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共同诉讼之探讨

普通共同诉讼和必要共同诉讼是共同诉讼制度的两种基本形式。由于我国民事诉讼立法之初，对共同诉讼制度缺乏深入的研究，加之司法实践的不断发展，该制度所存在的问题日益突出，本文从普通共同诉讼的成立条件和普通共同诉讼人之间的关系出发，结合外国普通共同诉讼的理论研究作了一些探讨。     

论必要共同诉讼制度在我国的完善

我国民事诉讼法将必要的共同诉讼界定为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中诉讼标的必须是共同的,法院应当合并审理,并且做出同一的判决的诉讼.该诉讼形式来源于大陆法系中固有必要共同诉讼理论,但并没有包括类似的必要诉讼,这就导致了我国的必要诉讼制度在理论上和实务上的缺陷.通过分析我国必要共同诉讼制度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几点完善建议.     

台湾地区民事诉讼当事人制度述评

民事诉讼当事人制度包括主体资格与诉讼形式两方面。台湾地区民事诉讼主体资格制度从三方面实现了民事诉讼主体与民事权利主体的有限分离，值得大陆借鉴；诉讼形式制度中关于必要共同诉讼的分类、关于类似必要共同诉讼与从诉讼参加之关系的界定，颇具启发价值。台湾民诉法还规定了诉讼能力与法定代理、主体资格欠缺及救济、选定当事人等制度，其当事人制度已构成较完备的体系。     

类似的必要共同诉讼：厘清与借鉴

我国许多学者针对连带债诉讼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倡导建立类似的必要共同诉讼制度。但在德国和日本，连带债务案件r般按照普通共同诉讼处理。基于这种认识误区，有必要对国外共同诉讼理论进行更为细致的研究，精确地厘清其概念、范围及适用情形。通过对制度的厘清及比较分析，消除理论误区，为我国共同诉讼制度的完善提供有益参考。     

论公司法上补充责任的共同诉讼形态——以类似必要共同诉讼为出发点

补充责任的共同诉讼形态一直是理论争议的焦点,而将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合一确定的范围扩及逻辑上有合一确定必要之情形,有助于该问题的解决。类似必要共同诉讼适用范围之扩张,使其不再局限于诉讼标的同一,以既判力扩张为合一确定判断标准的观点也应得到修正。在债权人先单独起诉股东时,因具备逻辑上合一确定之必要而应赋予债权人追加公司参与诉讼的权利。公司、股东作为共同诉讼人,对债权债务这一基础事实所采取的有利诉讼行为及于全体,所有不利诉讼行为仅及于自己。     

完善代表人诉讼制度的若干思考

代表人诉讼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特有的处理群体纠纷的诉讼程序制度 ,它指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 ,从中选出数人作为代表进行的诉讼。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的立法 ,内容上略欠充实和明确 ;限制代表人实体处分权的落实比较困难 ,不利于代表人充分履行职责 ,造成诉讼拖延和司法资源浪费 ;代表人一方承担举证责任有欠合理。为此建议 :在民事诉讼法典中对代表人诉讼作出更加完备明确的规定 ;赋予代表人必要的实体处分权 ;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     

论我国被追诉人速审权之构建——以轻罪案件为视域

不同诉讼模式下,被追诉人速审权之规定不尽相同,权利保障亦有差异。我国并无直接关于被追诉人速审权之规定,但诉讼经济的理念却渗透在法律文本和司法实践中。构建我国被追诉人尤其是轻罪案件被追诉人之速审权,可以诉讼经济为理论支撑,以当事人主义模式下的美国和职权主义模式下的德国被追诉人速审权之规定为借镜,以此确定未来一定时期内我国刑事程序的改革思路。     

浅析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制度

随着刑事法律的改革,专家辅助人制度逐渐走进公众视野。能够获得专家辅助人的帮助,是当事人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特别是对在证据审查判断中存在专业疑难的案件,这种主体的诉讼参与及其提出的诉讼意见,对司法机关查清案情、特别是审判机关作出公正裁决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但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该制度的规定简单且不明确,给司法实践带来不便。因此有必要对该制度做相应的补充,以促使其完善。     

共同被告人诉讼权利新辨

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是指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依法享有的各种权利的总称。共同犯罪诉讼程序由于被追诉人的复数性和诉讼客体的牵连性以及诉讼行为的关联性等特点,各共同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共同被告人享有与共犯证人对质的权利、请求分离诉讼的权利、接受法律援助的权利和请求其他辩方开示证据的权利。为此,刑事诉讼立法应当对这些权利作出明确完备的规定。     

论我国民事审前准备程序的重构

审前程序是当今各国民事诉讼法中共同规定的一项程序,它内含着整理争点、收集并固定证据、促进和解等功能。为了实现诉讼公正和提高诉讼效率,在修改我国民事诉讼法时,应对审前准备程序给予特别关注,并对与之有关的若干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纳税人诉讼举证责任研析

