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骚扰的民法救济

性骚扰是当前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法律应当对其有所关注.从民法的角度看,性骚扰侵犯受害者的一般人格权,侵害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受害人应该获得损害赔偿,尤其是精神损害赔偿.     

论董事对公司的损害赔偿责任

董事责任是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核心问题,也是中国公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问题,我国目前立法对董事义务体系规定不完善,董事对公司应负的损害赔偿责任规定也不全面。为此,应当加重损害赔偿责任在董事民事责任中的分量,拓宽董事应负赔偿责任的范围,在立法上要注意公司法与其他法律规定的相互衔接,在责任承担的具体规定上应区分对待,体现公平。     

教唆、帮助型未成年人侵权案件的法律适用分析

通过分析教唆、帮助型未成年人侵权案件的裁判实务,确定解决其法律适用分歧的关键在于明确监护人承担责任的方式与份额。综合文义、体系、目的等解释方法解读《民法典》第1169条与第1188条,明确监护人责任的性质为自己责任以及教唆、帮助型未成年人侵权案件中监护人不具有承担连带责任正当性两个方面的理论问题。以此为基础,完成该案型法律适用的解释构造：成年人教唆、帮助未成年人侵权与未成年人教唆、帮助成年人侵权的,成年人承担连带责任,监护人承担按份责任,即责任承担方式为单向连带;未成年人教唆、帮助未成年人侵权的,监护人各自承担按份责任。     

试析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主体

在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赔偿责任主体的确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只有确定了赔偿责任主体,损害赔偿才能得以实现。交通事故责任者和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责任主体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交通事故责任者是行政法上的概念,它是指违反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对交通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依法应当接受行政处罚的人,包括机动车驾驶人、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等在道路上进行与交通有关活动的人员。而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主体是指对交通侵权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的赔偿者,即赔偿义务主体,它是一个民法上的概念。侵权损害的赔偿责任主体原则上即是加害人,…     

精神损害赔偿:环境侵权领域的新探索

精神损害赔偿, 长期以来是法学界颇有争议的问题, 对它的理论研究过去多局限于单纯的民法领域。环境侵权可能带来受害人财产、身体的损害已经毋庸质疑, 但因环境侵权的特殊性, 根据侵权责任理论、精神损害理论、外国司法实践, 受害人遭受精神损害适用民法的精神损害赔偿是可能的。在这个过程中, 精神损害赔偿所具有的社会功能的实现, 使其在环境侵权适用中也是必要的、具有适用性的。     

论我国侵权责任法中的补充责任

补充责任的理论探讨,源于对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中第三人的介入行为与经营者责任的研究。补充责任的产生弥补了按份责任和连带责任适用上的缺陷,补充责任应是一种有别于不真正连带责任的独立责任承担形态。《侵权责任法》中规定的监护人补充责任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补充责任,劳务派遣中的用人单位承担的责任符合补充责任特征。涉及补充责任案件诉讼的,应将直接责任人和补充责任人列为共同被告,并明确赋予补充责任人先诉抗辩权。     

论公司侵权中主导决策股东的连带责任

有限责任是股权投资的重要特征,也是现代公司制度普遍确认的制度安排。但在公司侵权场合,让主导侵权决策的股东承担连带责任不仅具有经济效益,而且是公司社会责任的体现,符合社会道德伦理。让主导侵权决策股东对公司侵权债权承担连带责任不是对有限责任制度的否定,不会损害有限责任制度的效益;该设计也有助于控制公司的侵权行为,并可在行为自由与权益保护间实现平衡。现有法律框架下的其他制度难以达到相同效果。公司侵权场合主导决策股东承担连带责任制度的设计不仅具有理论基础,而且与现有体系相契合。同时,该设计也有益于遏制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滥用,防止公司人格被恣意虚化。     

论专家侵权民事责任的基础

专家对其失职行为,向当事人或第三人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这在英美国家早已是法律上的一般规则,而我国虽然已就专家责任作为特别侵权责任进行了一定的探讨,但始终没有建立起完备的专家问责制。在民法学界,“专家责任”已成为“专家民事责任”约定俗成的简称,专家所承担的主要是过失责任。出纰漏应问责,专家承担民事责任的基础主要在于专家的高度注意义务、忠实义务和保密义务等。     

不当得利返还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刍议

承认不当得利返还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是贯彻传统民法的公平、正义理念的体现。肯定不当得利返还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对切实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合理平衡当事人双方的利益关系,完善我国民事立法,指导司法实践,都将有重要意义。     

从二元式两层次角度对知识产权侵权进行归责

二元式是过错责任归责原则与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两层次就是侵权层面和责任认定层面。在侵权层面上对侵权行为的认定采用过错责任原则与无过错责任原则,在责任的层面即损害赔偿的承担上采用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二元式两层次归责原则有强大的理由作为支撑,在未来的知识产权侵权实践中可发挥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