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信用治理何以可能——从社会基础与治理机制两个维度解读

信用作为经济合作与社会交往的纽带,是社会秩序的有力保证。中国传统社会呈现出的"超稳定"社会秩序,与传统信用的有效治理存在高度的关联性。对传统信用治理何以可能的问题,可以从社会基础和治理机制这两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加以解读。中国传统信用治理的社会基础主要有传统的价值观念、稳定的小农经济与封闭的关系网络,由此衍生出相应的三个治理机制,即声誉机制、连带责任机制和中人参与机制。     

社会组织视阈中的创新社会管理

对我国社会管理的历史检视表明,由于社会组织的缺失,社会力量始终难以参与社会管理。改革开放后,原有社会管理体制难以为继,创新社会管理提上日程。通过培育社会组织来增强社会力量,是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实现政府与多元化社会力量对接、创新社会管理的有效路径。     

“嵌入性”自主治理:温州行业自主治理的典型研究

以民间商会为治理载体的温州行业治理被视为中国行业自主治理的典范,这种自主治理实质上是一种"嵌入性"自主治理,它的嵌入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维度:一是经济活动与社会关系的相互嵌入,二是民间商会对地方政府的"行政嵌入",三是行业成员对"温州人网络"的嵌入。上述三个维度的嵌入使得温州行业自主治理得以通过信任、互惠、相互监督、内部权威、声誉等非正式治理机制实现。     

治理视阈中行政管理改革制约因素的破解

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行政管理改革构成整个改革的核心环节。就目前我国行政管理改革的实践来看,行政管理改革的滞后已经对其他方面的改革深化构成了牵制,这种滞后主要源于行政管理体系内逐渐积累的五对矛盾的制约。从治理视阈来看,破解这五对矛盾的制约进而将行政管理改革向前推进,主要取决于以下两个"相互协同":一是作为现代治理主体的公民、社会与政府之间相互协同,二是作为现代治理体系的技术、制度与价值理念之间相互协同。     

传统信用的运行基础与现代信用制度的重建

传统社会信用本质是共同体信用或信任网络,这种信用与其赖以运行的基础具有高度的内在契合性,这是传统社会未出现信用危机的根本原因.社会转型摧毁了传统信用运行基础并使之失灵,社会行为主体在逐利动机驱使下不能受到有效约束,构成当前我国社会信用危机的根本原因.通过对现代信用制度运行基础的重建来推进我国社会信用制度建设,成为治理当前信用危机的可行路径.     

新政治生态下我国政府信用问题的生成机理与治理路径

政府信用问题的治理构成当前我国社会信用治理的重中之重,这一方面源于政府信用在整个社会信用治理中的标杆性地位,另一方面在于引发政府信用问题的诸多因素相互交织及由此带来的治理困顿。这些交织性因素大体可以分成两类:从政府自身来看,主要有政府责任与能力的失调、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责不对等、政府的利益化、公权力难以约束;从政府外部看,主要是信息传播的便捷和社会力量的兴起。在新政治生态下,应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与公民社会培育为基本路径,以信息公开和社会参与为切入点来促进我国政府信用问题的治理。     

新政治生态下我国政府信用问题的生成机理与治理路径

政府信用问题的治理构成当前我国社会信用治理的重中之重,这一方面源于政府信用在整个社会信用治理中的标杆性地位,另一方面在于引发政府信用问题的诸多因素相互交织及由此带来的治理困顿。这些交织性因素大体可以分成两类:从政府自身来看,主要有政府责任与能力的失调、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责不对等、政府的利益化、公权力难以约束;从政府外部看,主要是信息传播的便捷和社会力量的兴起。在新政治生态下,应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和公民社会培育为基本路径,以信息公开和社会参与为切入点来促进我国政府信用问题的治理。     

论共同体与社会秩序的内在契合性

个人与社会之间、社会与国家之间保持合适的张力是社会秩序得以维系的前提,而这个前提,需要借助于共同体来实现.共同体对个体的社会联结和社会化,有助于缓解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紧张;而共同体对社会的组织化功能,则有助于增强社会力量,缓解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紧张.共同体在“个人-社会-国家”之同所发挥的这种缓冲作用,使得它与社会秩序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