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澄之《田间诗学》考

钱澄之《田间诗学》从体例上看以＂《序》曰＂、＂《谱》曰＂、＂朱注＂为标注,将毛、郑、朱三家相提并论,择善而从;从阐释特点来看则以名物、训诂为阐释经文的基础,具有考据特点;阐释诗旨时以尊＂古序＂为立场,或申说《序》说,或据《序》说而另作发明,或对《序》说存疑,或直接否定《序》说对诗篇作文学解读。《田间诗学》的这些特点在清初汉学派的《诗经》研究中具有普遍性,它反映出了清初汉学派在治经方法上的进步。     

经典定义观照下的中英诗歌叙述特征——以《诗经》与《英格兰和苏格兰民谣》为例

经典诗歌定义对诗歌的创作和阐释具有指导作用。介绍了中西文学对诗歌的不同定义,并以《诗经》与《英格兰和苏格兰民谣》为例,对诗歌在经典定义的观照下所展示出的叙述特征而得出的结论:中诗重话语而轻故事,英诗则强调故事的完整性;中诗注重于静态叙事,而英诗则强调动态叙事。     

《诗谱》体式溯源及其对《诗经》历史叙事的构建

《诗谱》之前有大量谱体史书,郑玄对之进行借鉴并将“谱”这一形式运用到《诗经》的解读之中,创造出一种全新的解诗模式。“谱”在发展过程中有所分化,《诗谱》所继承的是原始意义上的谱。通过这一形式,《诗谱》在《毛诗序》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完备系统的历史叙事体系,大大提升了毛诗的理论建构。     

城邦文化的诗性阐释——论《诗经》中的都市诗歌

《诗经》产生于以城邑文明为基础的城邦文化时代,城市生活为当时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诗经》中的都市诗歌较全面反映了当时的城市生活。不仅如此,由于当时都市的政治性本质特征,《诗经》中的颂诗及大雅中的大部分也应视为与政治都市本质相适应的都市诗歌,从而使对文学的阐释与对整体历史发展的阐释具有一致性,较好地阐释黍离心态等系列诗歌文化现象。由于都市农业的存在,《诗经》中相当一部分农事描写有着都市背景。     

回归抑或转向：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特质

一次次新的现代主义文学的裂变．全面推动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时期的到来。在美国多元文化文学的舞台上,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叙事策略与传统的叙事方法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消解了传统的叙事模式．在叙事手段上追崇毁灭与创造并存：作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成为了美国新兴文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略论汉魏弃妇诗的局限性

汉魏文学中的弃妇诗，在为处于社会底层的广大妇女呐喊方面表现出来的进步性，有着积极而丰富的内涵，因此被历史评论家看好。然而，它毕竟是过去时代的产物，我们不可不看到它的局限性。弃妇诗起源甚古，早在诗经时代就有《氓》和《谷风》的咏叹，而浪漫主义伟大诗人屈原则加以引申，在《楚辞》中以男女喻君臣、以弃妇比逐臣，这一思路给后人极大的启迪。汉魏时人承部诗经》弃妇诗的“怨而不怒”的诗教传统，并循着屈原的思路，引申到社会政治方面，写出许多一唱三叹的弃妇诗，以寄托自身怀才不遇的哀怨，从而使弃妇诗的内涵扩大、韵味有致…     

先唐民间诗歌叙事传统概论

先唐民间诗歌叙事传统主要显现于《诗经·国风》与汉魏六朝尤其是两汉乐府之中。＂寄居＂是先唐民间诗歌叙事传统的主要存在方式。叙事的灵活与逐渐清晰的人物形象则是先唐民间诗歌叙事传统最为显著的特征。先唐民间诗歌叙事传统以其鲜活的文学力开启了中国古典诗歌叙事的大幕并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成为中国古典诗歌叙事进程中的重要一源。     

论《诗经》中战争诗的特征

本文分析归纳了《诗经》中战争诗的三大特征:以民族战争为题材;没有具体战斗场面的描写;反映崇德尚义、“胜残去杀”的战争思想。本文认为正是这三大特征奠定了《诗经》中战争诗在世界战争诗史乃至人类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     

