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当代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建设路径探析

推动当代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现实路径可以从公共文化服务的物质层面、制度层面、价值观层面来展开。在物质层面,公共文化服务现代化必须遵循市场规律、坚持"软硬结合",并努力引入高新技术支持;在制度层面,公共文化服务现代化可以从政府公共文化服务过程主导地位的保障机制、公共文化服务的综合绩效评估机制及需求反馈机制三个方面来推进;在价值观层面,推进公共文化服务现代化进程必须从加强公共文化服务队伍建设入手,切实转变公共文化服务态度,进一步强化公共文化服务意识,努力增强公共文化服务能力。     

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视域下的生态文化自觉

生态文化体现着人类对自身与生存环境互动关系的认知,是生态文明时代的基本价值观。生态文化自觉在传统的道德觉悟、道德重建层面研究基础上,将生态文化建设拓展到人类价值的考量领域,是对生态文明时代精神价值研究的整体创新。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为生态文化自觉提供了新的探析路径,它在新的视域下实现了本体观、价值观和方法论、认识论的辩证统一。     

论反邪教的必要性

邪教对人类、对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反对邪教是极其必要的 ;世界各国重视治理邪教 ,我国治理邪教的任务仍然艰巨。     

从社会自治走向社会善治：社会治理的伦理趋向与伦理路径

社会秩序既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前提，也是人们相互作用的结果。在以民主化、平等化为内在要件的现代社会，社会秩序建设必须也必然由政府管理走向社会治理，由社会自治走向社会善治。跟进由社会自治走向社会善治的社会治理伦理趋向，社会治理需要从主体和制度两个层面完善其伦理路径：主体层面，加强对政治公众人物和社会公众人物的诚信考核，增进社会成员诚信建设的自觉性，提升社会整体的信任度；制度层面，深化制度的伦理性和伦理的制度化建设，提升制度本身的合理性，优化社会治理的伦理环境。     

文化多元、文化选择与文化和谐发展——全球化时代邪教治理的文化策略

当代中国邪教的发生有其特定的文化背景,因而治理邪教不可忽视文化对策的研究.在当下,文化多元、文化选择与文化和谐发展应成为邪教治理的文化策略.     

文化软实力基础问题与发展战略新探

文化是软实力的核心、重要载体和价值根基，但文化不等同于软实力。只有先进文化在有效的传播过程中，才能体现出文化软实力。就文化本身来讲，文化软实力主要包括价值观、思维方式、文化载体、文化传播能力四个层面；从其作用来讲，主要体现在国际交往层面和国家内部层面的文化软实力。国际交往和国家内部层面的文化软实力，都具有多样化的表现形态。文化软实力的发展战略应当着眼于先进价值观和制度文明建设、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建设、文化传播媒介建设与文化传播艺术研究并提高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从振兴共同体到共同体振兴：乡村振兴的乡贤逻辑

乡村振兴战略下，乡土社会治理的内生性需求与国家政策的外部性导向为乡贤回归乡村、参与乡村建设提供了可能空间，对推进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独特作用。如何理解和解释乡贤参与乡村建设，激活乡村共同体背后的机制逻辑成为当前学术界和政府关注的热点话题。文章基于现实案例，从治理共同体激活、经济共同体复兴与文化共同体唤醒三个维度深度解析包含情感治理、资源整合与文化培育等行动策略在内的振兴机制，并将乡贤视为行动者网络的核心行动者，从问题聚焦、利益捆绑、征召与动员以及异议消除五个层面探讨乡贤兴村的内在逻辑。行动者网络的建立与运行是乡贤兴村的关键逻辑，而加强乡贤文化培育、加强政府资源支持和建构有效的“异议”消除机制是未来推进乡贤参与乡村建设的有效路径。     

现阶段农村邪教活动研究报告

貌似宗教而实非宗教的实体性组织，如“门徒会”、“全范围教会”、“呼喊派”、“新约教会”、“观音法门”、“天父儿女”等十多种邪教，在我国大多数省市，主要在广大农村，都有发现。邪教能蒙骗农民群众，既有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又因现阶段农民有一定精神追求和宗教信仰需求。邪教利用世俗化的“传教”手法，也是其得以蔓延的原因。西方社会邪教的发展过程是我们的前车之鉴。治理邪教应帮助群众区分宗教和邪教，并满足群众正常的宗教信仰要求；应加强地方基层组织建设，并揭露邪教的丑恶真相；应严密控制境外邪教组织的渗透；最根本的是必须贯彻党的农村政策，把农村的事情办好。     

美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实践化路径及启示

价值观教育作为人类文化世代绵延相续的一个基本途径，在其发展过程中，既有不同文化传统、不同社会历史进程及社会理想所制约的个性差异．也有某些凝集人类文化发展的共同性特征。笔者试图通过对美国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考察，分析美国自由主义价值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进而探讨其核心价值体系的实践化路径以及对我国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启示。     

道德人心领域亟需良好治理

<正>如同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社会领域、生态领域需要良好的治理一样,一个社会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道德人心领域也需要良好的治理,这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先进的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走向强盛的硬支撑,是一个社会实现精神凝聚的主心骨。习近平同志从不同角度展开的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论述中,包含着一系列我们应当深入学习思考的新论断、新命题、新要求。坚守我们的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必须发挥文化的作用文化的核心内涵是价值观,价值观的重要基础是文化。文化与价     

