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服务机构建设与整体性政府的塑造

我国行政服务机构的实践经历了由串联模式向并联模式的转变。这种模式转变体现着整体性政府的构建,行政服务机构的功能定位反映着整体性政府的塑造。整体性政府的目的和基础在于由顾客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变,而解制和建制构成行政服务机构建设拉动整体性政府构建过程的两大措施。     

整体化分散治理:一种新框架——基于津、杭、深的公共代理机构比较分析

"整体性治理"与"分散化治理"是当前治理理论研究的热点,"分散化治理"指出长久以来政治对社会的控制、嵌入、吸纳或渗透的严密等级组织形式,对当前我国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造成巨大障碍,因此要求构建多元治理体系。但是,"整体性治理"认为,当前我们做的不仅是政社分开,创造更多的社会治理新主体,同时还应加强建设各类主体间的协调互动机制,增强国家和社会的整体联动性和调控力。但有学者指出,在当前我国社会行政色彩较浓,政社不分问题突出的情况下,强调"整体性",有抹杀社会自主性,为政府权力垄断开脱之嫌。一时间两种理论均面临着"理论"与"实际"难以接轨的现实困境。结合目前我国公共代理机构的改革,如何既体现独立自主的分散治理,同时又兼顾国家整体性发展思路,这就迫切需要将"分散化治理"与"整体性治理"理论融会贯通,取长补短。"整体化分散治理"理论构想,是对这一问题的积极回应。     

政府内部行政智慧化的探索与深化

内部行政智慧化是政府行政管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的内部行政智慧化主要有三种模式,即职能智慧化模式、产品智慧化模式以及用户智慧化模式。从地方实践来看,内部行政智慧化仍面临标准统一挑战顶层设计、技术进步挑战管理转型、数据协同挑战治理机制、长期发展挑战可持续性等问题,亟需以整体性治理为导向深化内部行政智慧化建设。     

以整体型政府建设提升服务型政府的、效率和服务能级——基于上海市M区整体型政府建设的个案考察

十八大后新一轮政府改革应以整体型政府建设提升服务型政府的效率和服务能级。上海市M区整体型政府的实践途径主要有3个，分别是大部门制改革、行政服务中心建设和大联动机制建设。当前3个实践途径离整体性治理的要求都存在一定距离。上海市M区整体型政府的实践对我国整体型政府建设的启示包括：加强整体性治理思想的传播，重塑政府文化；推进行政审批和行政执法流程标准化建设，提升部门间的协作能力；推进社区服务站和社区服务网站建设，促进基层整体性平台建设；借力信息技术，提升各部门的协同能力。     

政府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分析——基于有限政府的视角

当前,政府在乡村治理中经常陷入政府越位、政府缺位、选择性治理以及碎片化创新的角色误区。这种误区的出现,根本上在于全能政府惯性的作用,政府大包大揽公共事务。基于有限政府的视角,只有转变政府职能、厘清政府权力和责任清单、强化问责制度、发挥乡村社会组织作用以及实现政府对乡村社会的整体性治理,才能最终实现乡村治理的现代化。     

治理共同体视角下民主行政社会建构思考

我国的民主行政建设在20世纪末逐步展开,政府开始改革行政管理模式,让公众逐步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决策之中,我国民主行政建设自此不断发展,但政府中心主义的治理模式存在已久、社会组织自治能力不足、公民参与精神与参与理性不足、行政文化建设滞后等问题意味着,民主行政建设任重道远。文章在治理共同体视角下研究民主行政及其社会建构,并对我国民主行政社会建构做了进一步思考。     

解释与取向:运动式治理的制度主义视野——以“治庸问责”风暴为背景的分析

由地方政府主导和厉行的治庸问责风暴,是我国公共治理实践的一种典型形态。从制度主义的视角来审视它,既有应制度需求实现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供给的合理性,也有行政体制和社会治理结构等制度背景引致下的必然性。但是,这种运动式的政府治理行为也存在一些弊端,它可能强化机会主义的行政作风和行政集权,封闭的、强制的制度创新可能使制度实施成本更高,制度效能也无法保证,而且制度的生命周期必定是短暂的。只有以整体性的战略观念、开放的态度开发多元的制度动力源,细化实施机制,才能促进制度生命的延展,将运动式治理的弊病减至最少。     

治理共同体视角下民主行政社会建构思考

我国的民主行政建设在20世纪末逐步展开,政府开始改革行政管理模式,让公众逐步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决策之中,我国民主行政建设自此不断发展,但政府中心主义的治理模式存在已久、社会组织自治能力不足、公民参与精神与参与理性不足、行政文化建设滞后等问题意味着,民主行政建设任重道远。文章在治理共同体视角下研究民主行政及其社会建构,并对我国民主行政社会建构做了进一步思考。     

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中的城市整体治理——以广州市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城市政府是中国行政体制的基本构成,整体治理旨在构建协同合作的整体性治理框架和政府运行模式。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的整体治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透过广州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实践,发现通过统合式的急时体制、复合式的信息集成和堡垒式的联合服务,广州市建构了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下的整体治理模式。案例研究表明,在中国城市政府建制下,注重城市政府在管理体制上的统筹协调、政策制定上的信息集成以及公共服务上的联合行动,有助于推动治理的整体性和效能性,从而促进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有效治理。     

