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性别比失衡治理的制度整合

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原因与制度失调密切相关。具体言之,外在制度的不协调以及内在制度的文化堕距致使人们的生育意愿仍以男孩为主。因此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失衡,就需要从制度入手。这就需要发挥制度的奖惩功能;制度在制定、执行时应通盘考量;必须发展教育,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     

依法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

出生人口性别比是人口健康发展的“生态基础”，其正常值为103～107（活产男婴与女婴之比值）。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我国已成为全世界出生人口性别比最高、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目前全国处于婚期的男性已多于女性1800万，预计到2020年，20岁到45岁的男性将多出3000万人。我省属于全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前10个省份之一。     

顾秀莲同志在中央党校对建立妇女/性别研究和培训基地进行调研

2005年6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中国妇女研究会会长顾秀莲和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中国妇女研究会副会长陈秀榕等一行7人在中央党校就建立妇女研究培训基地工作开展调研。中央党校领导及有关部门负责人虞云耀、李君如、石泰峰、罗宗毅、徐伟新、     

新疆妇联举办"性别平等意识与决策主流"高层论坛

2006年2月24日,由新疆自治区妇联主办,新疆移动通信有限责任公司、福特基金会新疆高校女性学学科建设项目组协办的“性别平等意识与决策主流”高层论坛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此次论坛旨在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宣传“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提高新疆决策层的性别平等意识,促进性别意识进入决策主流,倡扬两性和谐发展,共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新疆。新疆自治区党委常委、纪检委书记、党委秘书长符强,新疆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蒋珊,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所长、中国妇女研究会秘书长谭琳教授,中央党校妇女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妇女研究会副秘书长…     

制度关联性视角下的出生性别比治理制度环境分析

作为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治理与其所处的社会制度环境存在密切关联。文章借助制度关联视角,试图从制度入手系统识别出生性别比失衡治理所处的制度环境,发现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根源和治理低效的主要原因,构建出生性别比治理与制度环境的关系模型,并运用内容分析法对制度环境中的具体制度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分析结果发现:现有出生性别比治理相关的社会制度环境中存在着与出生性别比失衡治理相协调的制度,这些制度充分体现了社会性别平等的视角,因而能够促进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治理。而同时,更多的制度缺乏性别平等视角,甚至部分制度环境与出生性别比失衡治理制度产生严重的互斥,导致出生性别比失衡治理整体的制度环境不尽人意并呈现低效的特征。     

转型期中国的社会性别与公共管理——"全国公共管理与社会性别论坛暨师资培训"综述

2007年8月1-4日,由中国妇女研究会和天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主办、福特基金会资助的"第二届全国公共管理与社会性别论坛暨师资培训"在天津大学举行.国内外多所院校的120名专家学者和中国妇女研究会、天津市妇联的领导以及福特基金会的项目官员等出席了本次会议.     

在"中国妇女参政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同志们: 乘着"两会"的春风,今天,中国妇女研究会在这里召开"中国妇女参政研讨会".我代表全国妇联书记处和中国妇女研究会向热心妇女参政研究的党政负责同志、妇联干部、专家学者以及社会各界人士表示崇高的敬意和热烈的欢迎,向中央组织部等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亲临研讨会表示衷心的感谢.     

解决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必须标本兼治

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出生性别比失衡最为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这将影响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政府及全社会共同行动。     

抓住机遇,扎实工作,发挥"四位一体"的妇女研究网络体系的优势,进一步开创妇女研究事业的新局面——在"妇女研究工作会议"暨二届三次理事会上的讲话

全国妇联和中国妇女研究会联合召开"妇女研究工作会议"暨中国妇女研究会二届三次理事会的任务是:深入贯彻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科学分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妇女研究事业发展带来的机遇,认真总结中国妇女"九大"以来推动妇女研究工作的经验,充分发挥"四位一体"的妇女研究网络体系的优势,进一步开创妇女研究事业的新局面,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努力奋斗.     

