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治理理论及其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

传统的政府处于全能型地位，权力高度集中并管理一切公共事务。随着社会的发展，面对纷杂的公共事务，全能型政府越发显得力不从心。在公共治理理论中，治理主体多元化为政府治理公共事务找到了新的方向，即在处理一般性公共事务中，政府与其他主体之间不再是单纯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而是应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政府与其他治理主体通过采取承包、谈判以及协作等方式，共同完成对公共事务的治理。由此可见，在公共治理中，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是不可避免的。法治政府是较为理想的转变模式。     

理解社区：从还原入手

王红艳在《学海》2012年第3期撰文认为，社区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单元，社区治理是社会管理的重要板块。现阶段主流话语中有一种把社区仅作为一个管理单元、把社区化约为小区的倾向，这对于推进社区治理创新相当不利。从社会学角度出发对社区进行还原，弄清楚社区的理论渊源、多维面向和组成要素，对于进一步理解社区治理的意义和目标以及增强社区治理主体、内容和方式的科学性大有裨益。     

居民参与协商基层社会服务供给:动力、价值与路径

正当前许多社区积极探索多元共治模式,倡导多元主体协同联动、共同参与社区治理,通过协商合作的方式提供社会服务和公共服务。社区居民作为社区治理的参与主体更是多元共治模式中不可缺少的关键要素。因此,必须认清社区居民参与协商基层社会服务供给的动力,考察社区居民参与协商的价值,进而从建构回应性基层协商决策机制、培育积极的公民资格、扶持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等方面来保障居民参与协商基层社会服务供给的路径,创新基层社会服务供给的决策方式,优     

政策网络:社区治理研究的新框架

政策网络作为对社区治理研究的新理解,主张充分重视政府之外的社区其他社会行动者的资源、能力和作用,利用多元的社会资源积聚新的社区治理能力,以满足社区多元化的社会主体的社会需求,从而避免社区治理过程中因政府能力的有限性而忽视其他社会主体能力的情形。社区的政策网络既能描述社区主体间的关系方式和实现形式,也能成为社区治理问题的分析框架、问题解决的路径及工具,为预测社区治理的良好结果或产出提供了科学理性的分析基础。政策网络途径是解决社区治理危机的新思路,它的基本要素、关系结构和主要功能等方面构成了社区治理研究的新框架。     

转型期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分权问题探讨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过程中 ,伴随着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主体趋向多元化 ,其权力主体和利益主体多元化趋势也日渐显现 ,城市社区权力结构将会出现整体性变迁 ,管理权力重心下移、政府还权于社会、还权于民将是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从总体来看 ,我国城市社区自治权力的应然要求与现实情况还存在较大的距离与矛盾。文章以建立健全社区管理法律法规、确定政府行政权力与社区权力的有效边界、重塑制度创新主体和协调利益关系为维度 ,提出解决社区治理中分权矛盾的对策     

“服务—治理—管理”新型关系与社区治理新探索

随着社会利益结构、社会组织形式以及社会关系等的持续巨变,传统固化的“单位人”逐步为“社会人”和“个体人”所替代,社区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社区成为民生问题、社会矛盾的汇集点的同时,也提供了延伸公共服务、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空间.在构建“服务—治理—管理”新型关系的过程中,基层社区展开了全方位的实践探索,逐步形成“管控型”转向“服务型”的社区治理新理念新思路、社会资源配置社区化的社区治理新机制、网络化基层时代的社区治理新技术以及社区社会工作与社区治理的新途径.没有永远的最新,只有永远的更新.我们将会看到更多来自基层的令人惊喜的治理智慧.     

