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建构的三个问题

要建构具有文学通史意味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应该把鸦片战争作为"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的时间上限。要围绕民族国家想象与建构这一叙述主线,按照经典化、互补性和"一体多元"的原则对不同文学板块进行整合。同时还要把台港澳以外的部分海外华文文学纳入文学史视野。     

论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的《女神》书写

建国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对郭沫若诗集《女神》的评价和认知可以明显分为建国初期、"文革"结束初期、80年代以及近期四个阶段。尽管不同时期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对《女神》的文学史价值和地位一致认同,但是出于不同时期文学史观和书写思维的差异,每一阶段的文学史书写者对《女神》的书写角度和表述方式也相应存在差异。而对这些"同"和"异"的梳理与研究,既是《女神》接受史的浓缩,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研究的局部"抽样"。     

文学史中的经典建构

文学经典是当今文艺学领域的热点话题。我们这里主要探讨的是文学史中的经典建构。本文首先梳理了文学经典和文学史的涵义，而后就文学史和文学经典的关系出发，探讨文学史中经典建构的原则与问题。文学经典对文学史具有重要的意义。文学经典构成了文学史的骨架，对文学史创作都有重要的作用。同时，文学史在经典的选择、确立和承传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当代，经典面临着危机和重构的问题。     

歌词徘徊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边上的反思

百年歌词的发展实绩吸引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然而,其研究的理论起点——歌词"身份"的缺失问题始终未能得到真正的解决。论文通过学界对歌词属性称谓、研究方法的梳理,在历史寻根性的反思中,从作品本体、歌词文体与文化主体审美等认知角度分析认为,歌词回归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不仅能夯实歌词创作及理论研究的根基,而且能为诗歌发展突破瓶颈状态带来希望。     

中国图书如何抓住海外读者的心

过去10多年里,我国图书出版"走出去"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研究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图书内容的偏好及原因,可以有效增强中国图书的影响力和海外出版的针对性。中国图书"走出去"过程中,要做到因地制宜,注重内容的多样性和地区之间的差异性,大力发展数字出版,提升海外读者对中国图书的实际接受效果。     

历史·文学·审美·真实——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编写的初步考察

中国当代文学史作为当代文学研究的基础,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编写一直延续着《史记》编年体的体裁,呈现出历史性。对于当代文学史的编纂,不同的编者也呈现出不同的风格。自夏志清先生编写《中国现代小说史》以来,文学审美性开始得到关注,这无疑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新变。近来,"世界中"的概念开始走进人们的视野,成为当代文学史编纂的又一新意。但是,不管是文学审美性还是"世界中",文学史的编纂始终离不开传统性的范畴。而我们更是呼唤不被遮蔽的中国当代文学史。     

《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出版

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18周年,中央文献出版社近日出版了《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一书。作者徐中远是毛泽东晚年专职图书服务管理工作人员。本书全面反映毛泽东晚年的读书生活。所记所述,所见所闻,都是作者亲身经历的,真实有据的。其中如读新印的大字线装书,读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读中国古今笑话方面的书,读《二十四史》,读鲁迅著作,读中国文学史,读报章杂志及读《参考资料》、《参考消息》,博览中国历代名人字帖等内     

阵痛与困惑——论中国新文学从现代向当代的转变

以1949年10月1日为界,文学史家将中国新文学划分为"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这种划分法带有很强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新文学由"现代"向"当代"的转变,既引起了作家队伍的分化,又使新文学的性质、发展方向、创作手法、思想价值发生了转变。然而,依靠政治力量而促成的这种转变,使得现当代文学史的分期存在诸多的矛盾与悖论。同时,这种转变看似将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区分开来了,但实际上二者在文学自身的逻辑结构、精神传承上仍存在血肉般的联系,这值得新文学史研究者反思。     

20世纪50年代前外国文学通史的学术历程

20世纪50年代前,我国公开出版的外国文学通史共有13部,这些文学史表现出以启蒙和教育为宗旨的总体特征.它们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周作人与郑振铎的文学史著作.周作人编写的两部外国文学史,《欧洲文学史》和《近代欧洲文学史》均极具研究价值和意义.这两部文学史既体现出民国时期典型的文学史观,也渗透了周作人独特的文学批评理念；郑振铎编写的《文学大纲》将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一并讨论,体现了编者宏大的叙事观念,在比较文学方面具有开创性意义.     

当下中国图书出版业存在的五大"病根"剖析

中国图书出版业向为"文化宠儿"和"高尚职业",然而,目前中国图书出版业存在五大"病根"图书出版的动机愈来愈呈现出非文化传承取向;有限的学术出版资源被滥用浪费;为读者出书的比例不高;贪大求多的浮躁风气愈来愈烈;出版业诚信度差强人意.这五大"病根"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的混合体,是中国图书出版业面临的深层次困境,需要引起中国图书出版业的关注.     