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威胁国家安全发展

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出生性别比失衡最为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这将影响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政府及全社会共同行动。     

中国县区级出生性别比治理的社会政策系统协调性分析

本研究采用政策系统协调性分析框架,对中国县区级出生性别比治理的社会政策系统协调性进行分析,揭示了目前县区级出生性别比治理相关社会政策系统中所存在的不协调问题。其中,系统内部不协调主要包括政策主体内部的不协调、政策客体内部的不协调以及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不协调;系统外部不协调主要包括本社会政策系统与其他政策系统之间的不协调,以及本政策系统与环境之间的不协调。     

男孩偏好与性别失衡：一个基于需求视角的理论分析框架

出生性别比失衡是在生育转变过程中、具有男孩偏好的国家和地区不可避免的一个社会人口现象,反映出在特定的文化模式下,女性个体利益与家庭和群体利益的矛盾、错位和冲突。本文从需求视角出发,阐述了男孩偏好赖以生存的基础,提出了基于需求视角缓解男孩偏好的初步设想。文中指出,群体层面性别差异的固化,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个体层次的人身安全、保障安全、地位安全、自我价值实现。为此,缓解出生性别比失衡必须缓解主体对儿子的需求,从易到难,由表及里,层层剥蚀,集中攻坚：首先找到需求的薄弱环节,并利用性别敏感的替代模式和替代物品来满足主体多方面的需求;然后整合力量,有效动摇儿子需求的根基,缓解男孩偏好,最终达到降低出生性别比的目的。     

中国农村人口出生性别比发展水平分析

出生性别比是人口性别年龄结构发展变化的自然基础。出生性别比失衡是中国人口问题面临的一个复杂、实际的深层次问题。依据历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由于农村较低的生产力水平和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的趋势仍未明显缓解。传统的生育文化是导致农村出生性别比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宽松的计划生育政策及执行是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关键因素,先进医疗技术的滥用甚至违法使用更加速了出生性别比的失衡状态,另外农村社会保障薄弱以及计划生育户的奖励幅度过低也是出生性别比偏高的主要原因。     

协调社会政策: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根本途径

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大范围偏高现象,已经成为中国人口在21世纪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也成为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隐患.众多政策措施的采取并未缓解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性别相关社会政策的不协调.协调社会政策、改善女性地位,是治理出生性别比问题的根本途径.     

男孩偏好与父权制的制度安排——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性别分析

出生性别比失衡是中国突出的社会问题,其背后与男孩偏好紧密相关。本文通过6个省的实证调查,揭示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根本原因是父权制的三大要素:一是从夫居的婚居制度,二是父子相承的财产继承制度,三是父子相传的姓氏继承制度。这3项制度不仅仅是历史,更是司空见惯的现实;不仅仅是文化观念,更是强制性的资源分配制度安排;不仅仅是家庭和村规民约的相互作用,更是政府的默认和法律的不作为。由此揭示中国当代社会性别制度的结构方式。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出生性别比失调问题研究

本文在对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出生性别比长期、重度、整体偏高的历史与现状描述的基础上,就其失调原因及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并结合调查就治理问题提出了建议,以期为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所需的良好人口安全环境构建提供积极的资政参考。     

西南民族地区出生性别比失调依法治理:实践、问题与建议

"依法治理"是西南民族地区在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调过程中的重要举措.在对西南民族地区出生性别比失调依法治理背景、实践进行论述的基础上,主要分析和讨论了依法治理在立法、执法上存在的问题,最后就依法治理相关对策进行了思考.     

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差异分析

本文把性别选择和生育政策作为影响出生性别比的两个主要因素,通过定量的方式分析了性别选择和生育政策各自对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越高,出生性别比就越偏高,两种生育政策下的出生性别比绝对差值就越大,相对差值较稳定。当性别选择率一定时,出生性别比本身值越高,两种生育政策下的出生性别比绝对差值就越大,相对差值也较稳定。     

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公共政策的赋权性分析——中国和韩国国家层面公共政策的比较

本文介绍了赋权的理念,阐述了赋权性别政策的概念及其特点,通过对中韩推动性别平等,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公共政策进行赋权性分析以及国家层面执行机制的比较,指出,增强政策的赋权性是值得中国重视的政策创新点。作者认为,应基于中国国情深刻理解赋权妇女的理念,并将其融入法律政策及实施过程之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赋权途径,并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农村青年生育性别偏好研究--基于湖北省8市16镇31村的调查

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已经成为了我国人口结构失衡的新问题,本文基于湖北省农村的实证研究认为,农村青年较之中年在家庭性别平等观念、对不同性别孩子的价值判断差异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形成了对生育男孩偏好呈现出弱化的趋势,这为根本解决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提供了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