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是宪政的基石

市民社会是指由各种利益集团以一定形式组成的自主性机构，包括经济组织、政治组织、文化组织、宗教组织、学术组织和科技组织等。作为独立于国家的“私人自治领域”和私人利益的代表和象征，市民社会是宪政的基石。它不仅通过自身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权利要求，为政治国家公共权力的行使指明了方向，而且通过直接和间接方式参政、议政、督政、约束公共权力行使，防止公共权力滥用。     

市民社会：从经济交往领域向社会公共领域的演化

对市民社会内在矛盾的不同理解与探讨,影响并决定了对市民社会涵义的不同规定,从而使市民社会的观念呈现出从经济交往领域向社会公共领域的演化过程;葛兰西与哈贝马斯对市民社会的理解,与黑格尔和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规定并不相矛盾,而是一种在继承基础上的深化和发展,其总体理论取向对今天社会历史哲学的研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马克思的理论遗产与葛兰西市民社会观的题域转换

马克思把市民社会看做是市场经济中人与人的物质交往关系和由这种交往关系所构成的社会生活领域.这一思想为后来市民社会问题的研究确立了一种崭新的致思路径.葛兰西在吸纳马克思理论遗产的基础上,从西方社会已经变化了的现实出发.由把市民社会主要看做是经济交往关系,转换到把它主要看做是一个文化交往领域,看做是一个建构公共理性和生成公共伦理的社会空间,进而实现了市民社会理论研究题域的时代转换.     

重建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理论探析

哈贝马斯主要受到由葛兰西所开创、在文化意义上规约市民社会的当代市民社会理论传统的影响,在早期将市民社会界定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在后期则界定为生活世界。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哈贝马斯对市民社会的考察主要落脚于重塑已经发生结构与功能转型的公共领域和被殖民化的生活世界,其目的在于通过重塑理想的市民社会以重建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进而解决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化危机等问题。     

现代社会公共利益的逻辑

蓝宇蕴、杜富荣撰文指出,在现代社会,公共利益拥有了不同于传统社会的逻辑特点。现代社会公共利益与个别利益、私人利益都同时呈现出大规模扩张态势,且具有相互强化的趋势,而要形成与维系这种关系的良性发展,公共利益更凸显其意义。     

论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及对我国社会构建的启示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是介于公共权力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一块中间地带，其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在于政治国家放松对市场的管制，给市场更大的自主空间。公共领域为公众与国家权力机关就社会规则和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平等协商提供了平台，为公众对国家权力机关行使公共权力进行批评和监督，进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提供了重要渠道。在目前我国公民社会的构建过程中，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精神内涵与功用对规范制约我国权力机关的权力运行，培育我国公民的公共精神与民主意识，推动我国公共领域的成熟与发展等方面具有深远意义。     

论公共管理中的公共利益

在公共管理中,公共利益是指具有社会分享性的、为人们生存、享受和发展所需的资源和条件。从社会分享性的视角看,公共利益是客观存在的,公共利益不仅仅表现在单一的国家利益上与单一领域内,它也不一定完全体现“真、善、美”。追求以公共利益为核心的社会利益最大化是公共管理的目标。     

论公共管理中的社会利益

社会利益是指在某一特定空间区域内所有的个人与组织为了生存、享受和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和条件,包括具有社会分享性的公共利益、具有组织分享性的共同利益和具有私人独享性的个人利益。公共管理的价值目标不应是单纯的公共利益最大化,而应是以公共利益为核心的社会比较利益的最大化。     

重构社会公共性——审视中国社会运行基本规则的变化：网络公共性实践的困境与超越

有关公共性问题的探讨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作为行动领域，是一个非个人的交往、信息和舆论领域，它原则上对所有公民开放。在公共领域中，人民在理性辩论的基础上就普遍利益达成共识，以实现对国家活动的民主控制。他认为，与国家、政府支配的“行政的公共性”不同，“市民的公共性”是由作为独立个体的市民为了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而与其他市民共同合作创造的崭新的生活新世界。也因此，有学者认为，“研究公共性问题的理论意义在于重新审视社会运行基本规则的变化”。     

政府公信力的文化探源

本文从西方和中国的文化渊源中探求政府公信力思想.西方社会契约理论认为人民与政府之间存在政治委托--代理关系.政府信用是决定其关系的最重要因素.政府职员既代表公共利益,又代表私人利益,应防止为获取私人利益而侵害公共利益.中国文化注重信任的培育,现代社会应避免对历史文化传承的破坏.     

