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富于民的时代意义及实现路径

藏富于民经历了一个十分曲折的过程。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间,由于藏富于民缺乏起码的物质基础,个人财产缺乏其存在的制度和价值取向的合法性,因而藏富于民无从谈起。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的推进,藏富于民逐渐成为一种历史的趋势。藏富于民的重大意义在于:有助于充分激发整个社会的创造活力;有助于推动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有助于实现社会的安全运行;有助于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基础;有助于国家的强大。实现藏富于民的途径包括:打造公正合理的社会经济环境;确立起公正合理的分配制度;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产品;防范与治理社会风险。     

民富方为根本

“藏富于民”,但凡有远见的经济战略家,常常会赞同这个方略,中西古今,概莫能外。所以如此,又大约在于这个概念里含有极其丰富的发展哲学内容。即便是最缺乏经济学知识的人,也不会不懂得经济和社会发展最终要依靠谁。确实,经济人群中占有最大比例量的是民众,没有他们的财富力量,无论什么经济发展目标都很难实现。     

《老子》主体性思想述要

《老子》哲学以“自然”为最高价值理念,而“自然”乃自本自根、自主、自成、自由之义,深蕴主体性思想的义理,故《老子》哲学实为一主体论思想体系本体之“道”下贯于个体生命而为人之德性,道之“自然”遂成为德性的本质内涵,修道成德实即道德主体性的实现与挺立。“道”落实于社会政治领域而为政治之最高原则,而“自然”亦最终指向被统治者民,民“自然”的观点意味着人民乃是政治的主体;作为民“自然”的逻辑归结,“无为”则指向统治者君,为其执政准则。“无为”之治本质上系民意政治,透显着消解统治者政治主体性以凸现民众政治主体性的诉求。     

法治新解：以价值判断为视角

本文从哲学的价值判断视角对法治作了全新的理解:“众人之治优于一人之治”,在于其尊重了由多元社会文化所决定的多元价值判断的“重叠共识”;正义性的“良法”,在于其所确定的价值判断标准符合了客观规律和社会需求;“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在于法律作为人们行为评价和规制标准得到了普遍的实现;法律的确定性和稳定性在于该种价值判断标准在形式上和实质上的相对稳定性。法的制定、法的实现和法律监督,其意义在于法律如何确定科学的价值判断标准并使之得到有效实现。     

论法哲学的批判性演进理路及其法学价值

从柏拉图到黑格尔，思辨法哲学一直是法哲学的主流，思辨法哲学以理性主义为基石，力图获得关于支配人类的全部行为和思想的最终性普遍原则，由于其绝对性“狂妄”，使之近于“空想”。于是．实证主义法哲学找到了应有的理论地位，它打破了传统法哲学的纯理论的抽象思辨或逻辑分析的研究模式，积极运用定量的科学方法，为法哲学研究开辟了可行的道路。从思辨型法哲学到实证型法哲学的演进，法哲学实现了自我的批判与创新，这一过程通过对法律的基本精神、基本理论和法学价值进行揭示与否定，对符合时代要求的法律精神、理想和价值进行适度阐发，实现了法哲学的整体革新。这一革新或思辨的过程也同时为我们的法学理论研究和法律实践提供了全新的思维向度。     

惠民新政体现民生关怀

无论是税收政策的调整，还是相关收费的取消和停征，主要集中在为企业减负、惠及百姓生活等方面，体现出“让利于民，还利于民，藏富于民”的政策取向。在政府和百姓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之时，在急需提振消费者信心、亟待扩内需保增长之际，这一系列新规新政的实施，无疑是雪中送炭之举。     

现代性的三大问题与法治的未来

进入现代社会，人的“主体性”得到阐释和发扬，这是人类解放的一个里程碑。然而作为主体的人拥有了自由，同时也就放逐了权威和神圣，这一根本原因造就了现代社会的特质--现代性。现代性一方面意味着社会进步，一方面带来了一系列困境。“人之德性的丧失”、“政治与法之正当性的丧失”、“人类之超越性的丧失”成为三大现代问题。现代性的一切问题最终要依靠某种特殊类型的法治来解决。对于这种未来的法治，中国哲学与法哲学必将有所贡献。     

“让广大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以农民工为主要分析对象

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目前他们在总体上仍处于“不体面”或“欠体面”的劳动状态中。让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广大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体现了让每个社会成员共享发展成果的社会价值目标，它既是尊重和保护劳动者人权的重要内容，也是公正对待劳动者的题中应有之义；既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基础性条件，也是经济发展方式顺利转型的必然要求。同时，农民工群体的新变化使得“实现体面劳动”具有现实的迫切性。     

