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公正理性引领下法治变革的价值取向——以韦伯形式理性法治模式为分析框架

马克斯·韦伯经典的形式理性法治观以理性行为理论和正当支配理论为基础。理性行为观以人的行动取向为视角,把社会行为分为工具理性的行为和价值理性的行为,为法律思想的分类提供理论依据。正当支配理论提出三种正当支配类型,即官僚制、家产制和超凡魅力统制,为形式理性法的构建提供制度基础。通过阐释两大经典理论对形式理性法治形成的影响,韦伯肯定形式理性法对现代国家的独特价值。形式理性法具有可计算性和可预测性,且离不开理性教育培养的非人格性官员从内部维护法律体系的理性程度。韦伯的形式理性法治观对受实质非理性的传统社会影响的现代中国法治变革具有启发价值,但绝对的形式理性法也存在弊端。因此,我国法治建设既应追求实质正义的实现,也应充分汲取形式理性法治的合理成分。     

科层化：科层制组织的理性与非理性

现代社会中的科层制是建立在马克斯·韦伯的组织社会学的基础上的,现代国家的管理就是科层化的管理。韦伯把科层制看作是理性化的重要方面,而从价值理性的角度看,我们就可以看到科层制非理性的一面,也就是说,科层制在形式上的理性程度越高,则其在实质上的理性程度就越低。     

虚妄的理性

本文论述理性的虚妄实质。首先从柏拉图虚空的理念、亚里士多德僭越的第一因和形而上学的消亡论证了传统理性的虚妄：其次从作为现代理性的理性能力的无根基性和合理性设计能力的非法性阐明理性的虚妄。     

学习型官僚制与我国行政组织模式的理性构建

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官僚制理论奠定了现代组织理论基础。20世纪70年代以后它遭到了西方行政改革者的广泛批判,对传统官僚制的继承和超越是行政现代化的关键。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应该科学、理性地完善和创新官僚制,而将学习型组织理论与官僚制相结合,实现优势互补,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行政组织,即学习型官僚制,不失为我国行政组织模式的理性构建新的理论视角。     

韦伯官僚制的理论局限及启示

官僚制为官僚主义的培育提供了温床,是官僚主义所依附的物质载体。考察官僚制不能不考察韦伯的官僚制理论,韦伯的理性官僚制遭到了后继学者的不断批评,我们需要对这些批评进行理性审视,对理性官僚制作一番重新认识。韦伯官僚制存在三个方面的理论局限:一是历史时代的局限,二是价值理性的缺失,三是封闭性与静态性并存。我们对韦伯官僚制进行理性反思得出三点启示:一是坚持科学与价值的统一,二是坚持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三是坚持继承与创新的统一。     

论科学发展观的认识理性、价值理性和实践理性

科学发展观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它体现了认识理性、价值理性和实践理性的辩证统一，即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的辩证统一．     

犯罪行为的理性与博弈分析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Gary S.Becker)提出了一个与当时权威观点大相径庭的理论:犯罪是一种理性行为。实践证明,贝克尔的理论是正确的,他的理论对美国的司法政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本文重点讨论以下三个问题:(1)在贝克尔的理性选择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当前经济犯罪的行为特征和产生的原因,并进一步对我国经济犯罪活动进行有限理性和非理性分析。(2)打击和预防经济犯罪的实质是司法部门与罪犯之间的博弈。本文第二部分利用博弈论的分析方法,以典型案例为对象,分析我国经济犯罪与打击预防经济犯罪双方的博弈的策略、支付、均衡、结果等。(3)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依据理性选择理论和博弈论思想提出打击和预防经济犯罪的战略原则、制度设计和政策建议。     

理性的二因素与科学的二重性

人的理性包含有逻各斯和努斯两个内在因素，有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两种基本形式。受此规定，科学理性也是由其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两个基本方面构成的，而实践理性又包括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个矛盾的方面。科学理性这一特殊的结构，使科学不仅在其理论旨趣上具有“学”与“用”、“知”与“行”的二重性，而且在其实践功能上具有“利”与“义”、“福”与“德”的二重性。     

谣言治理中的政府理性

以往我国政府谣言治理是以法律规制为主的,其中有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中对"谣言"的表述与日常用语中对"谣言"的表述没有严格区分,导致人们容易产生对"谣言"都可以进行打击的认识误区。同时,立法上对于个别谣言犯罪规定了弹性较大、门槛较低的犯罪构成,因此,时常出现强制力在谣言治理中滥用的现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以法律规制为主的对谣言的治理模式,不断遭遇质疑,秉持政府理性治理谣言的呼声逐渐增强。政府理性治理谣言首先应充分理解谣言是民意不当表达的本质和网络自媒体时代谣言产生和传播的特点,坚持理性思维多元治理,提高政府治理谣言的效能,实现谣言治理与民意保护的双赢。     

构建和谐社会的新视角:从个体理性走向公共理性

和谐作为一种社会状态,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础不是天然形成的。和谐社会包含着理性的因素,它是对非和谐社会的那种个体非理性贪欲的一种抑制与理性的缓解,它期望全社会走向公共理性,实现互利共赢。     

