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谓:歧视还是尊重

《论语·子路》中有一句话: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称谓,应该是名分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社会中的人,在公众场合被称作什么,是会很计较的,不管他是健全人还是残疾人。在现实生活中,对残疾人的正确称谓,常常有意无意地被忽略了,这种现象值得注意,尤其值得作为大众传媒的新闻媒体注意。     

民国文献中对黎族各族群的称谓

在民国时期的各类文献中,有对黎族各族群的众多称谓。这些称谓既有对古代汉文史籍中已有称谓的沿袭,也有民国时期新出现的称谓。本文分两大部分对这些称谓简单加以考证和说明。     

汉语降级称谓语语用考察

在前人对汉语称谓系统研究的基础上,梳理出现代汉语口语中的一类特殊的称谓语——降级称谓。从语用角度,把降级称谓语分为综合式降级称谓、分析式降级称谓、直接式降级称谓三种类型。对使用情况进行了较全面的考察,总结概括了制约降级称谓使用的语用机制,并根据现代社会的生活实际及家庭结构变化,预测了汉语降级称谓的发展趋势:姻亲和血亲之间用得越来越少,社交中用得越来越多。     

书齐漫步(随笔)

传统的中国文化有一种朦胧的雅趣。 给自己的书斋画室起名,在中国文化人的生活中,算得上是一种雅文化。起书室斋名,如同给宁馨儿定名姓,倘若要别致又具意蕴,当然需要琢磨一番了。 斋名室号,古往有之。其实,文人的“斋”与“室”,只不过是常用而已,至于其它的称谓还有轩、居、庐、馆、楼、村、舍、阁、房等等。足以计来,可能不下二十余种之多吧。有些书斋称谓也借用俗称俚语来反衬其雅,诸如     

中共领导称谓的变迁:“总书记”何时成最高职务?

"书记"成为最高领导的称谓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时,全国只有50多名党员。人员少,事务少,所以中央只设了由3人组成的中央局,负责人称为"书记"。众所周知,"书记"在当时是最小的官职,即"书记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文书、秘书。为什么会选择最小的官职作为党的各级负责人乃至党中央的最高领导人的职务称谓呢?这是中国共产党表示彻底与旧社会决裂和为人民谋利益这种决心     

名僧 高僧 大师 法师

名僧　高僧　大师　法师在佛教的称谓中，名僧、高僧，大师、法师这两对名称是有区别的，名憎是指有名的增人，梁主唱曾撰《名僧传》，记录当时名僧的事迹。后来梁慧皎又编《高僧传》，强调德行高超的僧人方可入传。因为名僧知名，道德学问不一定高；而高憎在深山修学，不...     

民国时期对康区藏人的称谓与语境

民国时期,由于特殊时代背景及政治因素,对康区藏人的称谓呈现了多元化和相对纷杂的情形。民国时期康区藏人的称谓主要存在四个系统,四种称谓承接历史传统的“番”和最具民国特点的“康”两个称谓及其语境,并总结了民国时期康区藏人称谓的若干特点。从康区藏人称谓,可以窥见在民国这样一个特定过渡时期,民族的区分、识别与认同实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史过程。     

窑烧千年的秘密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素有“瓷器之国”的称谓。原始瓷器起源于3000多年前，至宋代，名瓷名窑已遍及大半个中国。元代，景德镇出产的青花瓷以釉透如水、胎体质薄而闻名天下，     

浅谈党支部工作中常见的错误称谓问题

在党支部工作中,常常存在着各种错误称谓,造成这些错误称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党支部工作中的称谓并非简单的名称或符号,而是体现着组织原则、工作职责和制度规范.     

宗师考释：神圣与世俗文化之混成

中国文化不管是儒家传统还是道家经典,都有对＂宗师＂的广泛运用与阐释。本文在对＂宗师＂一词作词源学考察的基础上,考释了＂宗师＂的多种意蕴。文章认为,宗师,既存在于世俗世界也存在于道家文化之中;既非所有的道教＂宗师＂称谓皆由皇帝赐封,又非所有的道教＂宗师＂称谓皆是教派内认定。＂宗师＂或乃官职名,或乃众人尊崇奉为师表之人,或乃神圣之意蕴,而实质上,宗师乃神圣与世俗文化之混成。     

彝族自称与彝语氏族地名--兼谈彝族自称、支系及氏族地名繁多的缘由

彝族支系较多,不同的彝族支系形成不同的彝族自称、彝语方言或土语,而不同的自称产生了不同的彝语氏族地名.本文认为彝语氏族地名的由来与彝族自称或亚自称产生的根缘有着密切的关联,不同的彝族自称是彝语氏族地名形成的主要原因,而在彝族社会生活中所崇重的祭祖大典ne55mu21(耐姆)分支习俗是造成彝族支系繁多、自称繁杂及其彝语氏族地名众多的最主要的根源.     