社会管理创新与协商民主的理论契合及实践探索——南京市鼓楼区议事机制调研

加强和完善社会管理格局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中具有全局性的关键环节,其中公众参与社会管理具有基础性作用。由社区居民和驻区单位等多方主体参与的社区议事机制是基层治理的创新,也是公众参与社会管理在基层落实的有效载体。通过对南京市鼓楼区议事机制的调研,我们发现社会管理创新与协商民主有着内在的理论契合,社区议事机制正是这种默契的外显。议事机制的运行激发了公众参与社区治理的活力,为协调利益关系、化解社区矛盾提供了制度保障。这一机制在可资借鉴的同时仍有进一步生长的空间,既取决于其自身的完善,也取决于其他治理要素之间的有机融合。     

网络治理视野下的社区志愿组织发展

社区志愿组织作为网络治理的重要主体，在社区公共事务的处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何在新形势下将网络治理与社区志愿组织的发展有效融合．是公共管理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的现实性问题。针对网络治理中社区志愿组织发展存在的主体地位倒置、资金不足、整合程度较低以及社区公共精神的缺乏等问题，应从政府、企业、社区志愿组织以及社区四个维度来推进社区志愿组织发展。     

居民参与社区共治机制研究——以武汉市中央花园社区为例

正城市社区是在公共事务治理中一个需要亟待改善的领域。近几年来,随着我国很多城市现代商业小区运作模式的成熟,城市社区治理开始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态势,城市社区发展正在从社区治理向公民治理演进。武汉市中央花园社区在公民居务、政务、商务、服务等方面创新了居民参与的渠道和平台,突出了居民的主体地位,是拓展社区治理的一个有效途径。一、多元主体参与的价值导向城市社区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基石,基于治理理论的城市社区建设展现了多元主体参与的价值导向,是政府引导     

基层党组织领导社区网格化协同治理的行动逻辑及路径选择

正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单元。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聚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将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将更多资源向基层下沉,推动社区网格化治理,成为当前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趋势。社区网格化治理打破传统基层社会管理组织结构,形成了"党委—政府—社会"三维权力架构,处于核心领导地位的基层党组织,如何应对治理主体多元、权力与资源分散、组织结构再造等各种挑战,如何发挥在社区网格化治理中的核心领导作用,成为不容忽视的现实课题。     

社会组织界别协商：理论解构与效能测度

社会组织协商是国家治理体系下民主协商的渠道之一。从国家治理视野来看,社会组织与政府的购买服务关系、政协中界别之间的话语权差异、社会组织内部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向心力不足以及人民群众对社会组织的认识基础都影响着社会组织在参与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甚至国家治理中的整体效能。因此,为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治理中的作用,进而在政协设置社会组织协商界别的实践,需要从党领导下的政府、政协、社会组织以及人民群众四个治理主体来分析影响其实践效能的因素,进而寻求社会组织界别设置与四个治理主体之间相互推进的路径。     

社区治理中的“新行政化”问题及其超越

伴随当前社区自治的兴起，社区治理过程中出现了与分权预期相背离的“新行政化”倾向，并表现出潜在化、项目化、间接化和结果导向等不同以往的典型特征。究其根源，“新行政化”问题的产生与计划经济时代行政体制的遗存，政府主导性的过度转移，社区治理评估的标准缺位等因素密切相关。“新行政化”问题的存在已经对社区治理成效，社区社会组织成长以及居民社区意识的培养产生了消极影响。而通过真正转变治理理念，正确定位各参与主体的关系，协商建立治理规则，将成为超越“新行政化”问题的关键举措。     

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地方人大角色——兼论佛山农村社区治理创新的制度瓶颈

21世纪以来当代中国一直在摸索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有序参与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学术界研究重心也放在这些社会治理主体的角色问题上。但是,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首先应该是社会治理规范的法制化,地方人大承载着其他社会治理主体不可替代的决策引领者与规范实施监督员的角色。佛山市农村社区自治创新试点,为我们提供了基层社会治理法治之经验观察与理论反思的可贵样本。     

