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性骚扰的损害赔偿

文章通过对中国性骚扰案件的评析,在借鉴国外经验基础上提出应该完善中国性骚扰损害赔偿制度:除了精神损害赔偿,还应该增加工资和预期利益等补偿,并且将惩罚性赔偿制度纳入职场性骚扰的损害赔偿中,给与受害人充分、合理的保护。     

我国公共场所性骚扰的刑法规制研究——以上海首例“咸猪手”获刑案为切入

公共场合性骚扰行为是发生在公共场所、行为人向被害人作出的与性有关的不受欢迎的言语或举动。当前我国刑法没有设置专门的性骚扰罪名,但上海"咸猪手"案获刑说明公共场所严重的性骚扰行为可评价为强制猥亵罪。司法实践中应当对性骚扰行为界定为强制猥亵罪予以严格把控,注意避免将刑法的打击范围随意扩大。我国目前的立法环境暂不宜单独设立性骚扰罪名,而应当通过多措并举的方式治理公共场所性骚扰现象。     

防治职场性骚扰:意义与实施

《特别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在劳动场所,用人单位应当预防和制止对女职工的性骚扰。职场性骚扰到底是什么?作为女职工劳动保护的特别规定,该法条的意义何在?为什么企业应当承担起防治职场性骚扰的义务?这些问题值得在实施《特别规定》时给予进一步解读。     

论劳动法规制下性骚扰行为的用人单位责任

工作环境权是我国劳动立法应当确立的劳动者劳动权利的重要内容,工作场所性骚扰行为侵犯了劳动者这一权利。从用人单位角度而言,则其有义务预防和治理工作场所的性骚扰行为,以维护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工作秩序;否则也应当对行为对象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这种责任应当在内涵与外延上同目前理论界较为主流的雇主责任相区别,并有着自己的责任形式和归责原则。     

他山之石

上海人大：近日．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决定对《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作出修改。其中首次以立法形式．对构成性骚扰的5种具体形式作出界定：禁止以语言、文字、图像、电子信息、肢体行为等形式对妇女实施性骚扰。有关部门和用人单位应当采取必要措施预防和制止对妇女的性骚扰。     

犯罪学视野中的性骚扰

随着性骚扰案件的相继开庭审理,性骚扰正逐步进入我们的视野中.对于性骚扰应该怎样界定、性骚扰案件的成因以及女性在性骚扰案件中的被害性及其责任等等一系列的问题,理论界对此缺乏一定的思考.本文就以上四个方面对性骚扰案件从犯罪学的角度进行分析,以期抛砖引玉,引起大家对此问题的思考,共同为这一社会顽疾寻求对策.     

性骚扰问题及其法律规制

性骚扰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其产生有着深刻的人性基础和社会历史原因.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复杂化,性骚扰问题日益凸显出来.参照世界各国对性骚扰问题的法律规定,我国应在制定和修改民商法律时,正视性骚扰问题,并加以合理、有效规制.     

论防治职场性骚扰的义务主体

文章针对防治职场性骚扰的现实需求,论述了国家和用人单位作为义务主体应当履行的职责及其依据。基于国际公约和中国法律的相关规定,国家有防治职场性骚扰的义务,应由各职能部门分别承担完善立法、加强司法和执法等任务,使现行原则性规范具体化,不仅具有可操作性,而且具有威慑力。尤其要借鉴外国和港、台的经验,明确用人单位防治职场性骚扰的义务和责任。     

财产损害赔偿应当包括贬值损失

一般认为财产损害赔偿的标准是赔偿全部损失,但全部损失的具体标准并不清楚。从商品车损害赔偿实际案例出发,经过分析,认为财产损害赔偿应当包括财产贬值损失,否则,不符合赔偿全部损失的规定。贬值损失是指财产遭受侵权损害后,受损财产虽然经过修复,但其市场价值仍不能恢复到受损时的市场价值,其差额部分即为贬值损失。理论上应当明确引入贬值损失的概念,应通过司法解释明确将贬值损失纳入财产损害赔偿的范围。     

社会性别视野下校园性骚扰的迷思与反思

校园性骚扰与职场性骚扰、其他公共场合的性骚扰相比,有自己的特性,却常常客易被忽视.为了更深入地理解校园性骚扰现象,本文揭示了校园性骚扰潜在的一些迷思,并主要运用社会性别视角,从社会文化、心理的角度对这些迷思进行了批判性的思考和分析.由此在两性性别社会化差异、性别平等教育的推行以及学校教育制度改革三个层面提出了针对性的反思.     

