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程序下侦查权力约束机制的构建

在正当程序理念的引领下,以正当程序为主线架构侦查权力约束机制。厘清侦查目的,确立侦查中立观,尊重侦查正当程序,增强侦查主体合法行使侦查权的内在约束力;以严格的法律规范、疏密有致的法律体系确立侦查权力法定的正当性;将检察机关对侦查权的约束由"软监督"转变为"硬制约"和"硬制裁",形成强有力的外部制约;合理合法地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扩张其对侦查权力的约束作用,以证据裁判的标准和要求来规范侦查行为;制裁程序性违法侦查行为,有效保障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救济。     

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检察机关的机遇、挑战和出路

监察体制改革将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权整合至监察委员会,直接在体制层面带来检察职权的重新配置。对检察机关而言,这一权力调整将直接影响检察权力运行的方式和效果。侦查权的剥离将促使检察权向法律监督的司法本位回归,因而构成未来提升检察公信力的机遇;检察机关在监察体制改革中的挑战并非其侦查权的剥离,而是长期以来的侦查中心主义痼疾,监察体制改革有可能强化侦查中心主义的逻辑。为此,有必要确保监察体制改革在法治的轨道上展开,并利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驯化"侦查中心主义,才是未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出路。     

在办理民生领域职务犯罪中如何配置和监督侦查权

我国的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长期享有对部分刑事案件的侦查权,主要是对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因此,社会上或者理论界议论,对于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可以由检察院进行法律监督,但是对于检察院的自侦案件,则长期缺乏必要的制度性限制。所以,有的专家学者和理论界提出应该将此项权力从检察院剥离开,改由其他机关来实施。但是,笔者认为由检察机关行使是最为恰当的。     

在办理民生领域职务犯罪中如何配置和监督侦查权

我国的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长期享有对部分刑事案件的侦查权,主要是对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因此,社会上或者理论界议论,对于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可以由检察院进行法律监督,但是对于检察院的自侦案件,则长期缺乏必要的制度性限制。所以,有的专家学者和理论界提出应该将此项权力从检察院剥离开,改由其他机关来实施。但是,笔者认为由检察机关行使是最为恰当的。     

让法律监督回归宪法本位

1982年,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被正式写入宪法。“法律监督权”的入宪并没有让检察机关的“腰杆挺起来”。发生在侦查活动中的违法情况,诉讼活动中的冤假错案和执行难等妨害司法公正的行为一直难以得到及时纠正,“不敢监督、不善监督、监督不到位的现象仍然存在”。从1999年开始,几乎每年的全国两会上,都有人大代表提出议案,呼吁全国人大完善法律监督立法。     

权力分立与制衡视野下我国检察机关的地位与作用

国家权力的分立制衡理论与其具体的实现模式并不是惟一的。国家权力架构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应从其所依存的政治背景下进行考察。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背景下,法律监督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国家权力被赋予检察机关,体现了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在我国权力监督薄弱的情况下,应当发挥检察机关对公权力的法律监督,尤其是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保障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进行。     

浅论对侦查行为的法律监督

我国现行侦查程序缺乏有效的法律监督．检察院对侦查程序的提前介入没有立法上的保障,法院无权对侦查机关的行为进行审查和控制,犯罪嫌疑人无权与侦查机关进行平等的对话和抗争。因此,从基本理念和基本结构上对我国侦查程序进行反思,有必要限制侦查机关的权力,保护被追诉方的权利,并赋予法院对侦查行为的司法审查权。     

论侦查不作为的构成与防治

侦查不作为与我国现行诉讼程序结构有直接的关系:"侦查中心主义"和封闭式诉讼程序结构致使侦查机关权力过大,缺乏外部的监督和制约。立法及诉讼理论对侦查权的性质定位不明是导致或诱发侦查不作为的深层原因。矫治侦查不作为可以通过行政、诉讼和检察监督手段,但这些手段都存在各自的局限。应当在确立多种防治方案以应纷繁复杂实践之需的同时,重点发挥检察机关的作用,将侦查行为规制纳入警检关系调整框架下,通过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参与引导,同步监督和制约侦查活动。     

论我国检察机关侦查监督机制的构建

我国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侵害犯罪嫌疑人权利的行为屡禁不止,其中制度性因素是侦查程序缺乏必要的监督。在我国选择检察机关进行侦查监督是宪法决定的,符合现代法治国家设立检察机关的目的,也与我国现行的组织体制配套。目前,检察机关对侦查行为的监督存在有限性、事后性与被动性的缺陷。有必要从建立以检察机关为中心的司法审查制度、构建完整的程序性制裁机制等方面,对我国检察机关侦查监督机制进行完善。     