西南民族的历史发展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关系述论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一个逐步形成、发展的过程, 先有地区性的局部统一, 再逐步向多元一体过渡。从西南的地理环境、早期的文化起源、各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及中原王朝的互动关系、郡县制度对西南民族融合的影响和西南民族内部多元一体的形成等方面看, 这一历史规律在西南民族的发展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跨文化视野下台湾原住民的族群认知与“族称”

台湾原住民的“族称”演变，是两千年来以“汉番（原汉）”关系为主轴的跨文化互动与认知的反映。由于台湾原住民缺乏本民族自身的文献历史，族群历史的被动记忆保留在异文化的文本中，从汉唐宋明时期“化外”接触中的“夷”、“番”，清代“理番教化”中的“生（野）番”与“熟（化）番”，日据时代“皇民化蕃政”下的“生蕃”与“高砂族”九族，光复以来“山地行政”下的“山胞”十族，从笼统、概括的“统称”到各族群的识别与相应“族称”，都是它文化视野下的认知符号。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原住民运动”过程中“正名”的“原住民”十四族，则潜伏着来自原住民族群以外的“台独”政治用力。     

土家族的姓名演变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本文从土家族民间传说和汉文献记载的土家族直系先民的姓名入手 ,粗略勾勒出土家族直系先民至少在唐末五代以前大多使用土家语名字 ,其大部分采用汉式姓名约在明代晚期或稍后的史实。在此基础上 ,进而对土家族的族源等一些历史文化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索     

少数民族生态伦理观探源

本文在综合大量史料的基础上 ,认为神话传说、宗教信仰、乡规民约和习惯法是少数民族生态伦理观形成的主要来源。提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有着对生态环境的深层关爱 ,其中蕴涵着深刻的伦理价值     

彝族典型服饰羊皮褂的社会文化价值

服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集中体现了一个民族的生活习性和审美情趣,从中可看出一个民族的性格和一定的历史内涵及文化源流。彝族羊皮褂同彝族一样起源于古代氐羌族群,由于羊皮褂在彝族所处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中所具有的特殊功能,它伴随着彝族社会历史发展一直存留至今,成为彝族历史的缩影。     

巴特的族群理论述评

族群研究的重点是族群边界问题,族群边界的作用在于组织、沟通、结构和规范人们之间的互动。族群认同在于自识和他识,只要人们在互动中保持族群认同,就会确立其成员的标准和标志其族群边界的方式,因此,族群边界是由族群认同生成和维持的。族群是具有文化差异的社会组织,而不是文化承载和区分的单位,共享文化是长期社会进程的结果。多族群的相互依赖取决于族群间的互补性,其文化不同是族群间长期差别造成的结果。族群研究的一般方法是把理论与实证相结合,探究族群认同与族群边界保持,而不是研究个别族群的内部构成和历史。     

华南族群的互动与认同

华南地区少数民族族群来源复杂,结构多样.早在远古时代就有许多原始族群活跃在华南,族群之间不断互动、涵化,到清朝基本定型为三个层次.华南族群中既包括少数民族族群,也包括汉族族群.各族群的认同基本上都是从族源认同和语言认同两个方面来概定,其中,语言认同方面汉族族群的方言比少数民族族群的方言种类更多,内容更丰富.     

民族体育是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以德江土家族传统炸龙活动为例

炸龙是贵州省德江地区的土家族的传统民俗活动,传统炸龙活动包括一套完整的宗教仪式,而炸龙仪式中的重要环节"炸龙"明显带有体育活动的竞技性和表演性功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德江土家族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多方面发生了巨大转变,炸龙活动的祭祀意义已经逐渐丧失。在当代,炸龙作为体育活动的功能日渐显现,民族体育成为了德江土家族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借助于体育运动的外在表现形式,炸龙活动的开展不仅带来了广泛的文化交流,更促使了民族文化自身的创新和发展。     

台湾族群形成探析

本文在综合有关族群形成的原初论和建构论的理论架构下 ,探析台湾族群形成过程。认为 :台湾四大族群的形成与其是个典型的移民社会有着密切关系。文化认同是它形成的基础 ,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 ,经过竞争对立、反抗的过程 ,随着族群意识的不断强化而逐渐塑造而成的。它的形成过程说明了原来的省籍二分类 ,原住民与汉人 ,客家人与福佬人的对偶性的二分类 ,已不再适用于台湾新的社会政治现象。它是台湾社会政治多元化过程中的新产物 ,反映了台湾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和结果。最后 ,鉴于族群形成的历史文化渊源 ,对今后做好台湾人民工作的努力方向提出几点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