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犯罪效用

犯罪行为作为主客体的辩证统一 ,决定了犯罪人在实施犯罪过程中 ,不仅要比较犯罪成本与犯罪收益的绝对高低 ,还要权衡自身犯罪需求、犯罪偏好以及犯罪欲望的主体满足程度 ,其追求的是最大犯罪效用的获得。由于犯罪人的需求多样性和心理钝化效应 ,致使犯罪边际效用呈现递减特征。从犯罪效用的视角 ,运用犯罪边际效用递减特性 ,可以对一般犯罪现象和犯罪规律作出较好的解释或说明 ,并折射出降低犯罪人的犯罪效用是遏制犯罪的根本途径。     

犯罪与遏制犯罪的经济学微观透视

犯罪及其遏制犯罪都是一种利益比较下的选择问题。成本与收益的比较是犯罪与遏制犯罪目标决策的共同思想。一方面,实施犯罪的理性犯罪人总是寻求各种方法来降低犯罪成本,提高犯罪效益;另一方面,遏制犯罪的社会“经济人”也应采取积极措施来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以降低社会遏制犯罪成本,提高社会遏制犯罪收益。     

对我国环境刑罚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为了遏制环境犯罪,很多国家的刑罚制度突破了传统刑罚观念的束缚,树立了恢复正义的理念,刑罚体系更加多元化,充分发挥了其预防功能和恢复环境的功能。我国环境刑罚制度观念滞后、刑罚制度不明确、刑罚手段单一,存在严重的缺陷。我国应该借鉴各国的立法经验,树立恢复正义的理念,对环境犯罪的罪与刑作进一步的解释和明确,改革罚金刑,构建多元化的刑罚体系,以实现有效遏制环境犯罪和恢复环境的双赢效果。     

从侦查实践角度看犯罪本体论问题

犯罪学对犯罪本质、犯罪原因等的本体论追求 ,是犯罪客体化的产物。这种追求是社会犯罪文化观的一种知识层面的表述 ,并不是犯罪学科学化的基础。从刑罚实践的历史进程看 ,犯罪作为刑罚实践的一个环节 ,构成了刑罚实践的手段 ,而不是脱离刑罚实践并与刑罚实践相对峙的外在的自在事实。因此 ,犯罪体现了刑罚实践的结构性特征 ,也体现了人类社会的结构性特征。     

流动人员违法犯罪管控探索

目前我国流动人员管理中漏管失控现象突出,被惩罚机率变小,犯罪成本降低,致使流动人员犯罪呈高发态势。基层公安机关应以系统论为支撑,大力整合社会资源,依托情报信息,建立全过程、动态化管控网络,构筑分类别、精确化打击体系,全面提升犯罪成本,遏制流动人员中犯罪高发势头。     

以犯罪时间机会成本视角论失业率与犯罪的关系

犯罪的成本—收益权衡一直是犯罪经济学解释个体犯罪的主要原因,传统的犯罪经济学侧重于强调犯罪的惩罚成本在潜在犯罪人犯罪决策中的主体地位,对犯罪的时间机会成本却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可通过建立有效的社区失业救济机制、促进失业人员就业、鼓励失业人员创业等途径提高犯罪时间机会成本,以降低失业人员犯罪案件数量。     

现代社会刑罚社会化的认识路径

在刑罚社会化过程中,对犯罪个体实施的刑罚措施是惩罚还是社会化,传统理论与实践认识的误区当前并没有得到厘清。从社会化因素认识犯罪个体犯罪行为,对犯罪个体实施社会化以使其重新回归社会,在现代社会逐步得到认同并形成一定的共识。因而从刑罚社会化过程来考察犯罪与刑罚问题符合现代社会发展与人类时代精神进步。     

经济犯罪的成本收益分析

从经济学角度看,经济犯罪也有成本收益问题,当犯罪的收益大于成本时,行为人就会去追求,反之就会放弃,经济犯罪人之所以选择犯罪,关键在于其预期成本低于犯罪收益;预防和控制经济犯罪要加大犯罪人的预期刑罚成本,提高刑罚的严厉性、确定性和及时性,同时要优化配置控制犯罪成本资源.     

论死刑的废除

死刑是人类应用最久的刑罚，具有极端的威慑作用，以达到预防犯罪的目标。死刑不能铲除产生犯罪的社会根源，也不可能遏制犯罪的产生。死刑具有非人道性和不可挽回性，有碍于寻求遏制犯罪的有效手段和预防犯罪的合理体制。死刑的存废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基础上。在我国废除死刑是一个长远目标，逐步限制死刑的适用，进而在适当时机废除死刑，是比较合适的途径。     

论恢复性正义在环境犯罪治理中的功效——兼议传统刑罚理念的有限性

传统刑罚理念应对新型犯罪存在缺陷。针对环境犯罪,在传统的报应和矫治模式之外,应兼采赔偿式、修复式正义模式来作为保护环境的手段,真正达到保护环境的功效。建议设置责令补救、限期治理等非刑罚处置措施,以弥补已有的刑罚方法在遏制环境犯罪后果持续危害方面的不足,以收标本兼治之效。针对环境犯罪,加害者与被害者可透过协商机制达成损害赔偿及关系的修复,使环境刑罚对犯罪行为的处理及反应更具灵活性和弹性,并促使行为人改过迁善,达到犯罪预防之功能及刑罚的目的和效果。     

