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中的“新行政化”问题及其超越

伴随当前社区自治的兴起，社区治理过程中出现了与分权预期相背离的“新行政化”倾向，并表现出潜在化、项目化、间接化和结果导向等不同以往的典型特征。究其根源，“新行政化”问题的产生与计划经济时代行政体制的遗存，政府主导性的过度转移，社区治理评估的标准缺位等因素密切相关。“新行政化”问题的存在已经对社区治理成效，社区社会组织成长以及居民社区意识的培养产生了消极影响。而通过真正转变治理理念，正确定位各参与主体的关系，协商建立治理规则，将成为超越“新行政化”问题的关键举措。     

自然保护地社区治理机制的逻辑与构造

我国环境治理领域正在探索“社区共管”“自然保护小区”等社区治理模式，但其普遍呈现功能上的补正性、机制的缺位性和法律定位的模糊性等特征，与当前构建环境多元治理体系的要求并不相符。应以多元共治理念为指引，廓清自然保护地社区治理机制的内涵与外延，系统展开自然保护地社区治理的机制构造。即构建完善的社区治理共管机制，以转变实践中机制功能的补正性；构建规范的法律体系，以矫正现行机制的缺位性、消除法律定位的模糊性；完善责任机制，以赋予社区治理的可问责性。     

“服务—治理—管理”新型关系与社区治理新探索

随着社会利益结构、社会组织形式以及社会关系等的持续巨变,传统固化的“单位人”逐步为“社会人”和“个体人”所替代,社区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社区成为民生问题、社会矛盾的汇集点的同时,也提供了延伸公共服务、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空间.在构建“服务—治理—管理”新型关系的过程中,基层社区展开了全方位的实践探索,逐步形成“管控型”转向“服务型”的社区治理新理念新思路、社会资源配置社区化的社区治理新机制、网络化基层时代的社区治理新技术以及社区社会工作与社区治理的新途径.没有永远的最新,只有永远的更新.我们将会看到更多来自基层的令人惊喜的治理智慧.     

由“急用先行”走向“逐步完善”：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构建

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治理沿用了人工智能1.0时代的分领域差异化监管模式,陷入碎片化、条块化、部门化的困境,无法应对层出不穷的AI技术和应用场景,相关治理规则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通过探究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机理,明确该技术在释放技术红利的同时极易造成虚假信息泛滥、网络安全失控、生成内容侵权等风险。对此,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治理应进行系统性改革,遵循“急用先行、逐步完善”两步走的思路。一是规范事项急用先行,根据产业链上主体的生态位区别设置风险防范义务与法律责任,并容许各方在满足最低限度的合规要求后,自主约定责任分配,及时回应技术发展应用过程中的突出问题;二是引入“技术之治”,并在规制时机、问责主体、归责标准等诸多争论趋于共识后逐步完善“制度之治”,更好地驾驭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变革性收益与复杂性风险。     

推进社区韧性治理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研究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提升应急管理的韧性愈发成为不可忽视的方向和路径。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社区应对风险的治理模式与手段创新成为国家治理与社会稳定的重大议题。韧性已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素之一,其核心就是要有效应对各种复合风险的冲击,减少发展过程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围绕高质量发展导向下社区应急管理中韧性治理策略选择的有效性研究,揭示了传统风险治理的刚性规制的惯性和信任机制的式微,利益固化的藩篱使社区风险应对“各自为战”“顾此失彼”等体制层面“治理碎片化”的挑战。探寻如何有效应对社区复杂多变的各类复合型风险,提出了高质量推进发展与安全同构的基层治理现代化,应保持应急与常态秩序协调转换与内核稳定,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风险治理共同体,为新时代提升社区抗逆力、应对系统性、复合型风险能力,推进社区韧性治理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路径。     

疫情之下,织就一线防控网——宝山区“社区通”智慧守“沪”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城市里每个人的生活节奏,也对上海社会治理能力提出了新挑战。社区是疫情联防联控的第一线。面对复工潮大量人口导入流入,宝山区运用“社区通”,以“互联网+社会治理”织就了一张疫情防控网,让党组织和党员第一时间“站”出来,通过移动端发动社区居民居家测温、报告线索、预约口罩……一场全民参与的疫情防控战在宝山打响!     

