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路径探析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掌握大数据的基本特征,积极利用数据预见未来,对维护与防范我国意识形态安全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大数据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路径有以下几方面:加强大数据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阵地建设、提升大数据时代的信息安全保障能力、强化大数据时代的道德体系建设、把握大数据时代的舆论导向策略。     

网络谣言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危害及其治理

全媒体时代的网络谣言与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具有内在的相关性。在网络舆论场域，网络谣言呈现出谣言传播强效化、谣言目标普世化、谣言界定多元化、谣言内容政治化等新特质。全媒体时代网络谣言对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建构带来严峻挑战：与主流意识形态功能的“分离”，离散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使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消隐。为了守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我们应从技术、道德和制度三个向度强化工作，从根本上守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     

非传统安全视阈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探析

意识形态安全作为总体国家安全的思想内核,反映国家安全的根本属性和基本诉求,对塑造和维护中国特色国家安全至关重要。面对互联网这一国家安全的最大变量,安全问题日益呈现复杂化、多样化态势,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影响力日益凸显,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复杂风险与挑战与以往不可同日而语。针对当前公共传播领域意识形态安全面临话语权争夺日益激烈等问题与挑战,需要从“非传统安全”视角切入,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问题展开讨论。     

论新时代中国大数据战略的内涵、特点与价值——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数据的重要论述

2012年7月,联合国发布《大数据促发展:机遇与挑战》白皮书,宣告人类社会进入大数据时代。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抓住大数据时代的重大机遇,高度重视发展大数据,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新时代中国大数据战略以大数据驱动创新发展为战略目标定位,以解决大数据发展中的问题为战略价值导向,以国家主导构建一体化的国家大数据战略体系,呈现出时代性、系统性、超前性、自主性的特点。推动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极大彰显其时代价值。大数据驱动创新发展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在促进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与发展,提升我国大数据的共享开放水平,维护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践行大数据服务人民的价值追求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为全球大数据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专题报告：大数据与政府治理——大数据视角下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困境突破与系统构建

阐述了大数据时代为社会风险管理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定风险评估存在的“数据有限性”“挖掘能力欠缺”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剖析了大数据视角下重大工程社会稳“信息孤岛”及“评估透明度不足”等困境;构建了以大数据理念与工具为基础的,集“评估数据搜集与管理”“评估信息挖掘与维护”“评估结果应用与输出”三个分系统在内的“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评估系统”。     

提升新时代司法行政干部意识形态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司法行政系统担负着行政立法、行政执法与监督、刑罚执行、公共法律服务等多项职责,宣传舆论工作也呈现出政治性、政策性强,领域宽、战线长,任务重、要求高等特点。着力提升司法行政系统党员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坚持法治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是扎实做好司法行政机关意识形态工作、切实维护司法行政意识形态安全的“重中之重”。     

信息网络化境遇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三重维度

信息网络化境遇下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建设与以往有所不同,主要凸显三个方面的关怀:一是基于客观社会环境的转变所引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时代创新问题;二是信息虚拟化网络平台的体制建设问题;三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践行主体的时代塑造问题。本文尝试从以上三重维度探索信息网络化境遇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路径,以期对当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巩固有所裨益。     

以法治手段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研究

面对错误思潮对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冲击,法治是坚决同错误思潮作斗争的重要手段。一方面,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司法实践中涉意识形态案件的不断出现、霸权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采取的所谓“法治”行为等决定了以法治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具有必要性,以法律手段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也是各个国家的通行做法。另一方面,在理论上法律自身的意识形态属性决定其具有保障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功能;在实践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重要实践探索、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和管理的法治化进程,决定了以法治手段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具有可能性。当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立法在一些领域已经取得了进展,但仍面临诸多问题。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进程中,既要完善意识形态安全相关立法,也要形成满足意识形态需求的司法政策、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     

民航质量安全文化重在于“化”

民航质量安全文化建设经过多年的建设，无论是精神层面的、制度层面的，还是行为层面的、物质层面的，都已形成体系性成果，固然仍需随时代发展而完善，但我们认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更为重的是在“化”上下大力气，使民航质量安全文化“内化于心”“固化于制”“外化于行”，实现化愚昧为智慧、化平庸为高贵、化风险为安全。     

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与意识形态安全研究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向上的灵魂和动力。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就必须大力发展文化产业。而文化产业的发展又是一把"双刃剑",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产业对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具有正效应,反之则对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具有负效应。为此,我国在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过程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建立体现本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模式、正确处理文化产业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构架国家文化产业安全预警机制等,以实现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与意识形态安全的双赢。     