政府导向的楼宇经济社区化发展模式与提升策略——基于政府经济学视角

楼宇经济社区化发展是当前楼宇经济与城市社区研究的重点和难点。探讨楼宇社区化发展模式,厘清楼宇社区发展的模式源流、演变类型和路径优化策略对于做好城市综合管理工作和系统治理"城市病"都具有积极意义。文章基于政府经济学的研究视角,梳理楼宇经济和楼宇社区研究文献,分析楼宇社区发展模式的主要特征。举例论述中央商务区、政务文教区、政务商务区、老城核心区和传统工业区五种楼宇社区发展实践类型,从社会服务管理空间生产效能角度提出政府导向、布局优化、环境提升、招商引资、智慧服务、规划设计、特色产业、经济集群等八大优化提升策略。     

社会治理如何实现多元协商共治

社会治理多元协商共治是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可有效整合社会治理资源、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在构建社会治理多元协商共治模式中,要引导社会公众树立多元治理思维,加强法治化、制度机制建设,培育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形成合力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对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的思考——加拿大社会公共管理的几点启示

链接:加拿大作为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市场经济发育相当成熟。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其社会建设和管理的理论、体制、手段和措施也相当成熟。加拿大政府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在维护经济自由的同时,把促进社会平等、公正和正义放到突出位置。一是以教育、培训为基础,大力开发人力资源,努力实现充分就业;二是以社会保障为核心,使全体国民享有医疗、养老和失业救济等待遇,实现国民收入的公平分配;三是以服务为宗旨,凸显政府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建立起服务型政府;四是以社会组织建设为重点,充分利用社会组织进行社会协作治理、调整利益关系;五是以社区建设为载体,加强社区管理,重视社区发展,实现社会社区化。     

融入社区治理:物业管理服务迈向成熟的希望之路

物业管理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物业管理行业企业的发展不可回避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社区和谐稳定的并引起全社会关注的重要社会问题。政府也开始重视此问题的解决。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从源头治理。只有从理论上厘清物业管理在社会及社区管理服务中的地位和作用,并理顺物业管理与社区治理的关系,将物业管理服务融入社区公共管理服务体系,发挥多元主体的积极性和多方资源的功能作用,并改变单纯从企业经营角度进行项目运营的物业管理模式,才能使社会回归理性,物业管理行业企业回归正轨,健康发展。     

行政规范自治：社区协商治理的向度、过程与进路——基于多案例社区比较

党的二十大提出坚持大抓基层、加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的鲜明指向。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广泛实践使城市社区如何衔接好自治与行政的关系,探索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社区治理道路成为当前的重要课题。其中,社区协商作为治理进路之一,考察其在现阶段如何实现自治与行政关系的制度化衔接具有重要意义。结合已有研究将共识塑造和行政惯习作为认识我国社区协商治理的功能向度,并选取了民政部协商典型案例中的三组个案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社区居委会从民意整合到共识回应的衔接推进构成了社区协商治理过程。该过程一方面表现为居委会的能动性作用,另一方面表现为上级部门以行政问责与资源下沉等方式实现对社区自治的规范性约束,使前者在约束性框架内开展活动,二者共同构成了社区协商治理进路。由此展现了我国基层协商民主作为社会治理体系中纵向衔接行政体制与基层自治的重要组成,其中,行政力量正成为引导和培育社区自治的能动要素,行政规范自治的过程推动了基层民主实践走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契合。     

中国特色社区利益自我协商机制的形成

就社区范围内的利益冲突而言,人民内部矛盾属性决定了不同利益主体自我协商的可能性,社区环境的相对封闭性和稳定性决定了利益自我协商的有效性。从治理理论出发,在中国特色社区利益自我协商机制形成过程中,党和政府应承担"元治理"角色,从营造协商氛围,培育协商主体,搭建协商平台,政策积极引导等方面促进建立有效的中国特色社区利益自我协商机制。     

现代社会治理的特点及我国社会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现代社会治理的特点是社会治理主体呈现多元化、社会治理路径具有双向性和社会治理行为的法制化。政府治理行为法制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和必然趋势,更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