纳税人诉讼，简单地说，就是一种为监督和纠正政府违法的财政行为，允许纳税人向法院起诉的公益诉讼制度。《行政诉讼法》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纳税人诉讼的起诉对象是行政机关违法的财政行为，如何合理设定原被告之间的举证责任以达到最佳诉讼效果？鉴于公益诉讼的性质，有必要设置一种有别于传统行政诉讼举证规则的制度规定。     

股东代表诉讼当事人制度研究

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是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公司治理、保护中小股东利益和公司利益的重要保障。当事人制度是股东代表诉讼的基石,当事人法律地位设置是否合理、严密,直接关系到该制度功能的发挥。我国2005年10月新修改的公司法设立了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并对提起代表诉讼的原告和被告的范围做了明确的规定,但我国新公司法对公司及其他股东的诉讼地位却没有做出规定,因此,在股东公司代表诉讼中公司其他股东究竟处于何种地位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论民事举证责任的分配

平等民事主体间发生的财产关系纠纷、人身关系纠纷 ,常常要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来解决。在诉讼过程中 ,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 ,是否需要提供证据来支持 ,以及提供什么证据来支持 ,取决于民事举证责任的分配体系。我国民事举证责任分配由实体法和诉讼法共同规定 ,除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解释外 ,民法和相关的特别法中也有规定。     

共同诉讼制度的缘起与价值分析

共同诉讼是一个原告和一个被告单独进行诉讼相应的复数诉讼形式。民事诉讼的价值取向是对实现民事诉讼的目的、方式、手段和过程的要求,及价值取向为公正、效率、和秩序。这种价值实际表现为有利于防止实践中法院为了执行方便而乱列共同诉讼人、滥科连带责任的现象;另一方面,有助于当事人借助于共同诉讼处理纠纷,充分发挥共同诉讼制度,排除纠纷的功能。     

论民事举证责任的分配

平等民事主体间发生的财产关系纠纷、人身关系纠纷,常常要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来解决.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是否需要提供证据来支持,以及提供什么证据来支持,取决于民事举证责任的分配体系.我国民事举证责任分配由实体法和诉讼法共同规定,除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解释外,民法和相关的特别法中也有规定.     

被告人诉讼能力初探——以美国法为中心的考察

诉讼能力的具备是被告人作为主体参与诉讼的前提条件,对于刑事审判具有重大的法律意义.美国于1960年通过判例率先确立了界定被告人诉讼能力的“达斯卡标准”,并在被告人诉讼能力是否具有多元性及相关程序问题上讨论激烈,形成了一系列富有见地的成果.反观我国,在被告人诉讼能力的问题上,虽然2012年刑诉法修改有所进展,但其立法仍显落后,且学界也鲜有人探讨.因此,有必要通过进一步的法律解释补充和完善被告人诉讼能力的相关规定.     

当代中国诉讼信任的实然缺失及其成因

在社会转型进程中,信任的缺失已经渗透并危及到了诉讼制度领域,中国民事诉讼信任的缺失突出体现为:民事主体之间的不信任转移为诉讼当事人之间的不信任;诉讼当事人对司法公正的不信任颠覆着公众对诉讼制度的信心;当事人与诉讼代理人、当事人与证人之间的信任关系难以维系;诉讼当事人对实体法和程序法本身正当性缺乏信任。造成我国民事诉讼信任缺失的原因可以从我国法律文化传统、民族心理习惯、法治的现状,甚至法学理论等角度来剖析,应该从制度的保障、观念的养成以及舆论道德的监督等多方面进行治理。     

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应设专章规定诉讼参与人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没有专门章节或单独条文规定诉讼参与人,与我国民事诉讼法典和行政诉讼法典都设专章规定诉讼参与人相比,这很不协调.我国刑事诉讼法典再修改时应该用专章规定诉讼参与人,突出诉讼参与人的地位和作用.     

房屋拆迁诉讼中利害关系人的第三人资格

房屋拆迁诉讼中利害关系人的第三人资格是行政诉讼中具有争议性的问题。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对行政诉讼第三人规定的概括性,使得法院在拆迁诉讼中对第三人范围的判定具有较大裁量权。综合拆迁案例与相关学说,以利害关系人的法上利益或与法上权利密切相关的利益为限;对因拆迁所生的反射性利益持适当保护的态度,以反射性利益的保护标准为例探求该类型案件所要保护的利益标准;扩展利害关系人与拆迁诉讼的连接点,使其符合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的精神;在案件立案阶段对申请参与诉讼的第三人进行形式审查,将与诉讼当事人实质是民事争议关系的第三人排除在外,是将利害关系人纳入本诉的程序内容。     

进一步完善刑事诉讼告知制度

在我国刑事诉讼理论中 ,有必要专门确立刑事诉讼告知制度。刑事诉讼告知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和约束力 ,有关法律条文已有一些规定 ,它的确立有其法律依据 ,而且它有利于确保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得以实现 ,有利于提高司法机关及其办案人员的主动告知意识 ,有利于贯彻落实“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刑事诉讼告知制度的有关法律规定尚有不足之处 ,应该加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