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腹滇喉”前记

穿洞里的＂亚洲文明之灯＂美国著名学者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一书中指出：＂早在旧石器时代,人类的城市文明生活方式就已萌动。＂在被称为＂黔腹滇喉＂的安顺,这种＂文明的萌动＂,最早可以追溯到1.6万年前。安顺以北26公里的普定县城郊,在一座孤山的山腰上有个石灰岩溶洞,因洞口南北对穿而得名＂穿洞＂。1979年以来,这里出土了人类完整头骨两件,各类石器两万余件,磨光骨器一千多件,还发现了1.8万件、十余种哺乳动物化石和多处用火遗迹——这说明,早在1.6万年前,古＂穿洞人＂就已经在这里繁衍生息。     

试论“六洞九洞”侗寨的世界文化价值

"六洞九洞"侗寨的世界文化价值在于:它们不仅展示出原真的民族建筑艺术,代表着侗族文化区的特色文化,是已经消逝的亚洲古百越民族文化特殊的见证,更对人类在未来社会生活中,应该创造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才是最佳、最具可持续性的选择有着发人深思的启迪。     

浅议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文化

正孝作为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伦理行为之一,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脍炙人口的"百善孝为先",正是古今对孝文化推崇的经典总结。本文拟以传统孝文化为切入点,就传统孝文化与当代孝文化之间的历史渊源及其在内涵与价值上的不同,谈一点个人看法。目的仅为在中华传统文化讨论异常炽热的今天,能从更多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有素的大家处,获得关于中华传统文化中孝文化的精辟见解。     

重视贵州新中国时期文物保护正当其时

文物的价值不仅仅在于供旅游观赏,它是我们的先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留给子孙后代的遗物、遗迹.用今天通行的说法,是人类社会的文化遗产.     

试论贵州民族村寨的文化性格

民族村寨是贵州各民族文化的基本单元,通过它表现出来的各种民族事象,都是村寨文化性格的展示。贵州民族村寨文化性格包括:人与自然的亲和、天人和一的时空意识;淡于宗教、浓于伦理的文化传统;亲地倾向与木、石、竹的依恋情结;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执着与固守等。贵州民族村寨的研究需从基础做起,包括为专项研究课题立项,开展深入调研,绘制贵州民族村寨地理分布图与文化分布图,对其历史价值、文化属性、社会地位、世界意义等进行论证,就贵州民族村寨在当前的生存、保护、发展、利用等问题展开专题研究。     

贵山之南 筑城记忆

从古夜郎属地到唐代矩州,从贵州城到顺元城,从要荒之地到成为西南重镇……上千年的时光里,贵阳缔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成长传奇。"人以其技艺创造了城市。"2000多年前,古罗马政治家瓦罗在《论农业》一书中,为城市的出现写下这样的注脚。贵阳,这贵州省会,从何而来,又将去向何方?当我们沿着时光之河一路漫溯,逐渐走进这座城市的记忆深处时,也许能够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浸润在社会生活中的贵州孝文化

正孝文化是东方文化的精髓,是数千年来儒家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孝文化浸润于贵州各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彰显出多彩贵州文化的丰富内涵。古往今来,人们常说"子不教,父之过"。《三字经》中的这句名言,虽让许多为人父者意识到了自己的职责,在家庭教育中加强了对子女的管理,但却有些偏重于将孝的形成归结于父辈对子女的言传身教与严苛要求,忽略了孝作为一种文化,它的传承更需要沃土的滋润——群体观念与价值取向的支撑、良好社会氛围的培育。     

明初卫所文化与西南民族地区社会

明代的卫所文化成为明初百余年间稳定西南民族地区政治局势,促进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提高社会生产力,推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力量;卫所文化丰富了当地的文化构成,拉开了明初百余年间西南民族文化变迁的序幕;促进了汉文化在西南民族地区的广泛传播;导致了西南民族地区古代城镇雏形的形成,为其后封建城镇的大规模兴建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浅议文物普查与经济互动——参与贵州“三普”工作的感悟

建国以来全国范围内的文物普查工作已经进行了三次。第一次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1956～1959年）,第二次在改革开放不久（1981-1989年）。两次文物普查都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因各种条件的限制,存在某些不足。笔者在省文物局领导的关心下,有幸参加了贵州省第三次文物普查（简称“三普”）后期阶段的工作，从中学习到了许多关于文物调查的知识，也越来越多地感悟到文物工作与当今的经济建设密不可分，两者问应存在一种互动关系。为此，拟从以下几方面谈点浅见。     

黔北历史文化三章

从战国秦汉到唐宋,历经两千多年的积累,在以今遵义市为中心的贵州乌江以北地区,形成了一个受巴蜀、荆楚文化较深影响的独特文化圈。这个文化圈里的文化,是介乎于长江上、中游之间,即巴蜀文化与楚湘文化交汇地区的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播州文化正是这种地域文化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