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农村老年人的返贫风险及其治理路径研究——基于脆弱性分析框架

农村老年人已经成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实施返贫致贫人口常态化监测的重要群体,他们具有的脆弱特质使其面临较大的返贫风险。沿着“风险识别-预警”和“风险发生-干预”的逻辑,基于风险因素、抵御风险能力、社会保障和服务的脆弱性三维框架,讨论既定时间和空间条件下的农村老年人返贫风险,建立和完善农村老年人返贫风险识别和监测机制。同时结合东部、中部和西部的三个案例对政策干预的过程进行分析,探讨农村老年人的返贫治理路径。提出要基于群体脆弱性特征和大数据技术,对农村老年人的多维贫困风险精准识别,且从生计资本、社会保障和服务等方面加强制度化支持,实现返贫风险的阻断和系统治理。     

返贫预警机制构建探究

在精准扶贫农村贫困治理思想指导下,我国减贫事业已取得历史性新突破。但脱贫人口返贫问题突出,拉低了脱贫成果和质量,其根源在于贫困人口自身的脆弱性。返贫问题的前期预防是在治理中极为重要的一环。理性辨识和分析贫困脆弱性的政策环境预警、自然环境预警、主体自身预警三种返贫预警类型,对返贫原因深入剖析,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由预警信息机制、组织预警机制、长效衔接机制、利益联结机制和考核监督机制组成的返贫预警机制,严防脱贫人口返贫,巩固并稳步扩大脱贫成果。     

相对贫困治理的理论释义与机制构建

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是贫困的两个阶段,一般先解决绝对贫困,再解决相对贫困。随着中国消除绝对贫困取得决定性胜利,扶贫随之进入解决相对贫困阶段。贫困发生理论认为,贫困问题成因复杂,相对贫困长期存在,为此,要制定有针对性的制度措施推动脱贫和防止返贫。有效解决相对贫困,既要遵循理论指导,又要结合中国实际,从调整扶贫战略、界定扶贫标准、完善帮扶机制、强化制度保障、加强返贫治理等维度入手,构建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     

“后2020”时代我国农村返贫的生成机理、治理困境与优化路径

“后2020”时代农村返贫现象的产生是脆弱群体的“生活水平”在时间、空间、制度等多重维度约束下,由脱贫重返贫困或是边缘群体渐进式陷入贫困的连续动态演变过程。农村返贫治理将面临矢量转向、维度转向和效度转向等策略转向。针对“微量化”返贫现象持续存在、返贫群体识别、贫困主体能动性有效激发、返贫治理体系重构等现实困境,农村返贫治理需要从完善贫困群体利益保障体系、构建防止返贫预警系统与识别机制、建立可持续性脱贫内在机制、探索转型期贫困治理体系创新等方面进行路径优化。     

贫困性质转变下多维贫困及原因的识别——以甘肃省皋兰县六合村为例

经30多年改革开放和持久的扶贫攻坚,我国农村贫困已由绝对的生存贫困向相对的发展性贫困转变,以单一收入指标为主的衡量标准已无法全面准确地反映目前我国的多维贫困现状。依据多维贫困理论及我国农村贫困实际状况,在构建多维贫困及原因识别体系的基础上,利用2015年对甘肃省一个贫困村的社会调查资料,对该村的多维贫困现状进行了测算和识别,并对导致贫困的原因进行了probit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尽管该村仍然存在着收入上的贫困,但教育和健康方面的贫困更加严重,多维贫困发生率较高;回归结果表明农户务工收入比重、教育、健康、信贷等在不同程度上可以解释多维贫困的发生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针对该村多维贫困现状的精准扶贫措施。     

以优化机制推进农村精准扶贫研究

正全面小康是全局工作的重中之重,扶贫攻坚是全面小康的重中之重,精准扶贫是扶贫攻坚的重中之重。当前农村扶贫攻坚处于关键节点,相对贫困情况复杂、返贫形势严峻,而扶贫治理机制不够健全,迫切需要完善。优化精准扶贫治理机制研究,是促进我国农村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期实现的重要课题。一、精准扶贫的价值意蕴(一)精准扶贫是适应扶贫形势变化的客观需要一是整体经济形势在变,从高速增长变为中高     

