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时期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路和重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行政管理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政府经过四次比较大的机构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明显滞后,至今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滞后已经成为我国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各种矛盾的汇集点,成为制约改革和发展整体进程的关键因素."十一五"时期,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五个统筹"的发展战略,实现建设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都需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天高皇帝远"?古代基层社会如何治理

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关键在基层治理,基层治理的核心是国家行政权力与民间自治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从历史来看,中央与基层社会的关系,既非"皇权不下县"的"地方自治",也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集权控制"。中央集权体制的下移,以及地方民间秩序的自我运行,两者相辅而行,相互为用,构成了中国基层社会官民合治的治理模式。     

论协同治理视阈下多元善治与正和博弈

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公共治理就开始成为整个学界关注的热点。在众多的治理学说中,＂善治＂一说最具代表性。在和谐社会协同治理视阈环境下,多元治理主体摒弃零和博弈,达成了互动合作的正和博弈关系。我国协同治理范式遵循政府主导、多元协同治理格局。政府与公民社会共同作为公共生活治理主体,是相互制约、相互扶持、共同发展的合作伙伴关系,在互助共赢的基础上谋求具有善治特色的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新局面。     

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相互制约与协调——基于深圳市大部门制改革的思考

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相互制约与相互协调是作为试点的深圳市积极探索实行大部门制改革的有意探索。其目的是为了适应政府职能转变,提高政府管理的科学化和理性化水平,增强政府对社会回应性的需要。从深圳市"三权的相互制约与协调"的运行效果来看,部门综合化与精细化要相互协调,部门内外监督相结合,执行要突出高效化、去部门利益化,决策要突出科学化和民主化是推进"三权的相互制约与协调"的有效途径,进而使得各权力主体间形成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辩证统一关系,实现权力运行的高效性。     

以“三绿”改革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长期以来,乡村治理主体行政色彩浓厚、治理格局发育迟滞、群众和社会组织参与不够等一直是制约乡村治理有效的痛点。近年来,仙居县以"三绿"改革(绿色公约、绿色货币、绿色调解)为突破口,强化共建共治共享思维,构建政府、企业、社会、公众、专家等多元参与的协同治理模式,有效破解了乡村治理中长效践行难、主动参与难、矛盾化解难的痛点,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的绿色治理之路。     

论行政协调

所谓行政协调,就是各级行政机关以及行政人员之间为达到共同的目标而协同一致的行动以及和谐融合的工作状态。行政协调是行政管理运行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政府行政管理协调好坏将直接影响行政效率的提高,所以,加强行政协调的研究,是行政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当前政府行政管理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从科学的行政管理的角度来看,行政协调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基本要求。首先,现代行政具有高度专业化、科学化、分工细密的特点,这就要求各级行政机关之间,各工作人员之间紧密配合,为达到共同的目标采取协同一致的行动。其次,现代政府机构林     

管办分离与报纸公司治理

管办分离后 ,对部分报纸进行企业法人治理 (公司治理 )是报业改革的必然选择。但新主管、主办制构成的体制环境仍将影响报纸公司治理的效率。只有解决所有者虚位、政资不分以及制约机制与新闻管理的矛盾等问题 ,才能确保报纸公司治理的成功。     

公共治理多元主体间的正和博弈关系探究

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公共治理就开始成为整个学界关注的热点。在众多的治理学说中，“善治”一说最具代表性。在治理和善治理论中，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发生着深刻变化：命令与控制的被动管理网络被平等、弹性、柔化的网络组织结构所取代；传统的采用管制与禁止的单一治理范式进化为激励和促进的多元治理手段。在和谐社会视阈环境下，公共治理多元主体摒弃零和博弈，达成了互动合作的正和博弈关系。我国协同治理范式遵循政府主导、多元协同治理格局。政府与公民社会共同作为公共生活治理主体，是相互制约、相互扶持、共同发展的合作伙伴关系，在互助共赢的基础上谋求具有善治特色的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新局面。     

执政党的制度供给能力建设——中国共产党的制度供给能力与中国转型期的制度变迁

制度不是抽象的规则集合,也不是现实的行为堆砌,而是相关制度要素,即"制度规则",与人的实际行为,既在制度范畴内称为"制度行为"的辩证统一。"制度规则"是"制度行为"的理论总结,"制度行为"是"制度规则"的实践经验,两者相互联系、影响、制约、完善,不断循环构成制度发展的历史过程,这就是制度的实践论。制度是矛盾的产物,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构成制度的本质,是制度发展的内因动力;利益矛盾解决方法构成制度内容,利益矛盾变化引起制度变迁,这就是制度的矛盾论。制度变迁可以缓慢自发,也可以被快速激发。前者是自发性变迁,后者是强制性变迁。在现代经济学中,强制性制度变迁被纳入"供—求"模型加以研究,国家政府(State)被当作主要的制度供给者。但现实社会中,除国家政府之外,其他阶级、阶层、集团也同样能够成为制度供给的强力主体,提供制度、引领变迁。在现阶段中国政治经济体制中,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举足轻重的制度供给者,其制度供给能力的高低,将严重影响中国制度发展建设的总体进程。因此,如何对经济社会的制度需求及时做出反应,结合执政党的政治优势与组织特点,选择适当的制度缺口,如乡村行政体制断层、非公有企业利益协调机制缺失及公民社会治理机制失衡等问题加以切入,充分发挥执政党的制度供给能力,是中国共产党自身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关系中国制度发展建设成败命运的重大课题。     

