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风险社会中的公共治理变革

随着风险社会的生成与发展,建立在工业社会与福利国家基础上的公共治理模式已不能适应社会治理的新需求。风险社会一方面消解了工业社会及其公共治理结构,另一方面也拓展了公共治理的制度性空间。风险社会作为社会转型的特定阶段,其发展的目标模式应当是一种合作性社会。随着风险社会中合作性社会因素的生成,传统的公共权力治理结构也需要实现向良善治理的转型。     

虚拟社会的舆情风险防治

虚拟社会舆情风险较高,且具有与传统社会舆情风险不同的特点。对于党政机关来说,虚拟社会存在大量触发舆情的风险性因素。有效防范和治理虚拟社会的舆情风险应做好舆情风险的实时监测,并做好舆情风险的预警和预判,同时应强化舆情风险源头管理,注重媒体沟通,强化社会协同,构建舆情风险防控长效机制,提升政府舆情风险应对能力和舆情风险意识。     

风险沟通中的媒体责任

通过风险沟通可以让公众形成对风险的客观认知和合理态度,并在政府机构、企业、专家和公众之间形成应对风险的共识,因而风险沟通是风险管理的重要手段和环节.大众媒体作为当代社会中最重要的风险信息的传递和流动渠道,是风险沟通的要素之一,同时对风险沟通的效果有着重要影响.为了达到风险沟通的目标,媒体应该负起与专家合作、对风险信息进行适度加工、分析受众、遵守客观公正的原则、进行公信力建设等责任.     

建构主义视域中的风险及其动态治理——以面粉增白剂的存废为例

风险是未来损失的可能性,具有社会建构的特征,"面粉增白剂"之争验证了建构主义风险理论。在建构主义视域中,风险治理不仅要使风险最小化,还要实现其他的政治和道德目标,并对影响风险的诸多因素进行反思。风险的动态治理,是实现制度动态效率的必然选择。它的有效性以结果为导向,合理性以未来为导向,进而需要不断学习,吸收新思想新观念,并逐步形成一种新的治理文化。     

论“全过程人民民主”思想指导下统一战线在社会稳定风险治理中的作用

“全过程人民民主”为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提供理论指引,同时也是社会稳定风险的民主治理机制。统一战线具有的汇集民意的治理效能有助于提升风险治理的公众参与,集中民智的治理效能有助于提升重大决策的民主性,凝聚人心的治理效能有助于提升风险沟通的效果。在“全过程人民民主”思想的指导下,统一战线应将“汇集民意”“集中民智”“凝聚人心”的民主效能拓展到风险治理的全过程,同时实现风险治理的“端口前移”和合力监督。     

电子治理风险研究——基于PEST分析模型

源于20世纪末的治理革命与信息通讯技术（ICT）的结合催生了以信息通讯技术为手段的电子治理,它将成为信息时代政府实现善治的新思路。然而,电子治理的发展却面临着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方面的风险,包括电子治理实施的制度、决策困境与政治欺骗;资金缺乏;公民参与缺乏、数字鸿沟扩大及网络传媒的负效应,以及信息安全与创新问题。相应地,电子治理的实现需要从完善法律法规、提高领导能力;突破资金与技术瓶颈;培育公民社会、缩小数字鸿沟;保障信息安全、加快技术创新等方面形成应对策略。     

底线思维与防范化解社会稳定风险北大核心CSSCI

社会稳定风险是当前我国需要着力防范化解的重大风险之一。目前,防范化解社会稳定风险的实践工作仍主要停留在风险评估的单一维度。底线思维强调对待风险一方面要立足于最坏可能,与风险同行;另一方面要主动管理风险,争取最有利的局面。底线思维是指导防范化解社会稳定风险的核心方法和思维方式,要求遵循"主动控制、关口前移、全程管理、坚守底线"的原则,提高对社会稳定风险的警惕,充分认识与风险同行的客观性和长期性;积极推动社会稳定风险全过程管理体系建设,系统提高防控能力;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防范化解社会稳定风险。     