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语境思维变革

20世纪西方文学研究的各个层次均引入语境理论,这一现象伴随着研究观念和思维方法的深层变革。文学话语层面注重语境的实践性和对话性,后期维特根斯坦借助语境寻求语言的意义,反拨逻辑语言观,巴赫金倾心于发掘文学作品与整个社会生活语境的关联,以及文学语言研究中语境间的对话。文学阐释层面侧重语境的时空性,伽达默尔通过树立解释主体的历史语境的价值而创立现代解释学,瑞恰兹则将文本语境的时空长度无限延长,从而让我们看到了文本解读的多义性。文学文体层面,各个语境主义文体学流派引入文本之外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信息,将文学话语与一般话语的文体研究打通,借助语境的开放性彻底打破了局限于文本内部的文本主义研究方式。     

先秦历史典籍中的《诗》文化现象

根据《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先秦历史典籍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周王室逐渐衰微,但传统尤其是文化传统的力量仍然是巨大的。周礼的核心是礼乐文化,而《诗》是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的人热衷于引诗、赋诗,形成了一种文化现象,其作用一是诉诸权威,二是显示博学,三是修饰,这三种作用都带有维持文化连续性的功能。因此引诗、赋诗现象在春秋时期得以不断发展,这样的文化继承传统也为《诗》的传播和阐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引诗、赋诗既是重要的文化交流方式,也反映了当时一种共同的文化倾向。     

文本·时间·阐释——新历史主义叙事阐释理论研究

新历史主义历史叙事理论，以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为掌门大橐，是新历史主义历史叙事理论的集大成。本文通过对新历史主义尤其是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理论的研究，对历史叙事中历史阐释的可能性、阐释层面和阐释模式进行解析，试图为史学和文学批评尤其是历史文学方面以叙事为主导的文学样式（如历史小说，咏史诗，叙事散文等）的历史解释寻找理论依据。     

论孔子对《诗》学礼化的开启

《诗》是西周礼乐制度的文学载体。作为儒家修身养性的经典教材，《诗》对礼的道德承载起于孔子。孔子是周礼的坚决维护者，他对《诗》的阐释一方面基于其“发乎于情”的文学特质，另一方面则基于《诗》中所蕴含的周礼精神。孔子在与弟子授诗、论诗的过程中，将《诗》之情自觉地引向“礼”之情，即通过对诗情的体味升华到对人的内在道德修养的要求。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孔子不仅开启了中国《诗》学阐释的先河，同时也打开了两汉《诗》学礼化之通路。     

“以意逆志”说发生论

春秋晚期之前的诗歌由于其诗、舞、乐一体、自足性的文本形态,以及当时的历史情境,使《诗经》的意义相对较稳定,但随着周王朝的分崩离析,诗、舞、乐一体也随之解体,面对只是文字文本的《诗经》,其阐释不可避免地趋向多元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孟子提出了“以意逆志”说。《诗经》之阐释方法也从“观志”到“逆志”发生了悄悄的变化,从而为中国古典阐释学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战国时期非儒家学派的《诗》学思想

战国时期非儒家的诸子各派都有各自不同的《诗》学思想和用《诗》态度。墨家将《诗》仅作为文献与史料,表现出理性的《诗》学观念;道家的《诗》学思想较复杂,他们追忆周代传统文化中的《诗》,而对旧法世传之史、邹鲁儒士和百家诸子的用《诗》则给以批判;法家对《诗》秉持直接反对和否定的态度;纵横家则表现出了明显地将《诗》作为格言警句来达到说服人主的功利心理。战国时期,出现了中国《诗经》学史上从未有过的《诗》学思想的分化状态,这也正是汉代学者在统一《诗》本、建立新的《诗》学体系上显得步履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代文学的欲望叙事与道德价值的困惑