现代文学史上的失踪者——以伪满洲国文学何以进入文学史为例

伪满洲国文学进入文学史,不是因其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缺失的补充,而是缘于一方面其介入文学史将会重构文学史写作的结构框架,从而重新评定异族侵略背景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经验;另一方面,其能够提供经典文学史写作的文学范例。在方法论的层次上,对伪满洲国文学的整体性研究,将引导重新思考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对长远的学科建设具有意义。     

新时期以来当代文学史写作的缺失

新时期以来的30年中,当代文学史在不断的"重写"和"重构"中得以"建构".但是,这为数众多的当代文学史却普遍存在着诸多问题:因为不设时间下限而带来当代文学的性质界定含混不清,对体制化文学进行有意无意的"贬损"和"排斥",只关注少数作家作品,对构成文学发展庞大体系的出版社、书店、媒介(刊物、电视、电台、网络)、文学社团、文学管理机构(如文联、作协)、批评者(学者和评论家)、读者(隐含读者)等众多因子则显得"漠不关心".     

在全球文化的视野下拓宽中国现代文学的书写

自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撰空前活跃 ,各种文学史著作层出不穷 ,这些文学史著作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但我们还应看到 ,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缺乏个性化、学者化的主体性探索 ,它受一种教科书体系的共同的约束 ,这反映了文学史写作思维模式的僵化。要摆脱这种思维定势 ,必须更新文学史观 ,在全球文化宏大的视野下书写文学史。     

在跨越“断裂”与爆破历史中消解历史——1990年代文学史叙事自我解构的危机

1990年代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叙事存在着自我解构的危机。一方面文学史叙事通过对文学史“断裂”的弥合来完成一种对文学史总体图景的描绘，另一方面通过对新的文学对象的开掘，将历史爆破出来，从而承诺一种对历史真实的想象。然而前者将历史客观化，后者将历史主观化，都存在着消解历史的危机。既回到文学本身又回归历史的深度是超越这些悖论和危机之路。     

文学史叙事的述体、时空及其伦理关系——以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为例

文学史的述体由三重述体构成.文学史的时间是由述体决定的、寄寓于一定空间内的一段历史时间.文学史的空间也是由述体决定的、寄寓于一定历史时间内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史叙事的时空应该是一个三维的时空,即述体时空、故事时空和话语时空.文学史叙事的特点揭示了述体的感受能力和思维逻辑与文学史"四本"内在逻辑之间的关系.以及代表述体的叙事者进行的叙述与历史本身的关系.这些关系及由此而确立的相关规约.共同构成了文学史叙事的述体时空与文学史文本时空之间的伦理关系.     

桂版图书更上一层楼

正本期"读书时空"展示的是广西出版传媒集团三年规划(2019—2021)成果的部分图书。党的十八大以来,广西出版传媒集团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1项、中国出版政府奖正奖3项、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正奖14项,共有44个出版项目获国家出版基金扶持、30多个项目入选国家重点出版规划、15种图书项目入选国家级主题出版目录、18种(套)图书入选原国家     

林丽颖力推中国图书"走出去"

国之交,在文化相通. 图书"走出去"是国际文化交流沟通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于提升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作用不言而喻.连续14年主持或主要参与重大国际出版交流活动,同时探索数字时代图书阅读新路径,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丽颖助推中国出版的"走出去"之路越走越宽广.     

当代中国历史学的历史使命与时代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的"五一七"重要讲话,为当代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在新的时代形势和社会发展要求下,当代中国历史学应该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充分发扬"通古今之变"的优良史学传统,以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重点,重新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发展史作出新的符合时代要求和价值标准的阐释和解读,编撰出具有中国特色与世界视野的中国通史著作,形成当代中国历史学的学术话语体系、增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凝聚力和国际认可度。     

对当代文论建设的几个所谓“共识”与“常识”的质疑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有不少学者发表过重写中国文学史的看法和观点、提出反思中国文论研究"失语"现状的论文,提出了中国文论的重建问题。然而,迄今为止却收效不大,基本上仍然无法确实地推进当代中国文学史的重写与发展,无法推进中国文论的重建进程。可见当下仍存在着一些严重困扰着文学史与文论界的问题。其中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而又十分重要的困扰是,很多当代人形成了所谓的文学史与文学理论的"共识"与"常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材不应该收录古体诗词、中国古代文论没有体系、古代没有白话诗、中国文学史不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并视其为理所当然。其实这些"共识"与"常识"是很有问题的,恰恰是这些"共识"与"常识",阻碍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与文学理论的建设与发展。     

文学史观的失误与拯救——以1912—1949年文学史为例

当下文学史研究取得了些许成绩,但文学史观内存的缺点外扬出一些裂痕,其中之一在于放逐了＂民国文学史＂,破坏了中国文学史体系完美性。造成此类局面的原因一是学人遮蔽了＂民国文学史＂在时空上的绝对性,二是丢失传统的名实观,残酷贬谪＂民国文学史＂。笔者在此纠昔日观点之偏误,并从语言学角度论证＂民国文学史＂建树的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