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黔东南少数民族村寨传统体育文化的旅游开发

少数民族村寨有丰富的传统体育文化资源,大多具有娱乐性、参与性、趣味性、健身性、竞技性等特点,是开展文化体验旅游的重要资源和载体。文章分析了黔东南民族村寨传统体育项目的特点及其开发意义,并就如何开发民族旅游村寨传统体育文化以促进文化体验旅游进行了探讨。文章指出,加强民族村寨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突出特色和优势,因地制宜选择体验项目,实施一村一品开发策略,精心设计体验项目和产品,形成主客互动参与的激励机制,加快传统体育旅游商品的开发,是促进民族村寨旅游多样化发展的有效措施。     

试论贵州民族村寨的文化性格

民族村寨是贵州各民族文化的基本单元,通过它表现出来的各种民族事象,都是村寨文化性格的展示。贵州民族村寨文化性格包括:人与自然的亲和、天人和一的时空意识;淡于宗教、浓于伦理的文化传统;亲地倾向与木、石、竹的依恋情结;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执着与固守等。贵州民族村寨的研究需从基础做起,包括为专项研究课题立项,开展深入调研,绘制贵州民族村寨地理分布图与文化分布图,对其历史价值、文化属性、社会地位、世界意义等进行论证,就贵州民族村寨在当前的生存、保护、发展、利用等问题展开专题研究。     

“复活”在村寨

正历史复活在现实之中的那种美轮美奂的感觉,只有在充分尊重民族文化内容的前提下,置身于几近原生态的保护中,才会奇妙地感觉到。笔者到边疆挂职,有幸到很多民族村寨调研,得以了解少数民族村寨的发展现状。和我梦想中的村寨不同,很多少数民族村寨传统民居荡然无存,让我十分失望。一个民族的形成,与其生存特点、文化不无关系。文化代表与之相应的语言、文字、居所、服饰和交往伦理。在     

少数民族村寨疾病治疗的人类学研究

一、少数民族村寨求医行为 目前少数民族村寨处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交融共存时期,人们所处的多元的社会文化环境,对健康与疾病的理解有不同的层次,因此存在着多种治病方式和求医行为,即自然医疗、拟人医疗和现代医疗体系共存于少数民族村寨.人们的求医行为具有多样性,自然医疗、拟人医疗和现代医疗三种医疗体系共存于少数民族社会生活之中,这一特点成为我们了解少数民族医疗文化的一条主线,这三种医疗体系的多元共存与互补的格局,从不同方面满足了人们治疗疾病的需求.     

乡村文化产业:云南民族村寨经济转型的新动力

云南民族村寨的自然地理、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等条件,决定了除工业化发展道路之外,还需要有其他的发展方式来解决资金及技术都严重不足的经济发展问题.实践证明,培育和发展乡村文化产业,是促进云南部分少数民族村寨完善发展要素和转变经济形态的一种新动力.乡村文化产业是文化生产力在乡村两级行政区域空间上的业态呈现,是乡村文化要素再生产与休闲消费需求互动交换的产业化,是乡村与城市社会交往行为的经济表达,是民族传统文化符号及文化消费主义在经济场域中的际遇、交融与再现.     

近二十年来贵州少数民族村寨聚落研究综述

从贵州少数民族村寨聚落的建筑结构与空间布局、装饰、美学价值、地域特征、文化内涵和开发保护研究等诸多方面综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贵州少数民族村寨聚落的研究成果,同时对今后的研究方向进行了探讨。     

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综论

文化传承与文化保护主义者所提倡的静态保护不同,它强调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发展民族经济的同时也传承和发展民族文化。民族传统文化是少数民族村寨发挥比较优势、发展旅游经济、通向现代性的重要依托。     

文化经济背景下的民族村寨旅游开发

作为一类特殊社区,民族村寨的旅游开发肩负着脱贫致富与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双重使命。顺应“文化经济”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充分体现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义,在确立民族村寨旅游开发基本理念和目标的基础上,从立法保障、制度建设、促进参与、财政刺激、教育培训、监控评价等方面,实现民族村寨旅游合理开发,促进乡村社会的和谐发展。     

民族村寨村规民约“异化”及与国家法调适———基于元阳梯田核心区村规民约的分析

摘要：村规民约是乡村社会自发产生的公共性规则,但实践中,地方公权力机构主导推动民族村寨制定带有明显国家法特征的村规民约,体现了公权力加强对民族村寨的控制,以及民族传统法律文化某种程度的消退。在发展旅游经济的背景下,元阳哈尼梯田核心区内部存在着公权力与民族村寨、国家法与传统民族法律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协调上述关系及推动国家法在民族乡村实施的过程中,需要把握国家法与体现民族传统法律文化价值的村规民约之间的界限,尊重民族村寨固有社会规范体系及思想文化的自主性,改进国家法的实施方式。     

少数民族村寨旅游文化软实力提升路径研究——基于对贵州肇兴侗寨的田野调查

肇兴侗寨具有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具有良好的旅游文化软实力发展基础，但在旅游文化软实力发展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包括传统文化受到现代文化的冲击、地方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矛盾突出等。针对肇兴侗寨旅游文化软实力发展中存在的典型问题，研究构建出五点少数民族村寨旅游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路径。     