建立返贫风险预警机制化解返贫风险

收入不达标是返贫的主要成因,自然灾害高发、意外事故伤残、大病重疾隐患、产业经营失败以及就业不稳定是返贫的风险点。基于此,应树立高质量脱贫观念、明确返贫认定标准、建立返贫风险预警机制、关注后续巩固需求,从而及时有效化解返贫风险。     

精准扶贫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基于豫西L县的实地调查

精准扶贫是新时期我国扶贫开发工作的一次重大战略创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抓手。精准扶贫战略有利于实现资源的精确配置,提高扶贫工作的精准度和有效性。但基于L县的实地调查发现,精准扶贫政策在基层执行过程中仍遭遇着结构化困境。贫困的"多元性"与帮扶措施的"简单化"、精准扶贫内涵的"丰富性"与基层实践的"局限性"、脱贫攻坚的"暂时性"与能力建设的"长效性"之间存在矛盾,贫困群体参与的主体性缺失和反贫困实践中的性别盲视等,都导致精准扶贫实践陷入了结构化困境。基于此,从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的角度出发,提出要严格执行多维贫困识别机制,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农村低保与扶贫开发"两项制度"衔接,不断进行基层扶贫治理机制创新,并纳入社会性别意识等优化路径,从而帮助贫困人口实现永久脱贫。     

风险社会视角下的农村自治

我国已进入高风险社会,农村自治也不可避免的遭受各种风险挑战。为了有效减少和化解风险,必须构建以政府为主导,村委会、村民和社会组织相结合的复合治理体系,从而促进农村风险治理体系的制度化建设,实现对风险的有效治理,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与发展。     

新时代我国扶贫开发常态化机制的展望

伴随精准扶贫阶段性任务的达成和扶贫开发工作步入常态化,我国2020年后的扶贫开发工作将面临四个重大的转型:首先,脱贫攻坚的治理形式将转向长效机制的建设。其次,绝对贫困的治理目标将过渡为相对贫困。再次,精准扶贫的治理经验将融入民生保障体系。最后,以农村贫困为主的治理对象将逐步调整为城乡贫困统筹治理。对此,应在相对贫困线设置、严防社会救助救济化风险、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推进"一体两翼"政策、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升国民教育、巩固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成效和扩展社会福利服务等八个方面作出积极努力,以巩固我国脱贫攻坚工作的长期成效。     

农业劳动价值萎缩与农业体面劳动困境:关联逻辑与双重治理

与其他学者观点不同,在马克思看来农业劳动价值萎缩是资本诞生后工农业和城乡分离必然带来的结果。立足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分析,农业劳动价值萎缩必然带来的是农民经济收入减少以及由此造成的收入不可预期,而这与影响农业体面劳动的关键因素是一致的,据此农业劳动价值萎缩和农业体面劳动困境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关联逻辑。当代中国农业劳动价值和体面问题主要表现在农村青壮年不断外流、农民工返乡从事农业生产积极性低、农村老弱留守抗风险能力低等方面,事实上这些表现与家庭联产承包无法有效匹配市场、劳动力与市场脱钩、涉农企业利润压缩以及家庭社会伦理因素密切相关。新时代要破解这一难题需要坚持农业劳动价值和体面劳动双重治理的思路,在宏观层面全面深化农村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在中观层面需要从农村基础设施、企业和媒体角度不断优化涉农环境,在微观层面需要全面加强农民教育不断激发农民的主体性意识。     

乡村振兴背景下欠发达地区健康治理效能提升研究——以山西促进社会办医参与健康治理为视角

以促进社会办医参与推进健康治理,对我国欠发达地区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其逻辑需求蕴含于新时代健康目标、健康返贫风险性及现实新机遇中。基于健康治理分析框架和对山西相关调研,可以发现在促进社会办医参与健康治理中,目前存在影响制约健康治理效能的多重因素,包括经营管理目标理念失当、参与机会空间难以拓展、人才短缺限制自身参与能力提升等。其主要根源在于,相关政策设计及治理主体关系存在缺陷。基于此,应以社会办医服务能力提升为着力点,通过健康治理目标、主体关系及制度保障三方面的优化创新,实现欠发达地区健康治理效能的有效提升。     

扶贫新阶段与农村扶贫开发机制的完善路径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村扶贫开发工作大体经历了五个阶段。2009年随着我国农村扶贫标准上调为人均纯收入1196元,扶贫对象大幅度增加,扶贫战略、扶贫出发点和扶贫任务发生了重大转变,扶贫开发事业即将进入新阶段。为适应扶贫新阶段的新挑战、新要求,必须以扶贫对象识别、扶贫项目瞄准、扶贫资金投入管理、产业化扶贫和长效扶贫机制为重心,积极探索扶贫开发机制的完善路径,加快构建"大扶贫"格局。     

