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规章“协商确定”之辨析

《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劳动规章须经"协商确定"至今仍有争论,问题的背后是劳动规章性质难以界定。在我国,劳动规章从法律规范演进为集体合意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它体现的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进程,经由商谈是劳动规章从"合法律性"进化为"合法性"的必要道德基础。在此,对于协商确定的准确理解以及完善等亦为重要问题。     

制度角色能够为政治义务奠定基础吗?——以哈迪蒙角色义务理论为中心的考察

通过对哈迪蒙“角色义务”理论的批判性考察后可知,由于制度角色及其附属义务的存在本身是一个道德上中立的事实,因此,单纯凭借制度角色来证成政治义务的尝试无法成功.无论是反思的可接受性还是角色认同等主张,这些论证均将制度义务的道德效力建立在外部道德原则的基础上,因此,哈迪蒙的学说难以逃脱“外部证成”的指责.进而,制度角色的性质以及它的局限性可以被揭示出来,它也无法为政治义务的证成奠定基础.     

汶川地震“范跑跑事件”的道德探析

汶川地震的"范跑跑事件"的道德属性如何评判引起全社会广泛争议。从道德义务和超道德行为角度分析,"范跑跑"应具有承担救学生的义务,他应承担作为一名人民教师的责任。从罗斯的初始义务论考察,他也应该把当时救学生作为他的首要义务。范跑跑舍弃了自己的学生,自己一个人逃跑,他的行为无论怎么辩护也不能摆脱他所承担的责任。     

"伦理的立法"与"法律的立法"的区分——理解康德"权利科学"的理论前提

康德在他的"权利科学"当中,首先对"立法"进行了划分。按照立法所依赖的原则不同,康德把立法区分为"伦理的立法"和"法律的立法"。前者是按照道德法则的义务概念而实施的立法,因而也称"内在立法";后者则是允许在道德义务概念之外具有其他意图,由外在立法机关所实施的立法,因而也称"外在立法"。这一区分是理解康德立法思想的理论前提。     

人对动物难道没有道德义务吗——以归真堂活熊取胆事件为中心的讨论

由归真堂活熊取胆事件引发的公众讨论是一个重要的公共伦理事件。这一事件折射出的是人们在"人对动物是否负有、以及负有何种道德义务"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对人们用来证明"人对动物不负有道德义务"的几种常见理据的批驳,为人们认可并接受人对动物的道德义务扫除了重要的理论障碍。不伤害动物是人对动物负有的一种初始义务,这一义务蕴涵三个伦理内涵:伤害动物的有错推定论;伤害动物者承担举证责任;即使能够获得伦理辩护,伤害动物也不是人的一种权利,而只是一种被允许的行为。在对人的义务与对动物的义务发生冲突的场合,应遵循三条权衡原则,即自卫原则、基本利益优先原则和伤害最小化原则。人们对野生动物与对驯养动物的实际义务是有差别的,对前者的实际义务主要表现为不干涉,对后者的实际义务则主要表现为关心其福利。推动动物福利立法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也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     

汶川地震"范跑跑事件"的道德探析

汶川地震的"范跑跑事件"的道德属性如何评判引起全社会广泛争议.从道德义务和超道德行为角度分析,"范跑跑"应具有承担救学生的义务,他应承担作为一名人民教师的责任.从罗斯的初始义务论考察,他也应该把当时救学生作为他的首要义务.范跑跑舍弃了自己的学生,自己一个人逃跑,他的行为无论怎么辩护也不能摆脱他所承担的责任.     

小悦悦事件，道德唤起后是公民培育

10月18日，广东省政法委、社工委等十多个部门开展“谴责见死不救行为，倡导见义勇为精神”大讨论。在各种论调中，有人建议通过立法惩罚“见死不救”，也有人对此持谨慎态度。应该说，对于小悦悦事件的讨论与反思能够得到如此多的关注，无论观点如何，本身就表明了整个社会对于道德问题的重视。     

为“底线伦理”辩护:论道德建设的以“退”为“进”

底线伦理从人的有限性出发,强调一种关注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的世俗道德,从一种"神性"的道德高标"退"守属人的道德底线。它是对"革命"道德和"动员式"道德的反思、解构与超越,主张确定合理的、普遍平等的道德义务;它是对道德虚无主义的阻击,主张培养伦理底线耻感,践行基本的道德义务;强调社会底线正义以及政府的相关义务,有助于社会转型时期的现代道德范式构建,实现社会道德进步。     

人对自然负有道德义务之依据探析

道德义务是伦理学的核心概念,人们往往把道德义务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道德义务,忽视了人对自然的道德义务。随着生态问题越来越严重化,生态伦理学产生,道德义务也从人与人之间扩展到了人与自然之间。人对自然负有道德义务,这不仅是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重叠共识,而且是生命共同体的利益要求,还是儒家文化中对人的道德境界的一种追求。     

培养道德情感是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

道德教育,包括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信念和道德习惯的培养和教育。而道德情感的培养和教育又是道德教育的重要环节。所谓道德情感,就是人们心理上对于某种道德义务所产生的爱憎、喜厌等感情,也是人们的一种正义感、责任感、良心感、荣誉感、幸福感等。培养高尚而强烈的道德情感,对于和谐人际间的关系,创造良好的道德气氛,尤其是对于个人坚持道德原则,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有着重要的意义,它对于人们选择道德行为和履行道德义务有着重要的影响。人们道德认识的提高为选择道德行为提供了认识基础,但并不能保证就能够实行道德原则的要求。一     