浅谈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

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应遵循合法性原则和合理性原则,兼顾公正与效率。确保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公正有效地实施,一方面要增强执法人员的法治观念,提高法律意识和道德水平等综合素质;另一方面建立相关制度、明确行为责任,以此来约束执法人员合法、合理地行使自由裁量权。     

行政执法中法律与情理的冲突及其处理

情理是人的通常心理和事情的一般道理,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经验法则。法律来源于社会,又服务于社会,法律应该以社会普通民众的情理为基础,情理往往代表着法的价值取向。但情理不是具体的法律规范本身,行政执法者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只能以相关法律的具体规定为依据,不能以情理作为判案的直接依据。但法官也不能机械地适用法律,要注意法律与情理的协调。合理的裁决或判决结果较容易为当事人和社会公众所接受以及信服,这样才能真正树立起法律的权威。     

浅论用益物权形态的完备

在物权法律制度中 ,用益物权制度居于重要地位。它作为调整人们在对物的使用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 ,促进了社会资源的有效、有序利用。要重塑我国用益物权的体系 ,须完备用益物权的具体形态 ,宜将使用权、地役权、典权纳入用益物权体系。     

道德视野下的法律信仰探析

建立公众对法律的信仰,确立法律本身的权威,这是法治社会的一种价值追求。然而,能否实现这种追求,其中的原因不仅仅与国家强制力有关,更主要是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法律的合道德性体现了法律的内在合理性。只有具备了内在合理性的“法”才有可能被大众接受、尊重、维护乃至信仰,从而确立其权威性。     

论犯罪的本质特征

作为犯罪的本质特征必须为古今中外所有种类的犯罪所共有。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都不具有犯罪本质特征的属性。应受刑罚惩罚首先是某类行为被作为犯罪纳入刑法的原因．而后才是某个行为违反刑法所应得到的结果，应受刑罚惩罚性是确定罪与非罪的标准，只有应受刑罚惩罚性才是犯罪的本质特征。     

论消费者保护法之定位及立法方式

基于消法有特定的调整对象和在现实中的重要性,应将其定位于民法范畴,属于民事特别法,并有必要从经济法中分离出来,而且鉴于其诸多的特殊性,应类比知识产权予以单独立法。     

On the Positioning,Contents, and Methodology of Human Rights Law Study

The ideal model of human rights law studies shall be one that is open and comprehensive. On the basis of normative legal studies, it shall pay more attention to and respond to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a wide range of human rights issues. These studies should attempt to find practical solutions to concrete problems. Human rights law should be a relatively independent legal discipline, and it should be a problem-oriented object of study. Regarding the research methodologies, human rights law could encompass all aspects of legal studies, and go beyond legal them to some extent to encompass the influence of other disciplines.     

法治、维权与维稳

当前,我国进入改革攻坚期和社会稳定风险期,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具有必要性和正当性。维权是维稳的基础,维稳的实质是维权。法治是维权与维稳的结合点。通过法治实现维权和维稳的统一,要求政府依法办事,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行使权力,要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要完善对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要强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权威地位,要树立法治底线,不能突破法律底线维稳和维权,同时要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也就是要坚持依法执政、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一体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我国外商投资立法模式及重构

外商投资法是调整在国家协调经济贸易运行过程中发生的关于外商投资企业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我国外资立法模式选择需注意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同时与WTO相应法律规则相一致。在WTO体制下我国外资立法的重构以及立法的体系化过程中必须建立统一的外资基本法典，明确的外资基本法不仅是外资立法体系构建的基础，也是修改和完善外资立法的相关法律规范的必要条件。     

银行法中的私人自治原则与国家监管

银行法应当区分为银行私法和银行公法,私人自治是其中的基本原则,银行法许多规范都表现了私人自治原则。通常所提及的国家监管原则只不过是私人自治原则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