刑事侦查中的宽严相济政策探讨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在创建和谐社会背景下进行刑事政策的调整,是应对犯罪复杂化现象,有效节省刑罚资源、社会资源和刑事司法资源的重要举措。刑事侦查中应准确理解和应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论刑事累犯制度的修改与完善

当前《刑法》中的累犯制度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累犯的适用范围、单位是否构成累犯、特别累犯的适用对象以及累犯者再犯的处罚等方面。为此,应对我国现行累犯制度进行必要的修改和完善：如在现行累犯制度中增设单位累犯、明确规定未成年人不构成累犯以及累犯可以适用假释、扩大特别累犯的适用范围、对累犯再犯者加重处罚、相关法律条款中的文字应更加严谨等。使我国刑法中的累犯制度在司法实务中更具有可操作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用。     

恐怖活动犯罪刑事立法探讨

我国《刑法》及《刑法修正案 (三 )》规定了有关的恐怖活动犯罪 ,但对恐怖犯罪的刑法调控过于简略 ;在追诉恐怖犯罪的刑事诉讼程序上也无相应对策。建议立法机关采取实体和程序合而为一的混合式结构 ,制定反恐怖犯罪的特别刑事法律 ;在实体上增设相关罪名 ,明确规定恐怖活动犯罪的范围 ,完善刑罚种类 ,规定特殊从重、减轻或免刑事由 ;在程序上完善管辖制度 ,赋予新的证据调查手段 ,采取特殊的刑事强制措施 ,强化对证人的保护机制。     

刑事政策的概念分析

刑事政策是指国家和社会以打击犯罪、预防犯罪、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为目的而制定的行为规范和行动准则。刑事政策的主体应是国家和社会 (团体 ) ;刑事政策的对象包括犯罪和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 ,统称为犯罪现象 ;刑事政策的目的是打击和预防犯罪 ,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 ;刑事政策的手段是刑罚和其他非刑罚的方法。     

恢复性司法的理念及其运作

恢复性司法是在社区的主持和调解下,通过犯罪人与被害人的协商,恢复被犯罪侵害的关系。恢复性司法以犯罪人和被害人自愿接受协商为基础,社区仅充当调解人的角色,但社区没有强制力。现代司法以强制力为后盾,通过权威维护司法。因此,恢复性司法不是传统意义的司法,而是一种理念。恢复性司法的基本理念是:犯罪是个人对个人的侵害,因而对现代刑事司法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主意表现为:扩展了被害人的范围,弱化了刑事案件处理主体的独占性;强化被害人的地位,弱化国家的司法权力;强化社区的作用,弱化司法机关的强制作用;强调犯罪人的认罪态度,弱化犯罪人的程序保护功能;强调恢复犯罪的损害,弱化了刑罚的惩罚性。在关注恢复性司法有利于缓和因犯罪产生的社会矛盾的同时,不能忽视用恢复性司法解决犯罪问题可能对现代司法权威产生的抑制作用。     

权利刑罚:背景叙事、基础论证与本体展开

刑法与权利、宪政关系的和谐化与协调化,从根本上反映的是刑法的品性问题。我国刑法当前正处于国家刑法向市民刑法演进的转型关口,重新型塑刑法的品性,是实现刑法转型的内在驱动力。与国家刑法和市民刑法相对应的是,刑罚的类型也可以分为权力刑罚和权利刑罚。由权力刑罚向权利刑法的演变,正是刑罚品性转换的必然路径。作为一种价值理念,权力刑罚应当贯穿于制刑权、求刑权、量刑权、行刑权等整个刑罚运行阶段。     

关于死刑案件中刑事和解的探讨

刑事和解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虽已初步形成思路,但在具体适用范围上尤其是在死刑案件能否适用刑事和解方面仍尚无定论,以致其在司法界的大胆尝试和学界的谨慎保留中处于尴尬境地.现阶段,死刑案件适用刑事和解纵然有其合理之处,然其终究难以避免与公权力的权威、公平正义和平等观念之间的冲突.笔者认为,死刑案件中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和解并不符合刑事和解的本义,其实为国家救济制度建立之前的一种迫不得已的救济措施.因此,刑事和解不应延伸适用到死刑等重罪案件领域,国家应尽快建立国家救济制度以代替刑事和解在死刑案件中对被害人及其亲属的救助作用.     

由惩罚犯罪到保障人权——对刑法目的的法治解读

一般认为刑法的目的是惩罚犯罪,但实际上惩罚犯罪是刑罚的目的。在法治国家,刑法的目的应当是规范国家刑罚权。只有刑罚的目的与刑法的目的相结合,才能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     

论法定量刑情节及其写作

法定量刑情节是指由刑法明文规定的影响量刑幅度的案情事实 ,其具有法律的规定性、情节的特殊性和量刑的制约性等特点。法定量刑情节可作三级分类 :一级分为从宽和从严两大类 ,二级分为应当和可以两小类 ,三级分为免除、减轻、从轻和从重四种。法定量刑情节的写作包括法定量刑情节的叙述和相关法条的引用两项内容     

试论刑事案件的结构

刑事案件也是一个结构，这种结构是由刑事案件的若干内部要素按照一定的规律、特点组成的，并能体现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和排列状况。从侦查破案的角度，研究刑事案件基本结构理论，掌握侦查破案的基本规律．对于指导侦查实践，提高侦查破案的效率和质量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