论刑事诉讼中的监督检察

我国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承担了系列重要的职权。法学界习惯于讨论检察监督,但是在刑事诉讼中对检察机关权力的监督同样是一项重要的课题。对检察机关起诉权的监督,主要包括对公诉的审查、出庭支持公诉以及通过法院裁判的制约等方面。我国构建起了相对全面的对检察机关不起诉权的监督机制,但其中仍然存在一定的模式缺陷和制度缺陷。另外,对检察机关之强制措施与侦查行为的监督,我国刑诉法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法院的主导作用。     

基层检察院在诉讼活动法律监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完善措施

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有权对国家的各项法律的实施进行全面监督。如何全面履行刑事诉讼法律监督,关系到检察机关存在的必要,关系到我国刑事法律的正确实施。但在实践中,人民检察院在立案、侦查、审判、执行等活动的法律监督工作中存在着诸多问题。所以要健全和完善法律监督机制,就要进一步完善检查监督的法律体系和保障机制,使人民检察院充分发挥监督作用。     

附条件不起诉之犯罪嫌疑人权益保障研究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新刑事诉讼法的目的之一,新确立的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既响应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又有利于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由于检察机关享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可能发生侵犯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情况,新刑事诉讼法需要从适当扩大适用范围与明确适用前提条件、建立听证程序明确听取意见的规则与效力、分情况决定犯罪嫌疑人行使异议权的后果、赋予犯罪嫌疑人对不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的异议权和增加对最终处理结果的监督制约与权利救济措施等方面进一步完善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措施。     

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权研究

由于侦查阶段的特殊性和律师调查取证权的重要性，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的权利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从发展历程上看，律师由审判阶段进入侦查阶段是各法治国家刑事诉讼发展的历史趋势；从比较法上考察，两大法系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律师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从刑事诉讼构造的视角着眼，借鉴两大法系国家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规定，有助于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     

基层检察机关科学管理机制探索与实践——以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检察院“四大管理中心”为背景

我国检察制度承栽着重要的使命，是秩序、权利、公平和正义的守护者。其法律监督职能主要通过三个途径予以实现，即职务犯罪侦查权、公诉权和诉讼监督权。基层检察机关也基于上述职能设置主要业务部门及综合性辅助部门。在实际机制构建和完善过程中，各基层检察机关纷纷进行内部管理机制和模式的探索，方式不同效果也不同。本文结合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检察院内部设置管理模式的改革。对基层检察机关内设机构的运行和管理模式进行探讨和分析。     

谈侦查阶段的律师辩护问题

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辩护制度,仅仅在侦查阶段允许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有限的法律帮助是无法很好地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的。根本的做法应当是,取消"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与"辩护律师"在称谓上的不同,而统称为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即赋予律师以辩护权以及在侦查阶段即赋予犯罪嫌疑人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以弥补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之立法不足,这对于树立我国良好的国际形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论公诉环节法律监督权的强化与完善

公诉权、法律监督权作为我国检察制度的两项基本职能,是历史形成的,二者相辅相成,共同为维护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在公诉环节强化完善法律监督权,通过诉讼监督的手段充分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是检察改革落实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内在要求。     

股权众筹“入法”：监管与豁免之平衡

作为一种新型互联网金融模式,股权众筹具有融资成本低、效率高优势的同时面临投资者保护不足的风险。为了充分发挥股权众筹的优势,拓宽小微企业尤其是初创企业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完善我国多层级资本市场,同时兼顾投资者保护,应树立适度监管理念,打破现行法律制度障碍,实现监管与豁免之平衡,构造我国股权众筹监管法律制度。     

论大学生学习权司法救济的空间拓展

大学生学习权具有自由权属性与社会权属性。从应然的角度讲,具备独立法律人格的大学生具有选择学习内容、学习方法以及要求司法救济的权利。大学生的学习权利属于大学自治权属范围,就是依据学术共同体的自律作为营造大学法制秩序,保护大学生学习权的拥有、行使与受益。但是,由于大学内部利益预设的多元化并存,单纯的大学自治无法有效保护大学生学习权益。所以,有必要拓展大学生学习权司法救济的空间,让司法的阳光照进大学校园。     

战时民船征用中个人利益的法律保护

战时民船征用个人利益法律保护是为了提高公民参与和支持战时物资保障的积极性。在我国以保障国家公权利的行使、较少考虑个人利益的法律文化背景下,以物权法的视角,提出若干战时民船征用个人利益保护的立法建议是法制社会的必然要求。征用必须合宪、合法,征用程序必须正当,征用必须补偿。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征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