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共产党执政体制的非正式制度的社会进路

在历史进程中自然积淀而成的非正式制度,往往比人为设定的正式制度对历史主体的变迁具有更为深刻的影响。就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体制进路而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尤为明显。分析、总结非正式制度对中国共产党执政体制的影响,对于推进党的执政体制改革、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浅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当前法制建设的关系

浅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当前法制建设的关系何宝玉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急剧变迁，社会政治法律制度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封建的以君主行政权为核心的官僚政治被打碎，以＂刑＂为中心的依附于行政权的封建等级法律制度被彻底否定，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法...     

非正式制度与中国渐进式改革模式的选择

彭正波在《理论导刊》2010年第12期撰文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决策实践，是一个制度变迁和创新的过程，实现了平稳的经济和社会转轨。之所以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模式，在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理念中的非正式制度与渐进式改革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     

中国古代版权保护是啥样

我国古代基于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以及传统法律文化,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版权制度,但版权观念的萌芽很早,围绕作品保护产生的与版权相关的措施从宋代至明清以来逐渐成熟。随着近代中国社会变迁,清末通过颁行《大清著作权律》而首开版权制度先河。中国古代版权保护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面向。     

“传统”与“现代”之间：晚清政治现代化的启动契机、历程与遗产

清承明制，确立了集权的官僚政治体制，这种政治体制以一元主义为价值依归。晚清以降，坚船利炮忽至，西宪西法东渐，中国被卷入了政治现代化浪潮之中。面临异质文化的入侵，中国文化开始发挥其适应性，清末新政及立宪活动即是对鸦片战争以来中西文化冲突在制度上的调和与回应，它标志着旧传统的解体和新制度的建构。清求中央政府的变革实践既推进了传统专制政体向近代立宪政体的演进，又不得不在维系传统和进行变革之间苦苦挣扎。而透过清求政治现代化的官动契机、实施历程，我们可以舌到中华文明在现代化和西方化之间进行的艰难抉择。如阿实现现代化而又不完全西方化，成为晚清以来中国政治现代化建设的中心话题。     

中国近代民事证人制度述略

中国近代民事证人制度经历了萌芽、初步形成及正式形成三个时期。在萌芽时期,中国的民事证人制度传统色彩较为浓厚,但也引入了少量西方法。初步形成时期的民事证人制度大量借鉴了域外法,已经大体摆脱了传统法体系,但与实际国情不尽切合。故第三时期主要是使引进的域外法逐步适合中国国情,至此近代意义上的民事证人制度正式形成。中国近代民事证人制度的历史演进轨迹对我国当今的法治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     

略论中国古代礼、法与法治传统——一个法社会学视角

一般认为,中国是一个伦理道德型国家,但纵观中国古代历史,中国又不是一个没有法治传统的国家,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中,礼与法共同规范着人们的社会生活。然而,这种法治传统是缺乏民主政治背景的,非近代意义上的法治。本文将从法社会学的角度来论述中国古代礼、法与法治传统,以及它们与近代法治之间的关系。     

试论民本主义的近代形变

民本主义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较为积极的成分。民本主义的近代命运有两种可能,它可能成为中国近现代民主演进的传统资源,也有可能改头换面转型为民主时代的民粹主义。传统民本包含原始民主的精义,但在制度层面上,民本与民主却是对立的,传统民本无法开出近代民主政治之路,最多只是为民主在近代的传播和接受提供有限的思想养料。但是从民本到民粹却是一条容易走通的路,国家主义、人道精神与民间情怀是二者相勾连的重要纽带。     

非正式制度视域下中西公务员录用差异探析

公务员录用的非正式制度主要内生于社会文化和历史传统,在公务员录用制度形成的同时,非正式制度也会相伴而生。由于中国和西方产生非正式制度的社会文化和历史传统等背景因素存在差异,因此,在公务员录用制度形成时也产生出不同的非正式制度,主要表现为"高道德自律"与"低道德他律"的差异、"官本位"与"商官二元化"的官文化差异、意识形态在录用中的贯彻传统差异等。这些非正式制度深刻地影响着中西公务员录用的过程和最终结果。     

精英政治：研究回顾与理论应用

精英政治是当代政治科学的重要理论范式之一,其发展渊源可以追溯到学科的形成之初。无论是就政治实践还是学术渊源而言,精英政治的研究路径都与中国政治的基本现实具有相当程度的契合性。对于中国政治实践而言,精英政治理论具有较强的分析和解释力度。透过非正式政治、宗派政治等分析概念,再结合正式制度的分析,能够更好地把握中国政治运行的内在机制和规律。     

政治冷漠的哲学分析

冷漠与麻木似乎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国民性。近代以来,从梁启超到孙中山,都强烈地感受到了中国人的这种政治冷漠。这里真正的原因,还是中国的老百姓早已被剥夺了在共同体中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没有参与,万事变得与己不相干,当然就会冷漠。这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和制度的失败。     

政治冷漠的哲学分析

冷漠与麻木似乎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国民性.近代以来,从梁启超到孙中山,都强烈地感受到了中国人的这种政治冷漠.这里真正的原因,还是中国的老百姓早已被剥夺了在共同体中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没有参与,万事变得与己不相干,当然就会冷漠.这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和制度的失败.     

