称性依赖”格局,基层政府因其在地化的资源动员能力主导了政社合作的“解构”过程。第二,理性的基层政府权衡政绩共享收益和资源庇护责任之后确定了政社合作的“重构”方向,即合作、俘获、限制、替代等多元化关系类型。进一步分析发现,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资源动员能力决定其互动关系走向,政府主导的“资源的权力网络”使得政社关系转向了“合作的解构”。研究结论为理解政社关系提供了全新视角,对于推动政社合作供给公共服务具有政策启示。     

大数据背景下政府信息资源共享问题研究

作为大量权威统计数据资源的掌握者,政府应最大限度发挥信息资源价值、辅助提高政府决策水平。然而,政府信息资源跨部门共享面临部门条块分割、缺乏统一管理部门、数据标准不统一等诸多障碍。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提高政府数据共享及分析能力并有效支持决策带来了机遇,通过建立国家统一的大数据平台、加强顶层设计、树立伙伴型部门间关系、建立部门间合作信任机制等渠道,将有助于建立基于大数据技术的政府信息资源跨部门共享机制。     

企业本质：协作生产性与契约交易性的合作机制

本文在对现有关于企业本质问题的文献进行考察与评述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趋于古典的企业本质论点。即将企业视为一种基于要素使用权交易的生产性合作组织,其本质上是一种创造和分享合作盈余的有效机制。这种机制首先表现为一种协作生产性组织,通过这种组织,旨在追求企业合作盈余的最大化;其次,这种机制是一种要素使用权交易契约的联结,其目的在于追求企业交易成本的最小化。协作生产性与契约交易性共同构成企业的本质。     

海峡两岸警务合作的经济学评析

海峡两岸警务合作缘起于跨海峡互涉犯罪的蔓延及单方面治理的困境。两岸警方应本着“经济理性”，根据先易后难、求同存异的原则，着眼建构联系、重点打击，兼顾平衡政治需求与社会效应而展开刑事司法互助。当务之急，双方警务部门应以互利共赢为目标，通过建章立制、规范内部，联合经营、优化外界，努力推进并深化两岸警务合作。     

激励失衡、多权威中心与基层跨部门协作困境——基于X县的治砂案例北大核心CSSCI

组织专业化分工与跨部门协作困境所形成的“管理悖论”是公共管理研究的经典议题。基于制度激励与势能结构的分析框架以及一个治砂案例,文章试图解释横向跨部门协作困境的形成逻辑。研究发现,奖惩错配下的激励失衡与多权威中心的势能结构分别构成了横向跨部门协作困境的激励和能力基础。具体而言,现行考核制度对协作部门选择性激励的忽视以及问责容错制度下的惩恕失衡,共同塑造了跨部门协作激励中的“奖惩错配”。这种错配弱化了协作部门的行为激励,却强化了协作部门基于风险感知的“不出事逻辑”。而部门间的专业化壁垒和实际控制权,目标利益的独立性和竞争性型构了行政系统内部势能相对均衡的多权威中心,进而强化了协作方消极协作的博弈能力。除了高位介入构建跨部门协调组织之外,围绕“做对激励”,降低“风险感知”,实现“整体智治”的制度改革和政府转型是解决跨部门协同困境的可能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