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创新笔谈三记

化解矛盾需要“渐进式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经了重要的经济一社会转型，社会治理也面临诸多转型的压力，其中一个突出的表征就是利益主体多元、矛盾冲突加剧，社会进入矛盾多发期。尤其是近年来，在征地、拆迁、医疗、城市管理等领域，社会矛盾多发，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社会发展的和谐稳定大局。如何有效化解矛盾，均衡因改革不确定性带来的各种利益冲突，已成为当前社会管理创新的紧迫课题。     

虚拟社会安全治理的“虚实”之道

虚拟社会本质上是一个现实的社会,虚拟社会安全事件是现实社会矛盾的反映和新型表现形式,并与现实社会安全事件互联互动、互相转化。因此,虚拟社会安全治理不能"就事论事",必须与现实社会安全治理统筹考虑,在建立多元合作机制的基础上,构建"三六三"治理框架,即优化虚拟社会安全治理的三维路径、明确现实社会矛盾化解的六大重点领域、再造"虚实"社会安全治理的三阶段流程,以有力维护"虚实"社会安全与稳定。     

社区多元协同治理——新时代基层社会矛盾源头治理的有效机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推行网格化管理和服务,发挥群团组织、社会组织作用,发挥行业协会商会自律功能,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虽然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与民生相关的一些矛盾纠纷仍然大量存在,而基层社区往往是社会矛盾纠纷的首发、多发场域。因此,构建以社区为中心、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基层矛盾纠纷治理机制,有助于使矛盾纠纷处置关口前移、重心前置,实现源头治理,从而有效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纠纷。     

基层社会治理视野下的黑恶势力犯罪及其防控对策

黑恶势力犯罪一直是危害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一颗"毒瘤",近年来出现软暴力行为突出、组织公司化、弱势群体黑恶化、"自己打伞"等新的特征,持续加深社会危害性。对防控黑恶势力犯罪综合治理的考察发现,目前存在对黑恶势力犯罪防控尚未有效形成执法合力、重点人员管控疏漏以及化解矛盾机制不畅的现实治理困境,影响黑恶势力犯罪的控制效果。因此,应以基层社会治理为切入点,落实群防群治的多元治理主体,加强各部门之间联系,并有效落实重点人员管理,夯实矛盾化解链条,以优化基层社会治理,反向实现对黑恶势力犯罪的全面防控。     

构建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新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强调要“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深入推进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是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无锡市惠山区针对社会矛盾纠纷阶段性特征,以“建强平台、健全机制、建优队伍”为突破,努力构建横向联动、纵向互动、合力推动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格局。     

法治视阈下基层社会矛盾的多元善治

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深水区遭遇社会转型期,历史积累的问题与改革发展的问题交织,复杂多样的社会矛盾不断涌现,尤在基层社会凸显。从根源上看,基层社会矛盾仍属人民内部矛盾,多为民众的利益诉求而非政治诉求。重构基层社会矛盾治理路径,规制各方行为,维护好群众合理合法权益,是为基层社会矛盾治理之首要任务。新形势下,应以法治思维为指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依归,培育社会组织,强化社会组织和基层部门行为以及完善基层社会自治的法治规制,从而构建多元解纷的法治机制,达成涵摄“多元、共享、参与、合作、宽容”等包容性治理元素的基层社会矛盾多元善治,从而化解社会风险,维护公正、安宁、和谐的社会秩序。     

以“三绿”改革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长期以来,乡村治理主体行政色彩浓厚、治理格局发育迟滞、群众和社会组织参与不够等一直是制约乡村治理有效的痛点。近年来,仙居县以"三绿"改革(绿色公约、绿色货币、绿色调解)为突破口,强化共建共治共享思维,构建政府、企业、社会、公众、专家等多元参与的协同治理模式,有效破解了乡村治理中长效践行难、主动参与难、矛盾化解难的痛点,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的绿色治理之路。     

新形势下强化城市社区的社会治理

正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城市社区社会结构日益多元,社会诉求日益多样,社会心态日益复杂,各类新型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城市社会进入了矛盾凸显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社会治理"与"社会管理"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却蕴含着重要的理念转变。社会治理更加注重主体的多元参与,更加重视运用经济、市场、法律、科技、行政等手段的综合治理。因此,如何通过协同作     

善治理念对政府管理改革及其路径选择的启示

“更少的统治,更多的治理”,以此为座右铭的治理理论逐渐成为公共管理的一个重要理念和价值追求,对全球治理、国际政治、国内行政以及社会管理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良好的治理”的善治理念及其要素则对当代中国的政府管理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以善治标准为标竿的政府管理改革,实际是政府、社会、公民以达成多元共治的良性互动状态,建构多元共治网络为目的的递进过程。在这一进程中,提升政府信任机制,发挥第三部门的作用,是政府管理改革的路径之一。     