创造条件增加群众的财产性收入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群众的劳动收入在增长，财富也在劳动中不断增长。如何让财富成为资本、收入的重要来源，是个全新的课题。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这一新提法既符合我国城乡居民目前的收入现状，也完全符合人民群众增加收入的愿望，更是着眼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健康与均衡，昭示了我党“藏富于民”的治国理念，彰显了社会文明的进步。     

“为民作主”只能是依法作主

“为民作主”只能是依法作主□杨英明任署节在封建社会里，官和民有着悬殊的社会地位。那时的官，总体上说是高居人上谋私之官，那时的民是享受不到丝毫民主之民，对“为民作主”的期望值极大。人们都知道，封建社会虽说也有“王法”，但是平民百姓享受不到王法赋予的权力...     

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哲学底蕴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历史的逻辑必然，也是时代的现实需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的哲学理念，既充满着悠久的中西传统哲学文化的底蕴．又有着深厚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基础，具有深刻而丰富的哲学内涵，即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的身与心的和谐以及国与国的和谐。而且，以上四个和谐本身也是“四位一体”的和谐关系．它预示马克思关于“人”的“历史之谜的解答”，即在共产主义理想的“和谐社会”中，实现了人的自然本性与社会本性向人自身的全面“复归”，从而最终生成全面发展的“完整的人”。     

源头活水——温州非公有制经济印象

藏富于民的“老百姓经济”在我国经济改革大潮中,敢为天下先的温州人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经济奇迹。“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温州人:哪里没有市场,哪里就出现温州人”。20年改革开放,温州人走出了一条富有区域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     

反思精神：构建现代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

从哲学上来说，是要实现人、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和谐，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要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近年来，我国不少地方的社会治安环境恶化、群体性突发事件增多，经济利益纠纷导致社会环境被破坏的事例呈上升趋势，出现了所谓“黄金发展机遇期”与“社会矛盾凸现期”并存的状况。究其原因，经济的迅猛发展必然伴随着新的或从未出现过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加之这些矛盾、利益冲突在一定的情况下又尚未得到解决，从而形成社会不稳定、不和睦的因素。关于和谐，中山大学蔡禾教授有一种理解，     

关于加强退伍精神病人医疗保障的思考

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推进党和国家事业的必然要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现代哲学的伦理转向

伦理从来都是哲学的一部分，但在今天，当哲学从科学的领地分化出来之后，就基本回到了人自身，而“伦理学的一切问题就是围绕人展开的。”所以，现代哲学就转向了伦理学，成了研究人性、完善人性之学；成了领悟生命意义、洞识生命价值之学；成了辨析社会现实、提供生活信念之学。     

藏富于民应上升到国策高度

《学习时报》近日刊发吴忠民的文章认为，应将藏富于民上升到国策的高度，作为制定重大政策的重要导向和重要依据。     

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对塑造现代公民人格的启示

现代公民人格是现代化国家形成的关键性因素。《新民说》一书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中国社会实现近代化，首先应当实现中国人的近代化。本文以梁启超的新民思想为主轴，着力探寻其时代价值，汲取“新民”形象中的现代元素来塑造现代公民人格，借鉴“新民”形成途径来探析现代公民人格形成路径。     

像冯白驹那样执行群众路线——为纪念冯白驹诞辰110周年而作

“山不藏人人藏人” 毛泽东说：“兵民是胜利之本。”说的是群众路线是革命胜利的法宝。冯白驹用“山不藏人人藏人”这一生动简朴的话总结了琼崖革命长期坚持和取得胜利的基本因素。     

新世纪价值哲学的终极关怀

终极关怀问题，既是一切价值哲学不可缺少、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也构成了价值哲学哩论的实质与核心。任何价值哲学的终极关怀实质上都是人本身。价值哲学的终极怀目标，随着人类生活及其社会历史的不断发展而不断深化和升华。2l世纪价值哲学的终极关怀目标，本质上是人自身本质的生成，亦即人对人自身本质的追求、选择、创造和实现。     

家庭法哲学两题

徐国栋在《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年第3期撰文认为，家庭法哲学是我国部门法哲学研究领域的处女地，对家庭法哲学的理解，必然要首先明确其基本概念并将之与其他相邻学科区分开来。家庭关系平等是家庭法哲学中最重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