论可持续脱贫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农村扶贫工作经历了体制改革推动扶贫、大规模扶贫开发、“八七”扶贫攻坚和新“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实施等四个阶段，虽然扶贫工作取得巨大的成就，但是当前农村反贫困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扶贫效益递减、农村中贫困人口的收入差距拉大以及贫困人口脱贫后返贫。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实施“以人为本”的可持续脱贫战略。可持续脱贫战略具有综合性、长期性、动态性和整体性等基本特征。     

新时代我国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提升

我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不断提升民族事务治理的现代化水平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新时代,提升我国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水平,关键在于建构包括基本国情认知、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认知和党的民族理论政策整体认知在内的多维认知体系,不断提升我国民族事务治理的科学化水平;完善民族事务治理领导体制和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相关部门协同配合、全社会通力合作的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我国民族事务治理的制度化水平;完善包括完备的民族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民族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民族法治监督体系和有力的民族法治保障体系在内的民族事务治理法治体系,不断提升我国民族事务治理的法治化水平。     

内生性脱贫视角下的农村妇女与合作组织——以山西PH与河南HN两个农民合作社为例

精准脱贫工作的重要内容是激发贫困群众脱贫的内生动力,防止返贫现象发生。当前在农村大量男性劳动力外流的背景下,很多农村妇女已成为乡村家庭及其社区的中坚力量,也成为农村脱贫工作中的重要群体。如何激发农村妇女的内生动力成为当前精准扶贫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以内生性脱贫的视角对山西省永济市和河南省灵宝市两个由当地农村妇女主导创办的合作组织进行观察后发现:合作组织的形式可以有效地激发农村妇女的内生动力。自发形成的妇女合作组织更倾向于以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为工作抓手,重塑乡村社区公共文化空间,以此为基础形成可持续、生态化的乡村产业与就业创新模式。可以看到,农村妇女身上蕴藏着的智慧与力量,经过合作组织的形式激发,成为村庄脱贫和社区良性治理的内生动力,这是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路径。     

试论我国农村新型治理结构的重构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所发生的经济、社会变迁推动着我国乡村治理结构的转型,也催生了村民自治这一新型的基层民主制度。在村民自治这一制度架构下,一种基于治理理念的新型农村社会治理模式成为可能,即以村民委员会民主选举制度为核心,以村务公开为制度保障,通过培育具有自主治理性质的乡村社团组织,发掘传统乡村社会的文化资源,将制度创新与本土资源的发掘结合起来。     

西南石漠化地区农村环境卫生的现状与对策——以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加文村为例

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以加文村为例,分析了西南石漠化地区农村环境卫生的现状,认为恶劣的自然条件、贫困、人们卫生意识的淡薄等是影响这些地方环境卫生的主要因素,并指出日益深入的工业化、都市化更使得农村环境卫生进一步恶化,因此必须采取特殊而有效的措施,才能解决农村的公共卫生问题。     

贵州民族地区县域经济产业定位理论系统研究——以黔南州平塘县产业定位为个案

县域经济是介于城市和农村之间一种独特的区域经济,在统筹城乡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基于贵州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由喀斯特式贫穷和山区资源环境等基本元素形成的经济特征,其产业定位理论客观存在一般性与特殊性结合的框架体系。本文试图利用产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一般理论,结合贵州民族地区县域特殊的经济特征,对欠发达地区民族县域经济产业定位理论进行探讨。     

新时代家风建设与乡村治理互进研究

家风是传统农业时代维系乡土社会的内生秩序,基于传统社会结构显示独特的伦理约束与治理优化功能。进入新时代,乡村社会生态、主客体等发生结构性变迁,乡村治理模式亟须适应性调整与革新,家风及家风建设也需现代化转型与重构。这种现实情境下,湖州南浔区通过"最美家风+"建设,链接并作用于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过程等乡村治理体系的基本要素,推动了家风建设与乡村治理协同互进、乡村善治和乡村振兴同频共振。但从南浔实践看,仍需从构建乡村道德共同体、发挥基层党组织功能、提升治理平台实效性、打造家风指数标准等具体策略上进行统筹,进一步优化家风建设与乡村治理的互进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