构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新时代“枫桥经验”解析

“枫桥经验”既是我国政法综治战线上的一面旗帜,也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基层社会综合治理的金名片。新时代“枫桥经验”蕴含了丰富的法治元素,与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基层矛盾纠纷更加复杂多样,诉讼需求增长与司法资源紧缺之间存在着现实矛盾,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呈现出现代化与法治化的实践需求,亟待建立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中国传统社会中调解文化的传承、域外纠纷化解替代方案的借鉴以及国家的顶层设计为构建符合中国发展需求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提供了资源优势。这要遵循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调解的作用,重视司法引领与立法推动,创新多元化解机制,引导群众遇事找法等路径。     

浅析统一战线服务社会治理的逻辑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社会治理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这表明社会治理应是扁平化、网络化、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式的协同治理模式,是柔性管理,而不是强力管制。这一社会治理模式所体现出的一些理念即多元主体、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社会化服务、激发社会活力等等,也是统一战线历来就存在的思维理念和工作职能。因此,统一战线服务社会治理有着历史和现实的内在逻辑。     

网络社会管理协同创新的对策思考

网络社会管理是社会管理的新领域和新课题,在该领域中,传统的管理方式、管理技术、管理规律都可能面临失灵的困境。加强网络社会管理协同创新,是适应新形势的必然选择,而其关键在于立足网络社会管理中存在的“管网”和“用网”、单一管理和多元治理主体、网络民主参与和依法规范有序、网络技术进步和网络信息安全、网上虚拟社会与网下现实交往的内在矛盾,建立相应的协同机制,从而拓展网络社会管理思维,激发制度创新动力,完善网络社会管理体系。     

“触媒”时代:走向善治的契机

网络是一个虚拟社会,具备社会的一般特征。公共治理是社会治理的有效方式,治理本身并不排斥管理,它超越的是作为唯一的管理。网络是现实的影子,社会转型期,矛盾复杂多发,网民对财富和权力分配问     

中国共产党一百年社会治理发展历程与重要经验

围绕着治理什么样的社会、怎样治理社会的问题来看，中国共产党一百年来的历史是一部探索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之路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治理思想从理想走向实践，经历了从社会改造到社会管理再到社会治理的演变过程。回首百年党史，坚持党对社会治理的领导，发挥多元主体治理效能；以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为指导，兼采中外社会治理优秀思想资源；以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为重心，加强社会治理制度体系顶层设计；坚持系统性思维，全面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的重要经验和现实启示。     

强化法律监督 创新社会管理

<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生活多样、多元、多变的特征日益凸显,具体地说,发生了五个方面的转变或发展,即:社会从"单位管理"向"社会管理"转变、公共管理方式从"行政管理"向"行政执法"转变、社会治安从"单一治理"向"综合治理"转变、化解社会矛盾从"单一机制"向"多元机     

探索人民法院参与社会治理新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高度,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等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体现了真挚为民情怀和对社会治理规律的深刻把握。江苏法院积极探索、创新实践,以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为依托,前移解纷关口,下沉力量资源,优化诉讼服务,形成从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到诉前多元解纷,再到简案快审、繁案精审的分层递进、繁简结合、衔接配套的矛盾纠纷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     

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的城市社区精神培育研究

社区的安全稳定与井然有序是实现城市基层社会善治的根本保障。"社区精神"作为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对当地社区公共生活的共性认知,对缓解社区治理场域中的矛盾问题、满足社区居民对美好生活的种种需要,带动城市基层社会整体的和谐发展至关重要。在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美好愿景下,充分考虑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复杂环境与时代特征,有效培育社区精神的着力点在于:理论探析社区精神及其培育的概念内涵、构成要素和主要功能;现实考察社区精神培育的发展脉络、典型经验与现实困境;全面探寻以社会治理创新的方式培育社区精神的长效路径,最终提升城市基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质量与社会治理水平。     

城中村治理中基层政府管理与村民自治关系探究

本文从当前乡村治理中乡村关系的现实问题出发,以社会矛盾最突出、最集中、最复杂的城中村治理为视点,充分展示这一区域治理"失效"与乡村关系冲突乃至"断裂"的现实基础和体制障碍及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提出政府单向度的管理或针对城中村的问题"选择性"的治理,与城中村过度自治和消极应对构成了政府与城中村关系的基本样态,实现政府管理与城中村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的治理模式尤为迫切。     

治理视阈中行政管理改革制约因素的破解

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行政管理改革构成整个改革的核心环节。就目前我国行政管理改革的实践来看,行政管理改革的滞后已经对其他方面的改革深化构成了牵制,这种滞后主要源于行政管理体系内逐渐积累的五对矛盾的制约。从治理视阈来看,破解这五对矛盾的制约进而将行政管理改革向前推进,主要取决于以下两个"相互协同":一是作为现代治理主体的公民、社会与政府之间相互协同,二是作为现代治理体系的技术、制度与价值理念之间相互协同。     

专业融合性治理：以社会工作创新基层治理体系的长沙模式

正近年来,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得基层社会中多元主体兴起、利益分化加剧、居民需求异质,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凸显。原有的基层治理体系和当下的治理需要难以适应。为此,湖南省长沙市通过政府购买在街道(乡镇)设立社工服务站,积极推进以社会工作创新基层治理体系的实践,解决基层治理问题,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了专业融合性治理的"长沙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