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正义:资本逻辑的批判与超越——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启示

佩珀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危机的理论,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论证了现代社会出现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生产方式,明确提出解决生态危机的唯一出路是变革资本主义制度,主张生态正义与社会正义相结合,构建以社会正义为基本特征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他的思想对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     

谁之正义?生态的还是社会的

西方生态政治哲学的两大主流派别"红色绿党"与"绿色绿党"具有各具特色的正义新思维."绿色绿党"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社会正义现,主张后现代视阈的"生态正义"至上论."红色绿党"坚持现代主义的"社会正义"至上观,强调人类生态行为的评判须以"社会正义"原则为标准.在交往实践观的视野中,生态正义与社会正义本质是舍一的,红绿双方的正义观须在"主体-客体-主体"的理论框架中予以整合与超越.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法治意蕴

本文以市民社会概念的历史流变为切入点,阐述了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主要观点,指出市民社会对法治社会形成的重要意义。认为现代法治的实现,必须以市民社会的产生和发展为基础,以期对我国市民社会和法治国家的建构有所启迪。     

包容性增长正义向度的多维视野及其统一

＂包容性增长＂虽然最初是作为一个经济概念提出,但在生态危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背景下,赋予了它丰富的内涵和多重的正义维度：作为经济学概念的包容性增长,凸显的是增长的正义;作为社会学概念的包容性增长,凸显的是社会正义;作为生态学概念的包容性增长,凸显的是生态正义。增长的正义、社会正义和生态正义构成了包容性增长的正义体系,三者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制约的统一体。包容性增长的正义内涵决定了生态社会主义为包容性增长的实现提供了更好的制度设计。     

麦金太尔论德性正义的传统及现代选择——兼与罗尔斯正义观之比较

正义理论在当代社会一直争论不休.罗尔斯以维护现代西方社会为出发点,阐述了他的作为公平的正义观;麦金太尔通过对正义传统的叙述,批评了当代以罗尔斯为首的新自由主义的正义观,认为现代社会正义的选择是他的所谓的德性正义.     

环境正义：建设生态文明的伦理基础

环境正义思想产生和发展的现实缘由主要在于生态问题引发的人——自然——社会之间的多层次矛盾。文章阐释了环境正义的属性和原则,提出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实现环境正义的路径：循环经济和生态政治。     

西方正义论的发展脉络梳理

在西方思想的历史进程中,从柏拉图的国家正义理论、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的既定平等关系,到卢梭、康德的自然法学说和"社会契约论",再到罗尔斯的正义论,关于正义的理论得到了深远的发展,并形成了现代西方社会新的"公平正义"的道德基础。     

自然保护地双机构管理模式的生态正义研究——生命权力运作的视角

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是我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其管理模式是实现保护地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鼎湖山保护区因历史原因一直形成双机构管理模式。在此模式下，鼎湖山经过两种权力主体的事权划分，形成独特而稳定的生态系统生命权力运作体系，达成既不“生态破坏”，也不“生态威权”的生态正义局面，人际生态正义、人地生态正义和种际生态正义在权力运作的过程中得以彰显。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生态正义思想探析

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生态正义思想方面呈现出了一种不同于古典和自由主义的特征，体现了理性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是自然生态正义与社会生态正义的综合体，为后期马克思超越正义的思想提供了一个理论上的准备。     

旅游生态不正义及其纠正

随着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生态领域内权益分配与责任承担之间的不对等成为社会不公的一个重要表现,由此引发了人们对于生态正义的思考。旅游业对于生态环境具有高度的依赖性,在其发展过程中,以生态利益为核心所产生的种种冲突均可以从生态伦理的角度得到解释,也需要从生态伦理的视角予以引导和化解。从生态正义理论对旅游种际生态不正义和旅游人际生态不正义现象的分析来看,旅游生态补偿是纠正旅游生态不正义、促进旅游地生态健康和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结构性问题破解与社会管理创新——基于社会结构视角的分析

