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幼有所育”何以实现

中国历代都有明确的"及幼"、"慈幼"思想和施策。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幼有所育"上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时代的"幼有所育"应定位如下:家庭始终是婴幼儿最主要的照料主体和中心场域;社会服务是"幼有所育"的必要延伸;围绕家庭需求和"居家育教",形成"政府主导、市场主体、社会补充、社区依托"的服务机制;托育服务的总量供给和质量保障两手抓。为此,须夯实"幼有所育"的家庭基础;打造"幼有所育"公共服务体系;进行分类管理,提供精准服务;落实"幼有所育"的公共服务清单;从"幼有所育"出发,推动《儿童养育法》的出台。     

论新时代优良家风的历史溯源与主要意涵北大核心CSSCI

优良家风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元素,是维系公序良俗和国家凝聚力的精神力量,是新时代文化自信的映射,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也是优良民风、社风和党风的保障。新时代的优良家风包括立身之本、处世之道、伦理之则、价值之向四个维度,各维度又分别覆盖三个二级指标。作为形而上的意识形态,家风需要借助家教、家训、家规等具象载体而传扬。未来的家风研究既要加强对优良家风"元要素"和"源因素"的研讨,也应借助定量和质性研究方法,深入推进家风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从而使优良家风真正成为醇厚社会风气的奠基石。     

高等教育与女性初婚年龄：双路径的理论思考

教育成就与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甚至政治资本都密切相关；它既是自致性向上流动的主要阶梯与通道，也直接影响初婚年龄等婚姻行为。教育时间的延长必然挤占或缩短个体生命事件的其他时间。通过分析高等教育与女性初婚年龄之间的理论关联可以发现，教育经由相互纠缠的直接和间接双重路径形成校园禁闭、改变婚姻品味、降低婚姻收益而作用于初婚年龄。教育程度越高，初婚年龄也越高。这一理论发现可为理解中国人口婚育行为的转变提供一个补充视角。     

积极老龄化背景下老年人生产性资源开发利用研究北大核心CSSCI

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是实施国家人口均衡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然而,目前中国十分充裕且稳定的老年人力资源被大量闲置忽视,开发结构不均,开发维度单薄。在人口年龄结构巨变的时代背景下,突出"健康—参与—保障"三大支柱,真正消除"老年歧视",构建年龄友好的社会环境;有效健全法律法规,构建年龄包容的政策环境;系统联动多元主体,提供契合长者需求的服务环境;充分关照全体人群,构建城乡—性别平等的实践环境,激发老年人的生产潜能,释放"年龄平等红利"和"长寿红利",擘画新时代中国老年人生产性资源开发蓝图。     

贫困概念"元内核"的演进逻辑、认识误区与未来反思

"贫困"概念随时间的推移而愈加丰富:从"行而无资"、"居而无食"等 日常生活窘迫逐渐引申为精神和社会生活的困顿;既涉及"至无"(即绝对贫困),也关涉"少有"(即相对贫困).贫困的内涵和外延后被无限放大,多种要素杂糅并与贫困捆绑,引致对贫困的本元性要义及致贫原因与衍生后果模糊、贫困与能力剥夺等相关概念混淆、贫困的分析层次不清等问题,以"贫困"之名展开的研究也失去了对话的基础.后小康社会的贫困研究,必须注重辩明贫困的元内核,捋顺其分析层次、明确其度量指标,关照贫困的宽度、高度与深度,突出相对贫困和相对之绝对贫困,为新时代新起点上的减贫工作提供严谨科学的理论支撑.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维度建构与模式探讨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近年来政府和学界普遍关心的议题。以其基本内涵、演进过程和主要模式等本源性和学理性问题为出发点,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与"农民工市民化"的差别加以厘定,指出前者覆盖的人群具有多样性,而后者所指单一;提出市民化是客观与主观、个体与群体多面向的合体,具有公民资格、市民权利、行为模式和价值取向四个维度;市民化需经历脱域、并入和嵌入三个发展历程和伪市民化、半市民化和市民化三种主要模式;因"农村转移人口"表达的意涵更为自洽,建议将"农业转移人口"替换为"农村转移人口"。     

近20年中国人性别观念的变动趋势与特点分析

文章通过分析1990年、2000年、2010年三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纵向考察了近20年来中国人性别观念的变动趋势及特点。结果发现,性别观念总体上趋于现代与平等,但在社会分工与文化规制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差异,"男外女内"、"男主女从"等性别分工观念有向传统回归的趋势,而在子女姓氏及财产继承等文化规制方面则渐渐摆脱传统的桎梏。相比而言,城镇女性的性别观念更为现代,农村男性的性别观念更为保守;受教育程度、职业地位越高,性别观念越现代;但是,性别观念并未随经济的发展和收入的提高而得到相应的提升。     

男孩偏好与性别失衡：一个基于需求视角的理论分析框架

出生性别比失衡是在生育转变过程中、具有男孩偏好的国家和地区不可避免的一个社会人口现象,反映出在特定的文化模式下,女性个体利益与家庭和群体利益的矛盾、错位和冲突。本文从需求视角出发,阐述了男孩偏好赖以生存的基础,提出了基于需求视角缓解男孩偏好的初步设想。文中指出,群体层面性别差异的固化,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个体层次的人身安全、保障安全、地位安全、自我价值实现。为此,缓解出生性别比失衡必须缓解主体对儿子的需求,从易到难,由表及里,层层剥蚀,集中攻坚：首先找到需求的薄弱环节,并利用性别敏感的替代模式和替代物品来满足主体多方面的需求;然后整合力量,有效动摇儿子需求的根基,缓解男孩偏好,最终达到降低出生性别比的目的。     

“一孩半”生育政策的社会性别与社会政策视角分析

文章从社会性别和社会政策视角分析了"一孩半"生育政策出台的背景、目的、带来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途径。该政策在中国一半以上的人群中推行,对人们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政策与生俱来的性别"短视",也由于该政策与其他相关社会政策的不协调、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偏误以及配套措施的不完善等缘故,"一孩半"生育政策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和间接地与出生性别比的失衡相关。在传统的性别观念依旧强烈的广大农村地区,在人们尚不能平等对待男性和女性胎儿的情况下,在社会政策之间的协调性并不充分的前提下,推行"一孩半"生育政策姑息、纵容、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人们的性别偏好。解决这一问题应该从梳理、协调、配套相关政策出发,通过对生育政策的改革以及社会性别的宣传教育,进一步完善政策,从而真正达到推行生育政策增进性别平等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