探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合理重建——从唯物史观、结构功能主义与社会批判理论看

城乡二元论似乎更拘泥于经济结构的分析,可能并不符合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决定国家的思想,也难以应对结构功能主义和社会批判理论对现代社会的深刻描述。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特征似乎在于国家功能过于强大而社会功能有待拓展,因而构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问题在于正确处理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在确保国家的核心价值和宪法秩序的前提下,建立健全以人为本的公民社会,同时有序扩大＂私人领域＂,从而形成由国家机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各得其所的社会结构。     

西方市民社会内涵的历史演进

研究市民社会理论,首先必须明确其内涵。市民社会思想在西方经历了长期的历史演变,形成了多种内涵:市民社会的最初涵义是指与野蛮社会相区别的文明社会;在近代自由主义思想家那里,市民社会是指外在于国家的社会组织;在黑格尔、马克思那里,市民社会是社会经济关系领域;而当代思想家则把市民社会的研究指向了文化领域。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新发展与中国构建"国家-社会"关系模式的现实选择

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再到20世纪,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就一直是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础与核心.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从本质上揭示了两者的真实关系,随着时代的变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发展,提出"政治国家-市场经济-市民社会"的国家与社会结构新模式.这一理论转变于中国而言,就需要在"良性互动"的理念指导下,通过建构契合中国政治文化和现实社会条件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来践行市民社会理论所体现的"社会至上"理念,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共赢"式发展.     

政治哲学视域中的公共领域

张翀在《学术交流》2010年第10期撰文认为,从政治哲学视域看,公共领域是一个与公共权力、市民社会、私人领域等诸多概念重合且具有多重意蕴的复合概念。它是一个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并调和沟通二者的意见地带;是以公众为主体,以维护公共利益为目的,以自由和公开的表达为保障的社会交往空间;     

政府公信力的文化探源

本文从西方和中国的文化渊源中探求政府公信力思想。西方社会契约理论认为人民与政府之间存在政治委托——代理关系,政府信用是决定其关系的最重要因素。政府职员既代表公共利益,又代表私人利益,应防止为获取私人利益而侵害公共利益。中国文化注重信任的培育,现代社会应避免对历史文化传承的破坏。     

“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概念之辨

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关系问题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永恒的话题。但凡人类生活的共同体,小至家庭,大至民族、国家,都必然存在着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矛盾,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对二者概念内涵的界定莫衷一是,客观上使得学界对公私利益关系的研究也呈现出各说各话的尴尬。从哲学视野来厘清公私利益的各自内涵,应能对公私利益关系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有所裨益。     

市民社会的文化特征

现代社会是一个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相互分离而又良性互动的结构体 ,在这个结构体中 ,市民社会是基础性的领域。市民社会是个人的特殊性得到充分表现的世界 ,因此 ,市民社会的文化是一种高扬个体主体性的文化 ,它所努力创造的是一个表现个人的生活意义和生存价值的观念世界。市民社会的文化既不同于传统文化所追求的价值统一性 ,也不同于国家意识形态所欲求的思想一致性 ,而是试图在多元价值目标并存的前提条件下 ,达致社会生活的公共性、个人生活的伦理意义和不同社会主体共同的理想目标     

黑格尔政治哲学中的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

黑格尔赋予市民社会这一政治哲学范畴以现代意义,把国家看作是自在自为的理性事物,认为市民社会与国家有着严格的区分.在两者关系上,市民社会先于国家存在并为其产生创造条件,国家高于且依赖于市民社会;特殊性与普遍性原则在市民社会和国家中既分离又统一;实现个体的自由成为二者追求的共同目标.     

浅析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研究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一直以来是人们研究关注的热点问题,在不同的文化区域和社会背景下,人们研究的观点也不尽相同。我国理论界从20世纪90年代起对市民社会理论做了大量的研究,对市民社会概念的起源、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的逻辑进程、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启示等研究成果也各不相同。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当代论域及其归宿

在哈贝马斯眼中,"公共领域"理论的载体依托于公共利益,通过休闲吧、图书馆、学术沙龙等为载体形式将个体公民聚集在一起,建构一种介于公共权力领域与私人权力领域之间的公共交往与公共舆论空间及话语平台,探究如何维护和实现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及公共利益的生成。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这当中牵涉到公民社会建构的重大工程,而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所彰显的对公共权力合法性批判的精神特质,为公民社会所需公民精神之涵养以及民主意识之化育提供渠道。基于此,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当代论域及其归宿进行研究对于我国公民社会发展必将有长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