当代中国社会问题大多都源于结构性问题。结构性视角可以成为分析和破解中国社会问题的一个有益视角。社会结构性问题的破解．社会结构性矛盾的解决,要求创新社会管理思路。社会管理创新是我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深刻变革,也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经历了结构性变迁之后的必然抉择。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路径是有序推进社会结构性改革,培育公民社会和社会组织,注重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最终建构出以公正为基础的三维制衡的现代社会结构。     

中国社会正义缺损问题之思考

正义是社会的首要价值,正义判断的标准是建立在义务论基础上的基本道德,正义的具体形式有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算术正义与比例正义、交换正义与分配正义。根据这些概念与判断,认真审视目前中国社会关于正义的判断标准以及各种具体正义形式之不足,进而探寻改善社会正义的途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政治哲学视域中的性别正义

女性主义对公民资格理论传统的批判在凸现传统公民资格理论中女性之缺席的同时,却由于潜在的性别本质化分析而陷入普遍主义正义伦理的两难,关怀伦理成为女性主义摆脱正义伦理两难处境的另类思考。与以关怀为基础的路径相一致,差异性立场、身份政治转而成为女性主义表达其性别正义诉求的武器。但是如果妇女并非一种统一的性别象征,如何能够提出妇女的政治主张?因此,建构一种基于宽容、对话、理解、友爱、团结基础之上的包容不同身份差异(包括性别差异)的公民身份和公民制度成为继身份政治之后女性主义进一步考虑的重点。     

共产主义:正义及其实现

正义不单单是一个法权概念,更是一个特定的社会历史范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控诉不仅仅是谴责资本主义是不正义的,最重要的是论证这种生产方式本身的缺陷性,这种缺陷使得正义和权利的存在成为必需。对正义的解读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的维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也饱含着生产力和道德的双重标准,即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马克思设想了一个实现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并揭示了这一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必然性,但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需要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和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在消除了阶级差别和对立的共产主义社会,固然不存在协调阶级冲突的权利标准,法权意义上的正义走向消亡,但并非完全排斥一种内在的正义需求,仍需要价值层面的正义加以引导,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正义的标准是内在于社会的,共产主义并非一个完全超越正义的社会,反而以正义为前提,是高阶正义的真正实现,是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准确理解这一实质对于分析和解决当下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以少年司法改革推进社区矫正

我国社区矫正的起步是对现代司法程序改革、刑罚轻刑化、恢复性司法、社区矫正和少年司法制度等多方面的重大挑战。中国的社区矫正要向前推进,应当以少年司法改革为先导。社区矫正的功能评估应以观护措施为主,以矫正措施为辅,对少年违法行为的处遇原则应依据少年犯罪的原因,而不是依据少年犯罪的危害结果,对少年犯罪人的司法保护的核心是要保障他们社会化过程的连续性。社区矫正不仅要注意个别化处遏的体现,还要注意矫正范围和功能的泛化。     

促进社会公平构建和谐社会

社会公平是和谐社会的基石,收入分配不公导致贫富差别拉大,社会矛盾和冲突增加。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寻找多种途径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即以发展来促进公平;从思想上更加关注公平;以制度来保障公平;从群众最关心的利益问题入手来促进公平。     

论马克思的正义观及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

从理论上看,尽管马克思没有专门集中论述正义,但是,他并不忽视社会正义。马克思对正义的寻求就是对资本主义的非人道的批判,其本身就具有积极的正义性。在此基础上,从社会生产方式出发,将未来的正义社会论证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发展的条件”即共产主义社会,并将自由、平等纳入到增进社会整体利益的目标之中。当前,马克思的正义理论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公平正义: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更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从一定意义上讲,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代名词。没有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就没有社会主义。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最核心的价值追求,是社会主义实践的价值目标,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准则。     

和谐社会环境下刑事被害人人权保障的新思路——以刑事被害人救助为视角

建设和谐社会的前提是公平正义。目前,我国由于被害人权利受到限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往往得不到执行,这与人权保障和司法的实质公正相去甚远。在和谐社会的环境下,探讨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