重民生 办实事

广西自治区临桂县委；统战部充分利用民族发展资金，建设民族乡民生基础工程，去年共投入90多万元修建人畜饮水工程、少数民族村寨防火工程，解决了该县偏远少数民族村寨多年用水难的问题。     

民族村寨文化的现代建构逻辑

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村寨文化变迁呈现出复杂多元的发展态势,但这种变迁绝不仅仅是民族传统文化事象的变异或流失,它还包括了传统的"地方性知识"的复兴、重组和再建构.现代性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颠覆乡土传统的生存空间,民族村寨文化也不会自动终止或彻底放弃自身固有的文化调适与更新机制,一味被动地接受现代化力量的消解和改造.地方性知识与现代性诉求之间始终存在着强大的张力,民族村寨文化的现代建构逻辑将引导其"小传统"逐步走向现代性.     

民族村寨文化的复兴历程——以云南石林月湖村撒尼文化变迁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的20余年,是少数民族村寨文化受到现代化冲击最为迅猛的时期,民族村寨文化在这一时期先后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复兴与重构。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是族群内部自下而上的自发性文化复兴,90年代至今仍在继续的则是“他者”介入后自上而下的引导性文化建构。从本质上看,这两次村寨文化复兴都是民族文化持有者对现代性语境下的族群身份、文化归属、自我认同等所进行的努力与追求。     

民俗新春

<正>城市化进程改变了我们过年的形式,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符号,如今的春节,融合了诸多的时尚元素,演绎着一番新的景象。而在广西这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在许多少数民族村寨、村镇集市,     

民族文化资本化与民族村寨社会转型——以云南为例

云南省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为民族文化资本化和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从总体上看,众多的少数民族人口和丰富的民族文化主要聚集于广大的村寨之中.在乡村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独具特色的民族村寨文化成为了重要的文化资本,在这些文化资本实现其价值的过程中,民族村寨的经济也开始逐步转型,并进而对民族村寨的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民族村案文化教育传承的法人类学因素考量——以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为例

功能论者认为教育传承对于民族村寨文化传承具有社会高度的整合与稳定作用,强调传统文化的保持、文化认同感的形成及传统文化的再生产在维持社会结构稳定与族裔文化续存中的关联性。法人类学对民族村寨文化教育传承的解释包含了民族村寨文化赖以存在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系统分析,这种集情境逻辑、解释和说明为一体的研究体系对情境化下法律制度的构建提供了开放的视角。     

文化形态时空叠合的生成逻辑及其困境——以贵州省黔东南地区民族村寨为例

通过对贵州省黔东南地区民族村寨的调查,发现村寨的文化形态呈现出时空叠合现象。这一现象的生成是旅游者所持的经济资本权力及其裹挟下的地方政治权力对民族生态空间形态再造的意识与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旅游者对风险感知的意识在空间实践上共同作用的结果,反映出少数民族传统社会对于现代社会而言是一种自觉且又无法自在离开、意欲而又怯于进入的风险社会。这一矛盾逻辑的实践是当下进行旅游开发的民族村寨所面临的最大发展困境。     

论我国少数民族传统设计著作权保护的条件北大核心CSSCI

传统设计是指传统部族或者传统社区在历史上对有关传统产品的图案、外形、结构或者通过其结合做出的、代代相传、反映其传统科学意识、审美意识和文化内涵的设计。我国少数民族具有丰富的传统设计,并遭致普遍盗用或者不正当利用。著作权法是我国少数民族传统设计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制度选项,但要求其满足客体、主体、独创性、实用性和艺术性等条件。我国少数民族传统设计很难满足上述条件,故需要对其进行一定的修改和调适,如把实用艺术作品直接纳入保护范围、对实用艺术作品的制作方式不做限制、对物理上可分离的实用艺术作品也予以保护、把传承或者保有有关传统设计的以最近传承人为核心的少数民族村寨或者社区或者国家界定为权利主体、把传统设计视为由包括具体传承人在内的我国有关少数民族村寨或者社区创作完成、直接确认我国少数民族传统设计满足实用性和艺术性的要求等。     

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空间分布格局研究

中国少数民族村寨具有独特的文化、美学、经济和社会价值。自2013年国家民委公布了首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名单以后,2017年又评选出第二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通过空间分析法对两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进行省际、区际及族际的定量与定性考察,认为当前特色民族村寨主要集中在西南、华中、华南三大区域,基本呈西南多、东北少的不均衡分布格局。     

少数民族村寨社区管理资源的利用与整合——以云南红河哈尼族村寨社区管理中二元结构形式为例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村寨社区管理中存在一种二元结构的形式,一是在乡镇政府机构领导下的党团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二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各种民间组织,后者是边疆少数民族村寨解决矛盾纠纷、维护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不可替代的本土资源。充分利用与整合这些资源,对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和谐稳定及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对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继承与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