“国家治理体系10S协同模型”构想——中美国家治理案例剖析

弗里德曼曾经说,谁能解释中国现象,谁就能得诺贝尔奖。人们提出了所谓"中国之迷"的命题,即良好的法制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但是中国的法制水平很低,而经济增长却很高。西方理论家的解释是,中国的商业活动更多的不是依赖成文的法律和正式制度,而是非正式的规则。中国的潜规则与市场经济可以构成一个适当的均衡。笔者提出"国家治理体系10S协同模型",建构起系统、整体、协同的国家治理体系立体框架。以此研究各国国家治理的本源基因,试图解释美国、中国成功治理的关键与过程,诊断当前存在的问题。"国家治理体系10S协同模型"揭示以下基本规律:国家的治理体系现代化取决于多个要素,多个要素之间相互关联和支持;国家治理能力取决于各个要素之间的协同和匹配;各国有自己的协同和匹配,无法照搬照抄;改革的成功不仅仅依赖一个要素的改变;协同和匹配是动态的,要与时俱进。     

我国城市社区问题的破解之道

正中国的社区建设历经五个发展阶段,迄今已有20多年的历史,取得了巨大成效。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行政主导的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表现出越来越大的不适应性,社区作为社会建设和治理的基础平台,承担的社会治理事务越来越繁重,社区工作水平与日益繁重的社会管理任务之间的矛盾、社区服务功能与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之间的矛     

政府内部行政智慧化的探索与深化

内部行政智慧化是政府行政管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的内部行政智慧化主要有三种模式,即职能智慧化模式、产品智慧化模式以及用户智慧化模式。从地方实践来看,内部行政智慧化仍面临标准统一挑战顶层设计、技术进步挑战管理转型、数据协同挑战治理机制、长期发展挑战可持续性等问题,亟需以整体性治理为导向深化内部行政智慧化建设。     

以人大为平台的协商民主问题初探

正一、现代治理的复杂性呼唤协商民主人类解决公共治理问题,可以遵循不同的逻辑。包括以契约和自由市场为核心内容的"市场逻辑",以及"科层官僚制"的"行政逻辑"。现代公共治理问题日益复杂化,市场逻辑与行政逻辑均面临失灵的困境。治理运行的第三种逻辑"政策网络"开始兴起,它将社会运行看作是各种相互关联的平等主体,在资源依赖、权力分享基础上的互动结果,这种逻辑要求主体间的平等"协商"。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我国公共治理日益面临复杂化局     

新形势下强化城市社区的社会治理

正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城市社区社会结构日益多元,社会诉求日益多样,社会心态日益复杂,各类新型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城市社会进入了矛盾凸显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社会治理"与"社会管理"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却蕴含着重要的理念转变。社会治理更加注重主体的多元参与,更加重视运用经济、市场、法律、科技、行政等手段的综合治理。因此,如何通过协同作     

构建选人用人权的制衡框架

权力与制约是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的矛盾的两个方面，有权力而无制约，权力就会失控。权力与制约的相对平衡，即权力制衡，是现代社会公正行政的基本原则。但是，在我国的市、县组织部门，普遍存在选人用人权失衡的弊端。     

社会工作介入公共危机治理的优势与路径

社会工作作为一支专业力量,在危机治理特别是灾害治理中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在我国,由于起步晚、发展相对滞后等多重原因,社会工作队伍往往以"编外化"的方式参与到灾害管理等危机治理中,缺乏制度化的参与途径,这不仅限制了社会工作作用的发挥,更影响了危机治理的成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经验表明,全社会的参与和多部门的协同将会是现代...     

农村社区协同治理体系建设:地方实践及经验启示

社区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治理体系,是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农村社区治理的地方实践探索中,作为国家实验区,江苏省太仓市形成的"政社互动"模式、山东省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形成的"社团化治理"模式、山东省日照市形成的"治理体系及治理流程再造"模式,为农村社区协同治理体系建设提供了重要经验启示。在新的历史时期,构建农村社区协同治理体系,基础性治理制度体系改革是基础、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是核心、"上下互动"的实效参与是关键。总体上来看,农村社区协同治理体系建设,其目的是推动社区治理现代化,其实质是实现"人的现代化",其最终目标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个体解放。     

安全、正义与绩效:当代中国的行政治理改革与财政制度建构北大核心CSSCI

在本届政府致力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确立行政治理改革的三个核心主题——行政安全、行政正义和行政绩效,在此基础上建构行政治理与现代财政制度之间的联结机制,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也更紧迫。本文的中心思想是:在公地范式和代理范式下致力推动走上正轨的现代财政制度建构,可为促进行政安全、正义和绩效,进而为提高行政治理改革的成功概率提供最佳保障和理想切入点。     

行政文化创新——以行政变革为视角

行政变革与行政文化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改变了的正式制度与持续的非正式制度之间的紧张程度,对行政变革的方向有重要影响。我国政治制度变迁方式主要是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它必然也使中国行政文化进入了激变、再生的重要关头,刺激着行政文化的创新与建设。     

马鞍山市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探索

正当前,我国正处于各种社会矛盾多发期,司法资源短缺,法治保障不足,社会管理亟待创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健全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完善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对纠纷解决机制提出了新的要求。第47期处干班社会事业改革与社会治理创新专题组经过商讨,决定对马鞍山市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情况进行调研,再结合学习期间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