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公私伙伴关系的规制

耿焰在《法学论坛》2011年第3期撰文认为，私有化运动打破了公法私法之间的藩篱，在传统行政法中产生了一种新型的法律关系——一公私伙伴关系。基于公私伙伴关系产生的根源、性质和特点，对其规制应采取一种新的思维进路，即打破公私法二元框架的思维模式，从公私伙伴关系产生的程序、契约方面进行规制。其中在公私伙伴关系产生的程序上，应...     

我国商事登记制度公法属性之证立

关于我国商事登记制度的属性,学界主要有公法行为说、私法行为说和混合行为说。虽然透过商事登记制度可以看到私主体的自治因素,但该自治因素并不在商事登记制度的范围之内。商事登记制度应是国家对市场和私主体自治行为的一种管理和规制,是一种公法性质的行为。     

网络信息侵权责任的认定

网络信息侵权是近年来司法实践关注的重点领域,《民法典》在个人信息保护和网络侵权责任认定也作出了较为系统的规定。与侵权责任有关的网络信息是指一种描述或记载,由网络用户通过网络服务提供者表达,体现出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等特定权利主体的可识别性特征以及相关联的事实、事件。网络信息的规范需要公私法协同,各国基于不同的价值目标,在规范制定中具有较为明显的区别。网络信息侵权责任需要识别侵权责任人,在实名制框架下查明虚拟主体的真实身份,确定共同侵权行为中不同主体的责任分配。网络信息侵权行为与信息在网络中的发布、转载、存储、携带、删除等密切相关,并关联到被侵权主体的具体权利。在网络信息侵权行为的责任承担中,我国采取接近欧盟GDPR中的避风港原则,在实务适用中可采取查明删除义务的具体内容并建立履行规则,同时通过严格责任来认定侵权过错。     

运用系统思维分析当前非接触式犯罪的打击难点和对策——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为视角

随着人们"触网"频率越来越高,利用网络为渠道的非接触式犯罪呈现高发态势。此类犯罪与传统犯罪不同,犯罪嫌疑人与受害者并没有直接的身体接触,他们利用网络、电话等通讯工具或网络终端发布虚假信息,骗取他人公私财物。     

建立中小企业信用制度的经济与法律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第十八条对于国家推进中小企业信用制度建设做了相关规定,但规定过于原则化,现实的操作性不强。信用制度的缺失是当前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建立中小企业信用信息交换中心是推进中小企业信用制度建设的一项有力举措。即政府通过非行政性手段与企业进行信息交换,征集企业的信用信息,并通过独立的评价机构对中小企业的信用进行评价,再通过计算机网络予以发布,从而实现中小企业信用信息查询、交流和共享的社会化,以此达到对中小企业的实质性扶持、引导和规制。     

网络信息内容的类型化分析及法治进路

网络信息内容治理是优化网络生态的重要方面,其治理情境极具复杂性,而这亦使网络信息内容类型化分析变得必要。根据网络信息内容发布、传播等行为责任主体与涉及利益的不同,网络信息内容可分为平台公共性信息、平台涉私性内容、用户公共性表达与用户涉私性主张四种类型。不同类型的网络信息内容虽具一定差异化特征,但对其治理仍需回归法治语境。因此,需以法治思维和方式在推动实现治理规则建构的完善性与全面性基础上,根据不同类型网络信息内容的特点,实施具有差异性的法治策略,进而推动网络信息内容治理的法治化转型。     

新媒体时代如何构筑舆论引导高地

新媒体的快速发展深刻改变了舆论的生成与传播方式,对当前的网络舆论治理提出了新要求。抢占舆论引导先机,要遵循主体性、方向性、主动性、包容性四大原则,完善新媒体管理法律规制,健全应急信息发布制度,构建网络舆论监测及预警指标体系,建立多元化交流平台,完成从"把关人"到"指路人"的角色转变。     