“风险治理悖论”下的国家自主性审视

风险社会理论揭示了现代国家在风险治理中的矛盾性面貌:国家一方面是公共风险的治理主体,另一方面又大量地制造风险、权势性地分配风险、有组织地逃脱风险责任。这种风险治理领域的国家失灵状态,即为"风险治理悖论"。就中国而言,风险治理的"国家依赖"明显,国家自主性选择失当、能力不足和地方自主性的机会主义、反向侵蚀等问题,成为当前国家风险治理所面临的突出困境。通过理性国家的建构寻求风险治理的转型,可期和可行的做法是:更新风险治理理念,构建自我反思型的国家自主性;明确风险治理边界,构建约束平衡型的国家自主性;区分风险治理责任,构建激励相容的地方自主性。     

政治风险:成因、特征和治理——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政治风险的重要论述

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十九大以来,针对政治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习近平高瞻远瞩地提出"防范政治风险"重大命题。这一命题给我们科学把握政治风险的成因、特征和治理指明了方向。国内外发展环境蕴含着的不确定性,成为政治风险萌生的综合成因。政治风险属于非显性风险,具有隐蔽性、多源性、致命性和长期性特征,但政治风险并不等同于政治危机。如果治理得当,我们仍可把风险压力及时转化为发展动力。政治风险的治理关键要以制度建设为总抓手,不断推进风险治理现代化,实现政治权威、政治能力和政治活力的有机统一。习近平相关重要论述,为我们今后防范化解政治风险提供了基本原则和重要遵循。     

复合风险治理中的家庭功能研究——基于风险社会的视角

现代风险社会中社会风险的共生与频发,要求风险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与风险治理方式的多样性。家庭作为社会的一个基元细胞,在风险治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以家庭治理为中心,周延个人与社群的家庭间治理,构建出了新型的"内核——外延"型风险治理模式。     

政府数据治理风险及其消解机制研究

政府数据治理改革是大数据、人工智能快速发展背景下政府治理改革的新趋势。重视政府数据治理改革,同时关注其背后的风险,是政府数据治理绩效提升的应有之义。数字政府建设与风险消解应成为政府数据治理改革的核心议题。通过文献研究、理论建构、关键成功要素分析(KSF)等方法,解构政府数据治理过程中的风险,为政府数据治理改革的推进创造条件。政府数据治理过程中的风险主要包括决策和领导风险、数据风险、技术风险和数据平台的运维风险等。基于对政府数据治理整体绩效的关照,有必要采取改进措施:优化决策和领导机制,保障组织基础;保证数据质量,优化质量保障体系;提升技术整合能力,完善治理平台;增强数据整合和运营能力,共享治理成果。     

科技伦理：风险社会治理的应对之策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既为人类创造了极大的物质财富,又给人类带来了难以预知的危机风险。人类正步入一个“风险社会”的时代。人类对自身理性的过分自信和对科学技术理性的无限滥用,是导致风险社会产生的价值根源。现代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使人类自身正面临着种种不可预知的社会风险。积极应对科技发展的危机风险,将其控制在个人和社会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避免使其转化为真正的社会危害,在科学技术活动中介入伦理价值的维度,确立和倡导科技伦理的价值规范,是有效规避和治理社会风险的一项重要举措。目前在现代社会确立和倡导的科技伦理规范主要包括：加强科技人员的伦理责任意识,尤其是科技人员的社会伦理责任;正确处理伦理约束与科学研究自由的关系;努力实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沟通对话等。     

社会风险治理创新机制研究

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面临着多元复合的风险境遇,这对政府的社会风险治理理念、治理结构和治理手段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制度层面,社会风险治理要健全风险分配机制、建立风险文化培育机制、完善风险沟通机制;在政府组织行为管理层面,社会风险治理要建立风险源头预防机制、构建协作治理机制、完善政府权力运作机制;在公众层面,社会风险治理要建立和完善公众责任机制、居民自治机制。     