论国际化背景中的意识形态安全

在日益深入融入国际的过程中，无论从个人生存发展的微观视角分析，还是从国家社会兴衰成败的宏观视角来看，努力搞好意识形态安全建设都是时下重要与必要之举。当下，有三大威胁正侵蚀着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即西方语言文字对汉语言文字的蚕吞侵蚀、西方意识形态对中国意识形态的渗透性威胁以及国际化背景中我国社会存在的“去意识形态性”。而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引导国民的意识形态，构建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良好空间，以及培养国民的思想政治观念和道德文化思考习惯，则是实现国际化背景中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三条主要路径。     

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的风险防范与实践逻辑

网络空间作为思想激荡的前沿阵地,是马克思主义与各种社会思潮的必争之地。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不是要隔绝网络空间,而是要从网络意识形态的议题设置切入,因为网络意识形态的议题设置既关乎网络意识形态的走势,也影响着网络主体的价值选择。网络的开放性、交互性和无边界性等特质,使得网络空间各种社会思潮肆虐;我国网络意识形态既面临着各种势力的渗透,也面临着资本扩张和数字空间的挤压风险。维护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既要坚持人民至上的议题设置红线、衔接“在场空间”与“缺场空间”身份,从而夯实主流意识形态阵地;又要把意识形态话语表达拉回日常生活、贯通官方与民间两个舆论场的“话语空间”,从多维度构建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     

“现代君主”和领导权的建构——葛兰西的政党思想研究

葛兰西把马基雅维利个人英雄式的“君主”改造成了“现代君主”，即政党。政党在组织结构上包含群众、领袖和知识分子三种素。葛兰西对政党问题的探讨与其领导权理论联系在一起。政党的作用不仅是政治上的而且首先是意识形态上的，政党是建立和维护领导权的重保障。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中的意识形态安全

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形势复杂严峻,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任务艰巨繁重。我们需要从总体国家安全观高度探讨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内涵、定位、功能等一系列理论问题;需要借助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分析框架,把握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主要风险;需要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战略的高度,探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路径。     

论大数据与意识形态治理

大数据为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带来了巨大变革,也标志着社会发展的新趋向。大数据自身特点决定了其在意识形态治理方面的深刻影响,并与意识形态治理形成高度契合,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价值契合,即大数据助力意识形态治理的嬗变;二是现实契合,即大数据对提升意识形态治理能力提出更高的现实要求;三是内在契合,即新形势下以大数据为依托,通过重塑与强化意识形态话语权,创新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方式,健全针对虚拟空间意识形态治理的保障机制等有力举措,实现意识形态治理与大数据的深度契合,切实提升意识形态治理能力,进而不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凝聚力与说服力。     

微时代执政党意识形态安全策略研究

微时代给执政党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挑战,主要表现为:信息的碎片化解构了执政党意识形态的整体性;文化的世俗化消解了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崇高性;谣言的裂变化降低了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公信力;价值的多元化弱化了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导向性。当前要采取积极措施,科学应对这些风险和挑战:一是树立网络微观执政理念,打造服务型政党新形象;二是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挖掘微民的个性化需求进行精准传播;三是关注教育对象的差异性,开展分众化的网络意识形态教育;四是推动执政党意识形态进入各类微媒体,加强执政党意识形态微理论阵地建设;五是培育不同平台型网络意见领袖,正确引导网络舆论。     

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安全的三重向度研究

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因此意识形态工作也日益呈现出总体性、多维性和复杂性特征。要区别意识形态安全与意识形态领域安全,以丰富安全视角下意识形态研究的层次内涵。意识形态领域安全可以阐述为主体安全、秩序安全和效果安全三个向度。主体安全向度是指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秩序安全向度是指保障和维护社会稳定发展所需的思想秩序;效果安全向度是指合理疏导异质性意识形态的消极影响。     

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中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

意识形态安全是文化发展中的核心问题。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工作,切实维护和加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对维护我国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必须制定出符合我国实际的意识形态安全战略策略,以确保国家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     

文化软实力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安全的核心和灵魂,关系到民族、国家和政党的生死存亡。文化软实力在维护和巩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必须以文化软实力为立足点,通过提升文化软实力来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意识形态建设与国家安全维护

意识形态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关键层次,对国家安全的维护具有重要意义。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政权,都十分重视国家意识形态的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一直是中国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主线。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推行意识形态扩张战略,已威胁到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乃至整个国家安全。在当代,加强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