涉警突发敏感事件网络舆论引导

在网络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网络媒体在信息发布的领域不再一者独大,自媒体对网络舆论的发展起着极大的催化推动作用。涉警突发敏感事件的网络舆论,具有网络舆论主体多元化、匿名性,形成高速性,传播互动性、互文性的特点。由于警察的特殊身份,涉警突发敏感事件网络舆论的内容往往较为敏感,部分网民的观点容易夹杂着宣泄的心理,负面影响较大。针对涉警敏感事件网络舆论的独特之处,在涉警突发敏感事件发生之后,公安机关在舆论引导的过程中应着重把握"快"、"准"、"狠"三大原则和策略;找准时机进行议题的设置与置换;发挥网络舆论领袖的重要作用;建立一支专业的网络技术队伍,对涉警突发敏感事件网络舆论进行技术引导。     

美国情报公私合作相关法律问题研究

美国在情报领域大量运用公私合作模式,开展情报外包和第三方信息收集共享.美国情报公私合作实践存在界限不清、公法价值削减等问题.为此,美国明晰了关于"政府固有职能"的判断标准,完善了监督披露制度,修正了相关法学理论,强化对情报公私合作的监督问责能力.我国可以从中得到启示:通过立法明确情报公私合作的容许界限,强化情报公私合作的监督问责,促进情报合作法制的完善.     

商业信用信息开发利用实施路线与社会效益分析

在全面推进"诚信社会"建设的背景下,加强商业信用信息的开发利用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根据我国市场的实际情况,指出应采取"统筹规划、循序渐进、分步实施、点面结合"的原则,分三个阶段逐步推进商业信用信息的开发利用工作,并从直接主体企业、间接主体机构、政府、市场经济和信用文化四个维度分析了相关的社会效益。     

公共安全合作网络治理的结构与形式

公共安全服务的合作网络是包含多重联结的多个节点的结构(这些节点包括官方与非官方的安全服务的机构与组织)。为了实现共同的公共安全利益目标,不同节点之间构成相互依赖、平等协商、竞争且合作的联结关系。合作网络运作过程中,多元行动者之间的府际协作网络(110社会联动、区域警务协议等),公私伙伴关系(治安合同承包、特许经营、政府补助等),以及社会间合作网络(安全志愿服务、自我服务等)为三种主要合作网络形式。政府作为公共安全合作网络治理的核心主体,在复杂网络中扮演着"促网者"与"结网者"的重要角色,政府以外的多元社会主体作为辅警力量,通过平等协商、互利互信的行动共同维护着公共安全环境。     

网络犯罪侦查取证的正当性问题研究

网络犯罪侦查的特点之一就是案件的线索和证据都具有虚拟性的特点,这就导致了取证虽然只是网络犯罪侦查的一个环节,但其作用和涵盖的范围却涵摄侦查的整体过程。网络犯罪侦查取证对象的变迁,电子数据不确定性对手段和目的带来的新要求,以及网络线索扩线的特殊意义,导致了实践中任意性侦查行为与强制性侦查行为相互交融、案外第三人诉讼权利保障缺失等问题。为了回应网络犯罪取证程序的现实困境,应对网络犯罪取证行为进行动态规制,除了严格规制手段和目的外,还应注重程序入口方面比例原则和数据收集最小化原则的适用,以及取证行为的动态规制。     

行政法下政府规制成本与收益分析——以全国六个城市的限牌令为例

限牌令的本质是政府规制工具当中的命令控制型工具,也是行政特许的一种。尽管就适当性原则的目的审查而言,限牌令的施行有合理的现实需求和考虑,但就合法性审查而言,仍然遭遇规制主体不独立、程序不合法的困境。探究限牌令是否在其他城市具有可复制性,要借助政府规制的成本与效益分析。具体而言,成本分析应考虑规制工具的选择因素以及立法、执法成本;效益分析应着重于风险和收益的平衡。据此,在中国语境下,政府规制应立足于提高规制型公共政策的可接受性、加强公私协力和自主规制在社会管理中的应用、发展公众参与型行政、完善替代性方案。     