现代社会治理视阈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层培育探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建设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核心,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层培育是应对新的伟大斗争的现实要求,是凝聚人民意志和力量,应对社会思潮斗争和破解文化空心难题的必要举措。现代社会治理从突出人民主体地位、服务型政府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等方面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层培育提供了路径可能。依托社会治理要坚持党的领导、发挥政府的服务性,围绕中心开展文化宣传,注重道德与法治的支撑共建,以社会综合教育和基层组织自治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层培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学习与启示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论述包含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观点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意义体现为核心价值观决定国家文化软实力、用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和有效维护社会秩序。其基本路径主要是用大众化的运作机制、文化形态、传播方式来推动大众化。     

民主文化视角：对认识民主内容和价值意义的再探

民主文化是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民主既是文化层面的民主具有价值性，也是制度层面的民主具有工具性。民主政治建设具有条件性，是文化层面与制度层面的统一，是价值性与工具性的综合体现。民主政治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从其发展的现实和趋势来看，我们应当更加注重文化层面的民主，理解民主的内涵和价值意义，发挥其政治文化层面的巨大作用。     

公安部门治理邪教违法犯罪基本方略

邪教的＂邪＂指其反政府、反社会、反科学、反人类的反动本质;邪教的＂教＂指被其篡改、歪曲了的宗教。新时期邪教在我国滋生蔓延趋势是由于人们的社会认同出现了危机、市民社会发育不成熟、地方政府治理力不够和国际因素的影响。治理邪教违法犯罪需要公安部门根据邪教违法犯罪的新情况、新特点,厘定＂领导作用与职能作用＂的关系以提高应对复杂局势的能力,厘定＂防范与打击＂的关系以提高预防和处置能力,厘定＂违法与犯罪＂的关系以提高公正文明执法能力。     

从历史角度论"法轮功"问题

一、“法轮功”邪教产生的历史根源及背景 “法轮功”邪教，其滋生发展的历史根源和背景主要地可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迷信思想最初是人类愚昧无知的产物。在生产力低下和科学知识贫乏的古代社会 ，人们对世界的起源以及自然界和社会中纷繁复杂的现象，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于是便把 自然力拟人化，求助于虚构和幻想来加以解释。比如对下雨天的雷电现象，便认为有雷公、 电母在操纵；对于刮风现象，便以为有风神在施威；每个人的生死祸福，也是由天上或阴间 的鬼神掌握的。在这种超自然、超人类自身的力量面前，人们只能消极地服从…     

中国大陆邪教生存原因分析

中国大陆邪教,是指在中国大陆境内,打着宗教旗号,利用、歪曲宗教经典中的只言片语,散布异端邪说,蒙骗群众,秘密结社,进行危害群众人身及财产安全,危害中国大陆社会的违法犯罪活动,以实现其野心和私欲的非法组织。中国大陆邪教生存原因从社会层面看,我国社会各种矛盾的存在是邪教赖以生存的根本原因。从个体自身层面看,邪教成员个体自身认识上的局限性,是邪教得以滋生并发展的土壤和源泉。而邪教治理工作中的制约因素则给邪教生存提供了空间。     

看“法轮”转出邪教的魔影

说“法轮功”是邪教，也许有人不相信。邪教可是“与国际恐怖主义同样可怕”的人类不醒之噩梦，“法轮功”真如邪教的梦辰一般让人惊魂不定吗？如果把“法轮功”与邪教放在一起来个“大比拼”，结论就会不言自明了。教主崇拜专家说邪教的第一大特征是教主崇拜，信徒唯教主是从，不惜为教主而生而死。北美州有一个膜拜UFO的邪教团体─—“天堂之门”，信徒们都相信教主爱泼怀特和他的妻子是天外来客，会把他们带往天国。爱泼怀特说，为了进入他所许诺的天国，“天堂之门”的信徒不仅要放弃“家庭、感情、私欲、人也甚至如果需要的活放弃你…     

把核心价值观形象化问题做实做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象化,就是要通过生动和鲜活的具体形象来表现、展示、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内核,促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加具体、深刻和全面地把握、认同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应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立足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借助现实人、事、物,以及一切艺术手段,通过一切可行的形象化路径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展开。     

“生态环境过载”作为一种“文明变量”：一种生态文明史观

自工业革命打破地球碳循环平衡，人类社会进入高碳时代。科技的发展提高了自然资源的利用率，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加速了资源消耗和碳排放，这使得人类文明日渐陷入“生态环境过载陷阱”。从长时段文明史的视角来看，人类文明作为命运共同体正面临着严重的可持续性危机，这也对构建全球治理体系提出了紧迫的要求。尽管中国率先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提供了一个普遍性的解释框架，但由于世界范围内国家中心主义的深刻影响，使其在实践中难以超越全球治理目标与现代民族国家利益优先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面对全球日益紧迫的“生态环境过载”危机，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核心的生态文化史观和数字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日臻成熟，为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探索可实现路径。借助中华文化“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等传统生态文化观念，结合日益发达的人工智能技术，探索培养文化观念和技术相融的结构性文化生态理论，建立人类文明体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共识以及全球性的生态环境治理观，方可形成21世纪创新全球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的理论基础。     

采取有效措施 肃清“法轮功”流毒

农历除夕， 7名“法轮功”痴迷者在李洪志的妖言蛊惑下，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制造自焚事件，其中 1人死亡、 4人严重烧伤。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进一步暴露了“法轮功”反人类、反社会、反科学的邪教本质，也充分说明了我们与“法轮功”斗争的长期性、尖锐性和复杂性。为此，我建议： 一、充分认识“法轮功”邪教的危害性。邪教是人类社会的一大公害，“法轮功”是典型的邪教，李洪志一伙叫嚣“升天圆满”、“忍无可忍”，毒害控制受蒙骗群众，罪恶累累。对极少数继续串连、策划、闹事的顽固分子，我们要依法坚决打击；对受蒙骗的群众，我们要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