风险社会视角下的农村自治

我国已进入高风险社会,农村自治也不可避免的遭受各种风险挑战。为了有效减少和化解风险,必须构建以政府为主导,村委会、村民和社会组织相结合的复合治理体系,从而促进农村风险治理体系的制度化建设,实现对风险的有效治理,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与发展。     

伦理结构化:算法风险治理的逻辑与路径

算法风险触及、引发、衍生了诸多社会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点。算法风险治理的伦理结构化进路,主要是指通过建构算法设计、开发和使用的伦理原则制度,确定相对稳定的伦理框架和逻辑体系,形成合理可靠的伦理关系结构,从而确保算法符合道德伦理要求。伦理结构化的表达与呈现方式对提升算法治理能力十分重要,是推进算法风险治理的重要范式,有助于从理论层面到实践层面全面实施和执行算法的道德规范,推动算法的伦理建设进程。算法风险伦理治理结构化的实施路径包括:建构算法风险伦理评估模型与审查体系;提升算法的伦理信任阈值与制定评估指标;设立算法风险伦理问责机制。     

提升防范化解环境性社会稳定风险能力

近年来,一些由环境安全问题引发的社会稳定风险及其事件影响到社会稳定,这迫切要求各级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提升环境性社会稳定风险的治理能力。风险意识不足、与公众的互信度不足和责任意识不足,是一些地方政府提升防范化解环境性社会稳定风险能力的制约因素。因此,需要通过加强风险意识建设、公信力建设和责任意识建设,提升这方面的治理能力。     

政府数据开放隐私风险识别机制研究

为全面、系统、精准地识别政府数据开放过程中潜藏的隐私风险,并助益隐私风险治理推动数据开放进程,基于"机制"原理,结合风险治理理论,构建了政府数据开放隐私风险识别机制框架,该框架以识别执行机制为核心,由识别定向机制、驱动机制、调控机制及各机制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共同构成。根据隐私保护原则,运用以数据生命周期为基础的隐私风险检查表法发现,政府数据开放过程中的隐私风险包括目的无关风险、告知意外风险、许可无效风险、质量低劣风险、安全侵害风险、重新识别风险、违规操作风险、未经授权风险。构建的政府数据开放隐私风险识别机制兼具理论创新与实践应用的重要价值。     

风险理念转变与我国农村返贫风险长效治理

随着我国贫困治理进入后扶贫时代,如何有效防范应对农村返贫风险,已成为我国扶贫持续深入推进的关键问题。基于多维贫困概念思维,借鉴风险研究的新理念,将这种风险理解为从收入返贫到多维返贫的风险结构,有利于把握风险的整体性,并对其进行长效治理。分析探索社会风险理论研究在风险人群、致因及应对化解理念的三重转变,能够为我国未来贫困治理中的返贫风险应对研究提供新的视野和思路。以此为理论基点,可以将农村返贫风险概括为叠加性、延续性、人群多样性及变动性等四重特质,基于其三层次结构的复杂原因形成相应的应对策略,是我国农村返贫风险长效治理的有效保证。     

整体性治理视域下生物安全风险防控的法治进路

随着生物安全被纳入我国国家安全体系，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生物安全工作，尤其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加强生物安全管理的要求，体现了生物安全风险防控不仅是建设现代化国家安全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同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系统观念”背景下，整体性治理理论为贯彻生物安全治理领域的系统观念提供了理论基础，而生物安全整体性治理所强调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思想、权威性领导机制以及整体性组织协调机制也符合当前我国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工作的现实需求。在此基础上，依托生物安全整体性治理蕴含的法治思维、法律保障机制、法治价值等法治逻辑，可从树立风险预防的法律原则、明确生物安全立法的整体性定位、强化政府生物安全治理的主导性角色等方面探寻生物安全风险防控的法治进路。     

风险社会视域中的核能危机反思

核能危机是现代性的副产品与负面效应。从风险社会视域反思核能危机,是对科技理性的反思与批判,但不能否定核能本身的价值与意义。核能安全与公众对风险的接受性、技术进步和政治治理密切相关。责任是核能伦理的关键维度,正当、安全与平等是构建核能伦理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