数字私权力:宪法内涵、宪法挑战和宪制应对方略

私权力是基于私权力普遍存在的数字社会现实和公共领域对其广泛承认基础之上所产生的描述、阐释此类新型权力的基础概念。在宪法研究范畴内,它主要是指能对大多数公民的权利、自由产生严重的持续性影响的数字私权力,其以数字平台为其权力作用场域。数字私权力,存在支配优势和资源垄断、准监管角色、准国家状态的特征,对宪法理论的公私二分法、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民族国家理论都有破坏性影响。数字私权力的宪制应对是宪法学难题,也将是未来宪法理论皇冠上的明珠问题,对此回应应当聚焦到三点上:不仅要考虑践行难度较大的数字私权力入宪规制的问题,还要在司法实践方面,将数字私权力主体绑定到基本权利上,更要关注到数字领域自发的“宪治”问题。     

社会信用立法的功能定位与核心问题

社会信用立法面临着功能定位不明确、技术回应不明显、实施立场不准确等比较突出的问题。社会信用立法应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语境下的道德立法，通过将社会普遍认可的道德要求转化为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实现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在“良法善治”意义上的统一。大数据技术为社会信用立法提供能力支持，使之成为可能，并因全样本分析、反模糊反匿名、自身膨胀等技术特征影响社会信用信息的采集、披露和使用，立法中宜确立“全面采集”“原则公开”“安全使用”之原则。实践中“泛信用化”惩戒乱象表明社会信用法律的规制功能与激励作用间的内在逻辑失调，一方面应明确激励型法的规制功能，引导逻辑思维和意识形态融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另一方面应坚持法律规制功能的激励导向，即便是失信惩戒也具有激励作用，主要表现为法律保留原则和比例原则的适用。     

论网络论坛言论自由道德规制与法律规制的特性及其启示

道德与法律都是维护网络论坛秩序和实现网络论坛价值的基本手段。尽管两者的规制特点在内涵、手段和对象方面有明显的区别，但是两者规制特点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追求方面更有共同之处。客观科学地认识在论坛中道德与法律的区别与联系不仅仅是为了区分这两套易于混淆的规制规范，而且最终目的是以此为依据找到那些在未来网络论坛建设中得以借鉴的原则。     

网络空间主体信用安全评估体系研究

作为重要的信息安全标准,等级保护体系为我国信息系统提供了基础性的信息安全保障。在社交网络与电子商务迅猛发展的情况下,如何识别网络空间中新的信息安全需求,从信息安全标准研制方面进行与时俱进的新探索与尝试具有重要的意义。提出了一种网络空间主体信用安全的概念,并分别针对网络空间内的网站主体和用户主体的信用安全需求进行了分析,进一步提出了一种网络空间主体信用安全评价的体系框架。该框架有助于引导网络用户安全地使用网站服务,与其他网络用户进行安全地信息交换和电子商务交易,并规范其网络空间内的行为,从而在信用安全评估标准研究层面为网络空间内信用体系的建立作出了初步的探索。     

大数据时代社会信用立法的宏观思考

加快社会信用立法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内在要求,是大数据时代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也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有效平衡公权和私益的迫切需要。立法的核心内容是解决大数据时代社会信用信息的法律规制问题,包括明确社会信用信息的范围、规范社会信用信息的归集、强化社会信用信息的应用和维护信息主体的信用权益。提升大数据时代社会信用立法的质量,要正确处理好统一立法和分散立法的关系、数据利用和数据保护的关系、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的关系。     

论个人信息与数据的位阶保护模式北大核心CSSCI

个人信息与数据存在区别。个人信息属于私法权利,强调可识别某个自然人的内容要素,适配以同意原则为中心构建的私法控制模式;数据属于公法权益,强调对内容要素的规模化抓取与数字化处理过程,适配以合理利用原则为中心构建的公法保护模式。应当根据个人信息转化为数据的发展过程,采取位阶式的综合保护模式:个人信息规模化、数字化之前,以私法控制模式为主;个人信息规模化、数字化过程中,整合私法控制的端口式保护与公法规制的过程式保护;个人信息规模化、数字化之后,以公法利用模式为主。     

党员干部必须公私分明

正今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对公与私划出了清晰的分界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公私分明,其意是把公家和私人的情况分得很清楚。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敢说真话,反对说假话,不务虚名,多做实事;要公私分明,不拿原则换人情。"公与私,是检验官德、检验作风、检验党性的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