“中国梦”:历史理性与现实理性的有机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它根植于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体现了社会发展的历史理性。现阶段能否抓住这一历史理性,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理性相结合,统一于广大人民群众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     

论法律的实践理性与法官培训模式选择

法律所具有的知识理性与实践理性双重身份决定了法学教育与法官培训具有不同的目标任务但又相互衔接,法律的实践理性是法官职业化核心内容。由于过去对法律实践理性的认识不足,法律方法、法律技术的研究成果较少,法学院不能为预备法律人提供法律实践理性教育;而法官来源的大众化又使得法院自身不能为已经进入的法律人提供法律实践理性的经验总结,这种局面使得中国的法官职业化面临诸多困难。要改变这种局面,应从法学院教育改革与法官培训改革两个方面入手,重视法律实践理性的养成,形成法官培养从法学院起步,经由法官培训完成的合理的法官培养机制。     

司法正义的实现:司法理性或抑司法经验

司法理性是司法者在司法过程中运用程序技术进行法律推理和判断、寻求结论的妥当性所体现出的一种实践性的智慧和能力。理性司法过程必须贯彻法治所固有的规则性及其内在逻辑,法治的进程正是在恢复法律的这种理性信仰,并力求以现代法治这一方式创造出更高的法和理性的结合。司法经验是思维作用于存在的产物,是人们通过对生活实践的观察而形成的心得和体会,体现在法官的个性和人性中。所以,司法的过程就是法官在被信仰的公设的法秩序框架的理性下,通过司法当下经验获得对过去发生事实的认定,进而解除纸上法律与实际适用法律的矛盾,实现司法的社会正义的法学进路。     

科学发展观:科学理性、人文理性、生态理性三位一体

发展观的核心问题是价值理念问题。科学发展观蕴藉着丰富的价值内涵,科学理性、人文理性和生态理性是科学发展观的深层价值理念。科学理性体现的是科学发展观尊重事实、尊重客观规律的求真务实精神,具有自主性的批判精神、竞争精神和开放精神,大胆探索、追求真理的开拓创新精神。人文理性体现的是科学发展观对人的生存权的实实关注,对人的发展权的深度关怀,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无限眷注。生态理性体现的是科学发展观对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关切,对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统一的追求,对生命与世界存在和谐的期待。科学理性、人文理性和生态理性三位一体的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必将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进一步推向前进。     

道德理性的反思与建构

道德理性作为一种独特的人类理性,属于价值理性的范畴,是人类在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对道德及其追求的自觉意识。它诉求的是善,是心灵的秩序、生命的秩序、社会的秩序。我国的传统道德理性,既有合理的需要传承与弘扬的积极因素,也有需要加以克服、矫正的消极成分。为此,必须坚持历史标准与价值标准的统一,对传统道德理性进行合理地扬弃,进而构建健全的道德理性。     

理性与信仰之罔——对西方神学的一种理解

理性与信仰之间的争辩一直贯穿于西方基督教神学的发展历程中。从形式上看,强调理性之光明察上帝与信仰天启奉信上帝之恩召势成对反。但是,表面上的冲突掩盖不了二者均在确证一种有意义的生存方式的实质,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宗教的现实意义得以彰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辨证理性、实践理性及价值理性

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学绝对同一性、先验性、线性的形而上学思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立基于辩证思维，将资本、市场、效率、公平与人、辩证法统一于经济学之中，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经济学的辨证理性、实践理性及价值理性的统一。其中，辨证理性着重探讨其辩证思维方法论，即它如何用辩证法精神破除了资本逻辑的同一性、抽象性、颠倒性，并强调经济学的辩证的同一性、开放性、整体性等思维；实践理性着重探讨其现实的革命性意义和影响，也即如何用中国话语讲中国的经济故事，同时为世界经济学贡献中国智慧；价值理性着重探讨其扬弃资本主义经济学单纯的经济合理性，强调经济学科的价值性，坚持以人民性作为其基本价值立场与诉求。     

行为金融理论中的有限理性

现代经典金融理论的理性假设脱离了现实基础,限制了它应用的广度和深度;行为金融理论以有限理性为基础,理论更贴近实际.有限理性在拉近理论与现实距离的同时,也显现出现实的复杂性.本文从投资者心理、有限套利和金融市场的不确定定性等方面论述行为金融理论中的有限理性.认识有限理性不是要否定理性,而是要发挥理性.     

论法律的确定性之演变

法律以确定性作为自身追求的目标和表现形式。法律的确定性首先是其价值的确定性 ,其次是法律的形式理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公、私法在价值、形式理性上的确定性是不同的。自近代以来 ,公、私法在确定性上实现了一致。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三重理性向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仅是关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理论创新,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又一次理性升华.从哲学理性的视角看,它至少凸显了这样几个理性向度:一是以对话沟通、倡导共识与尊重差异为旨趣的交往理性向度,二是以理想信念、社会精神气质重塑为要旨的人文价值理性向度,三是以捍卫道德底线与确立行为准则为意旨的道德实践理性向度.三重理性向度虽各有侧重与偏好,但却不能分割而视,它们共同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逻辑严谨、层次分明、结构缜密的理性运思的有力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