我国城市跨界社会问题的整体性治理模式探析——以上海市长宁区社会管理联动中心为例

随着信息和人口等要素的流动性日益增强,各种跨界社会问题不断涌现,并开始突破原有行政管理体系中的组织边界,科层体制中分割、僵化、碎片化的管理愈发显得僵化和难以适应。整体性治理对城市社会问题的跨界性与政府管理"碎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进行了有力地回应,并提供了新的治理模式和思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本文将以上海市长宁区社会管理联动中心为例,运用整体性治理理论,分析长宁区的跨界社会问题治理模式和实现路径,并对这一模式进行评价和展望。     

整体性治理视角下的大部制改革完善探析

整体性治理是21世纪政府改革最鲜明的特征,从整体性治理视角探析我国大部制改革具有现实性和合理性。目前我国的大部制改革还存在诸多现实问题。从整体性治理视角出发,应构建大部制改革下的整体性治理机制、整体性认同机制、整体性监察机制和整体性协调机制,以促进大部制改革的完善。     

转型期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分权问题探讨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过程中 ,伴随着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主体趋向多元化 ,其权力主体和利益主体多元化趋势也日渐显现 ,城市社区权力结构将会出现整体性变迁 ,管理权力重心下移、政府还权于社会、还权于民将是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从总体来看 ,我国城市社区自治权力的应然要求与现实情况还存在较大的距离与矛盾。文章以建立健全社区管理法律法规、确定政府行政权力与社区权力的有效边界、重塑制度创新主体和协调利益关系为维度 ,提出解决社区治理中分权矛盾的对策     

我国电力行业整体性监管：分析与举措

政府治理一直是政府和学界非常关注的问题,在西方,随着信息化、数字化技术的普遍使用,兴起了整体性治理理论的思潮,它是针对新公共管理带来的碎片化、空心化政府等一系列问题而提出,强调整体、合作及信息时代背景。整体性治理已成为当代政府治理的新理念,也是探究政府改革的学术前沿领域。本文介绍了整体性治理理论在英国兴起的时代背景,详述了其一般概念和核心特征,并利用该理论,对我国电力监管进行了分析,以解决当前我国电力监管问题。     

项目制:社会治理创新的模式与逻辑

基于近年来我国各地社会治理实践,从项目制的视角解释社会治理创新模式和实践逻辑。研究发现社会治理创新的项目制模式具有目标的有限性、组织的灵活性、资金来源渠道的多元化、周期短和"发包—抓包"的制度链接等特征;其实践逻辑包括:既突破了政府、社会及市场的边界,推动政府从经济企业家到社会企业家的身份转型,又将"一刀切"的制度规范转化为本地化、多样化的创新实践,实现了跨部门协同治理。尽管如此,项目制在社会治理创新中也存在着社会资源配置的"马太效应"、地方政府的寻租腐败、政府的碎片化治理行为、项目制供给"最后一公里"等问题。因此,唯有合理配置项目资源、建立有限政府、实行整体性治理以及创新项目管理机制和方法,才能提高社会治理创新绩效。     

我国政府预算的碎片化现状及其整体性治理策略研究

政府预算治理是政府财政治理的核心。目前,我国政府预算治理模式正处于由＂前预算时代＂向＂预算时代＂转型过程中,政府预算改革面临着权力碎片化、功能碎片化、制度碎片化及信息碎片化等现象,需要将整体性治理作为分析工具,对权力、功能、制度和信息进行协调与整合,实现整体性政府预算治理。     

武汉市建立行政审批局的路径选择——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的视角

建立行政审批局,将政府行政审批权力集中于一个独立的部门予以统一行使,是当前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方向。本文以整体性治理理论为视角,基于对武汉市高新区、武汉经济开发(汉南)区和武汉化工区实地调研所获得的信息材料,探讨武汉市推进行政审批局建设的迫切性、所面临的主要困境以及可行的推进策略。     

江苏建立权力清单管理制度

最近,江苏省为深入推进简政放权,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权力运行制约监督,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经省人民政府同意,决定在全省开展行政权力清理、建立权力清单管理制度。基本要求是按照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要求,围绕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以及政府层级、部门之间关系,以转变政府职能、提升治理能力为核心,对政府行政权力进行全面清理,将行政权力以清单形式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我国行政指导制度的沿革及对策研究

行政指导作为一种强化政府的非权力性影响力 ,以更契合的行政手段引导和规范社会的发展 ,已成为世界各国创新政府行为方式的成功模式 ,并在我国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管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探究行政指导制度的运行轨迹、寻求完善我国行政指导制度的对策 ,是政府走向“协商治理” ,实现行政民主化、法治化的必由之路     

西方政府治理图式差异较析

科层治理、竞争性治理、网络治理和整体性治理,这四种治理图式共同演绎了西方政府治理图式的嬗变逻辑,共同绘就了西方政府治理图式的演变轨迹,并呈现出自身特质和明显差异。综合来看,整体性治理以其独特视角、全新理念和完整框架强力回应了后现代社会的各种诉求,必将成为"21世纪的大型理论"和西方政府治理未来发展的总体趋向。     

建设整体性国家监管体系--政府、社会、市场的有效协同

如何建立有效的国家监管体系,是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鉴于监管问题日趋复杂,当前我国的国家监管体系应当从单一性政府监管体系向整体性国家监管体系转变。整体性国家监管体系由政府监管、社会监管和市场监管共同构成。建立有效的整体性国家监管体系,需要做到三点:一是优化上下、左右、内外协同的有效政府监管体系,增强政府监管的现代化、法治化、专业化和智能化,提高政府监管能力;二是培育强大的社会监管体系,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和个体的有效参与,提高社会监管能力:三是发展市场监管体系,完善市场机制,建立市场化监管组织,提高市场监管能力。当然,必须明确监管有效并不代表社会有效,应以社会有效来衡量监管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