为公民道德建设配置制度支撑

公民道德建设要有制度安排的配合。用制度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支撑包括两层含义:一是直接为道德规范从行为激励和行为约束这两个方面专门配置制度,以形成扬善抑恶的社会赏罚机制;二是在针对其它问题制定各种社会制度时,要预先考虑到这些制度及政策所可能结出的道德果实,只有既能达到本身目的,又能结出好的道德果实的制度及政策,才是我们应最终选用的好的制度及政策。目前我国最缺的制度,是社会信用制度。它不仅是一种能有效维护金融秩序、市场秩序的经济制度,同时也是一种能有效维护信用这一重要道德价值的道德制度。     

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

一、问题的提出市场经济的道挖基础为理论界所瞩目基于这样一个焦点；市场经济是道德的吗？然而，在解决这一问题中，却出现两种们向，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的道德原则当作道德基础①，一种是把社会主义道德原则视为道德基础②，前者因为未能澄清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从而使这种道德原则缺乏因果的说明，后者则由于未能从道德基础出发，从而难以揭示这种道德原则的本质。笔者认为，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不是道德原则本身，而是决定这些原则的依据。市场经济的道德由于以交换活动的利益关系为纽带，因而它与社会主义道德原则的基础有广狭之分；市场经…     

漫谈公德与私德——社会转型中的道德建设

什么是公德与私德？关于公德，我们可以很简单地把它理解为在公共领域中的道德；私德，就是在私人生活领域中的道德。这个定义不是完美的，但是它可以让我们了解公私德两个概念的基本使用范围。值得注意的是，公德和私德作为道德行为，我们往往注意的是作为道德主体的精神状态，即他是否有良好的道德操守与信念。但是道德行为同时要求相应的社会条件，这些社会条件可以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来概括。公德与私德不仅仅是伦理观念问题，还包含着公共舆论、包括着社会的公私域状态，以及相应的制度。这样一些作为社会存在的条件是刚性的，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忽略这样一些条件，把道德仅仅看作个人应该坚持的道德操守，或者道德责任义务时，就有可能滑向道德说教：因为它没有考虑到道德社会结构。因此，一种道德行为实际上和它的社会条件是联系在一起的，道德建设要把道德环境建设和自身的伦理信仰建设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我们应该站在这个高度来思考道德问题。     

道德法律化的限度及路径分析——兼论道德义务能否成为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

道德的法律化有其必要性,但应有"度"的限制,立法机关只能将国民应该做到而且必须做到的基本道德要求上升为法律。道德义务要上升为法律义务,必须具备两个要件:一是这种违反道德义务的行为具有严重的法益侵害性,这种侵害必须对社会赖以维持正常状态的根基构成了威胁;二是这种义务必须是能够期待国民履行的义务,即这种义务应当具有社会相当性。在罪刑法定原则之下,道德义务不能成为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但是,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面对层出不穷的新的危险,有必要将国民在可能的时候必须救助处于危难之中的社会成员的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即见危不救行为应当入罪。     

“道德绑架”实为伪道德

正日前,道德绑架现象时有发生,甚至是愈演愈烈,已然成为人们社会生活领域的一个新问题。用道德"绑架"道德,本身就是一种不道德的表现。"道德绑架"行为亦善亦恶,是一种善恶共在的行为,具有公开性、弱强制性、善恶共在性的特征。道德绑架具有公开性。道德绑架不是私人间的救助行为,     

论不作为犯罪之入罪化

不作为犯罪的认定在刑法学界素来众说纷纭,争论的焦点在于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在不作为犯罪的入罪化问题上,我们认为,应当以作为义务为线索,以"道德—法律"分析模式对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的产生根据进行分析,然后再以一般性入罪机制和特殊性入罪机制对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的地位进行考察,从而对不作为犯罪的入罪化问题得出一个整体式的理论分析范式。     

道德义务的规范性

斯蒂芬·达沃尔、陈真在《江海学刊》2011年第5期撰文认为，道德义务必然为行为者提供绝对的和压倒一切的遵从的理由。康德等人从第一人称的观点出发的论证无法真正说明道德义务的这种绝对性。只有从第二人称的观点，才能真正理解和解释道德义务的绝对性或规范性。从第二人称的观点所提出的理由即为第二人称的理由，这种理由以承认我们作为道德共同体的成员有权向对方提出要求为先决条件。     

“道德绑架”从哪来,何时休

"道德绑架"本身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是对权利的一种侵犯,"道德绑架"现象根本的原因在于权利意识的缺失。切实保障公民身份平等的权利,是消除"道德绑架"的根本。     

“道德资本”的提法有三大误区

近年来,有人主张道德为资本,并提出了"道德资本"概念。"道德资本"概念提出者的本意也许是反对经济活动中的巧取豪夺、欺诈诓骗,主张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以合道德的方式、手段追求企业利润。这种本意当然不失合理。如果这只是经济活动第一线实务工作者所提出的一个朴素口号,亦可理解。然而,作为一个理论命题,"道德资本"概念本身却有诸多理论讹误。概括来讲,主要有三大误区。     

道德权利:一个概念性考察

道德权利是全体社会成员作为一个人,基于人的生存与发展需要,根据社会公众普遍认同的道德理念、原则与规范所享有的社会权利。传统伦理学把义务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否认权利的存在。"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的论断适用于一切权利义务关系,也包括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确认道德权利范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丰富与发展传统伦理学思想;契合"走向权利的时代";有利于树立正确的义利观,促进我国的道德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