局限与应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制度变迁研究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从理性选择的视角理解政治生活与政治制度,其制度变迁研究受到理论资源的深刻影响。理性选择理论是该流派的理论内核,塑造了制度变迁的典型解释,后者具有功能主义、非历史性、集体利益导向、忽略观念性因素、低估权力不对称等缺陷。理性选择理论的修正、新制度经济学等分析工具的引入则催生了制度变迁的多样化解释,在不同程度上克服了典型解释的缺陷,并提升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对非正式制度、制度演化、内生变迁的研究潜力。未来的研究必须处理好制度功能与制度生命力、理论内核与理论边界的关系。     

论中国古代皇权制约理论与制约机制

中国古代社会的君权(皇权)并非如人们通常认为的完全不受限制。事实上中国古代社会存在皇权制约理论与制约机制。儒家"天命民心"、"圣人礼教"及士大夫"法与天下共"的思想观念以及谏诤制度、廷议制度、宰相制度等分别构成了对皇权的理论制约和制度制约。这套制约机制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皇权的无限发展,成就了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发展与繁荣的趋势。但另一方面,其本质是专制主义的,是专制体制下统治集团内部对权力不同程度的调整,其作用的发挥受诸多条件的限制,具有有限性和不确定性。强大的皇权与专制传统是中国近代走向民主政治的最大障碍。     

和谐社会建构中的制度创新分析

制度创新本身既包含正式制度的演化,也需要相应的非正式制度的变迁与联动。制度创新过程本身也是一个利益调整的过程,易于引发一系列社会不和谐问题与人们的心理冲突,因此,制度和谐与社会心理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应当创设利益均衡的制度保障社会和谐,推动非正式制度的创新促进社会和谐。     

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治理的功能再生与制度建构——基于贵州省D县新乡贤组织的调查

乡贤的产生、发展、异化与消逝反映了社会变迁中乡贤在乡村治理中定位和功能的不断演化。新乡贤治理是新乡贤（组织）主导的基层（乡村）秩序生产范式，新乡贤治理的功能再生是强化国家——社会的连接、激发乡村振兴内生能力的必然要求。文章基于贵州省D县春晖社组织化运行状况的考察，对春晖社的合法性、内部结构、生产与再生产模式、运作路线、功能等方面进行了梳理分析。认为作为非正式制度的新乡贤治理应体现为激活乡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与自治领域的内生能力，并具体表现在协助村务、经济带动、文化认同和自组织规章等实践运作上，同时通过一系列非正式制度运作，实现乡村资源整合与村民再组织；作为正式制度的新乡贤治理还应体现在体制性组织运作上，以建构秩序嵌入乡村。     

辛亥革命失败原因的再审视——以新制度主义为研究视角

辛亥革命突破了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变迁的"路径锁定"状态,将中国带入了现代民主政体的轨道,但由于中国政治市场的不充分和专制主义根深蒂固的惰性,辛亥革命最终未能成功实现政治制度的创新,未能创造一条新的制度替代的路径。从新制度主义视角分析,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是晚清政治舞台上势力很弱的政治集团,其先天不足的因素包括组织涣散、意识形态凝聚力与整合力不足、改革所需的资源匮乏以及臣民文化对革命的阻抗等,都决定了辛亥革命不可能完成近代中国制度创新这一伟大历史使命。     

制度变迁理论视角下的我国民生问题

制度是与人类的有限理性紧密关联的,调节各种经济、政治利益关系的正式与非正式的行为规则的集合。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我国当前的民生问题,可以从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两个层面加以研究。在教育、就业、医疗保障、住房、社会保障等正式制度以及社会习惯、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中所存在的不合理和不协调之处,困扰着我国当前民生改善的进程,也滞缓了整个社会发展的步伐。     

传统的"礼"与近代的"法"——由《暂行新刑律》评北洋政府刑事立法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是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又一个阶段,以《暂行新刑律》为代表的刑法典即为当时刑事立法走向近代化过程的缩影.《暂行新刑律》的修订过程中,既有近代的法制原则与制度被进一步的吸收和确立,又有传统的封建礼教纲常的恢复与强化,传统的"礼"与近代的"法"在刑事立法中的交替与反复刻画出北洋时期乃至整个近代中国刑事立法发展的一个基本脉络.     

协商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独特优势

<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植根于中国传统"和合"文化与现代民主思想,形成于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中因时制宜的协商实践,是我们党在民主政治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中取得的最新成果。文化上的传承、实践上的积累、理论上的创新以及制度上的臻化,诠释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完整内涵与独特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