文学作品是为了反映社会生活,社会生活必然包含社会道德伦理内容。当代文学作品中日嚣尘上的欲望叙事反映了处于转型期的社会在整体上对于道德价值的困惑。本文通过对文学作品与道德价值的关系的阐释,对理性主义叙事与道德价值认同和非理性主义叙事与道德价值消解的分析,以及对文学自身特殊的规律性的理解来剖析这一现实文学现象。     

论《诗经》与音乐的关系

《诗经》不仅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 ,在音乐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诗、乐、舞在产生之初是一体的、共生的。《诗经》保存了先秦音乐的大量原始材料。在西周的礼乐制度下 ,《诗》乐是作为雅乐的基本文化载体而存在的 ,“中和之美”是诗乐的精髓。随着的“礼崩乐坏”出现的“新声” ,是来自桑间濮上的世俗之乐 ,这与束缚于礼制的雅乐是有着天壤之别的。随着时代的发展 ,“新乐”的流行 ,《诗》的音乐性也就逐渐消失了。《诗》的辞义功能更重要了 ,成为一种纯粹的诗歌形式。《诗经》逐渐被纳入儒家的经典体系 ,背负起沉重的教化使命。     

孔子的诗教：《诗》教何以成为一种教化

《诗》是孔子所编订的文本之一，在后来儒家的传统中形成了一种“诗教”传统。在此就需要讨论一个问题，孔子的《诗》教何以成为一种教化。这里核心在于《诗》的本质与教化是否一致。教化是这样一个过程，即是化单一为普遍的过程。而就《诗》而言，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情”，即诗咏情；二是“言”，所谓“不学《诗》，无以言”；三是“思”，即是《诗经》中所蕴含的“微言大义”。在诗之“情”中，有作为单一物的“情欲”“情绪”，以及作为普遍物的真情。《诗》通过对情欲和情绪的扬弃，使学者对“天涯共此情”的真情进行把握，从而化掉了单一的方面，获得了普遍性的规定。就“言”的方面，《诗》通过优美的语言促使单一的对象从个体之域走向公共之域，成为普遍物。而“思”则是以“喻”的方式，主要是主体的领悟和阐释，使得“道”向主体自身敞开，这就使得处于幽暗的直接性之中的“道”走向了现实的普遍性，在主体的“思”中澄明和彰显。由此可以看出《诗》本身就具有教化的本质。     

孟子诗学述论

孟子所处的战国时期，卿大夫们赋诗言志的风气已经消歇，更加注重对《诗经》意义的探讨。孟子为了宣扬他心目中的王道和儒家思想，不仅强调《诗经》的历史价值和政治作用，并且提出了“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等诗学理论，对后人理解文学作品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在游说诸侯的过程中，孟子以《诗》证史，为自己的仁政学说提供让人信服的依据，《诗经》在孟子的手中成为了证成己说的权威文献根据。     

多元叙事视角下的《爱,友谊,追求,爱情,婚姻》

《爱,友谊,追求,爱情,婚姻》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丽丝·门罗的优秀短篇小说之一。她独具匠心的叙事技巧受到了文学评论家的广泛关注。从多元叙事的视角来看,该小说中采用了叙事聚焦的策略,在零聚焦叙述、内聚焦叙述和外聚焦叙述中灵活转变,又将三种叙事聚焦有机结合,互为辅助和补充,深刻地刻画了人物形象,心理活动和人物的性格特征,将小说的情节一步步推向高潮,小说的主题"爱,友谊,追求,爱情,婚姻"也得到了深刻的阐释,为读者奉献了一场精美的文学盛宴。     

从《诗》学到诗学——论孔颖达诗学阐释学思想

孔颖达《毛诗正义》统一了南北经学,在唐代政治与多元文化格局下,重振了儒家经学的政教传统,发掘了《诗》文本深厚内蕴,剥去历代对《诗》阐释的陈垢,并加以创新和超越,完成了《诗》学到诗学的转变,展示了极其丰富的阐释学思想,建构了自己的诗学思想体系,同时也表现了士大夫的审美理想和意识形态共存的二元结构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