网络信息内容政府治理：转型轨迹、实践困境及优化路径

网络信息内容政府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网络强国”背景下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网络信息内容政府治理在宏观层面呈现出由直接介入的“强监管”到单向控制的“线性监管”,再到多向协同的“结构式监管”的实然转向,但囿于治理理念、风险决策、组织体系、治理方式等方面的实践困境,亟待提出与之相匹配的理论予以关照。通过对“反思法”“元治理”理论的汲取,在厘清了网络信息内容反思型政府治理的框架内容及其实质内涵的基础上,提出可以从主体、规范、程序、场景四个层面,着力构建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主体理性沟通和组织协作的治理结构及运行机制,以期促进网络信息内容治理的规范化、法治化,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     

融合抑或分化：城市大型保障房社区的社会空间分异与居住福利治理

囿于偏离中心的城市空间规划，保障房社区似乎天然面临着城市居住空间的“分异”和资源分配差异的“极化”，直观影响着居住福利的再分配。基于对保障房社区走向社区融合抑或分化的问题考辨，本次研究从空间视阈出发，对多维度的空间意义及与其紧密关联的居住福利风险肇因进行了学理分析，以“空间再造”作为中介理念，进而提出“服务型社区资本建设”下“阶层-空间-福利”进行三方联动的可能，从而在融合角度达致保障房社区对“空间生产”和“空间消费”的双重需求。由此，本次研究甄选南京市D保障房片区作为相对独特且典型的一个空间治理单元，分别从个体层面、组织层面、制度层面出发，将“融合抑或分化”的思考嵌入对社会空间分异和居住福利治理的扎根式论证之中，希冀归纳出有别于常规型社区治理、旨在追求兼具社会公义与市场效率的新的空间治理范式，为国家或地方风险治理提供具备时效性的实证参考。     

杭州建立“三位一体”楼宇社区治理模式

近年来,杭州市坚持以高端人才生活创业需求为导向,在全国率先提出“楼宇社区”概念,并探索建立了以楼宇社区综合党委、楼宇社区综合服务中心、楼宇社区促进会为标志的“三位一体”楼宇社区治理新模式,使楼宇由单纯的“经济体”转变为“社会综合体”,由单纯的政府管理转变为党委政府、业主单位、企业员工多元主体共同治理,并取得了明显成效。一、建立“楼宇社区综合党委”,适应楼宇企业和员工需求,实现从重经济政策,向重人文环境的重大转变 建立楼宇社区综合党委。针对楼宇“两新”组织多、机构分散、党员流动性大的问题,杭州按照“楼宇社区建党委、楼宇企业建支部”的思路,由一幢或若干幢楼宇社区的分散党组织,组成统一的“楼宇社区综合党委”;“楼宇社区综合党委”下辖的党组织,或是楼宇企业（单位）党组织,或是由若干小企业依托较大企业组成党组织,或是由若干个小微企业（单位）党员组成的联合党支部,由此形成“一个核心、多个堡垒”的楼宇社区党建组织架构。实现了党的组织形态从碎片化向区域化转变。     

社会治理现代化离不开“人人有责”

《经济日报》刊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马峰文章称,人人有责是社会治理的制度优势能否有效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关键。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人民。社会治理很多时候涉及的都是“百姓身边事”,直接关系人民生产、生活和切身利益,社会治理的对象也大多在基层,特别是在社区。因此,我们要以社区为载体强化社会治理共同体人人有责机制。要看到,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也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在全方位防控体系中,社区是重要的耦合点。     

“后疫情时代”社区治理中的个人数据应用:问题与策略

在新冠疫情防控中个人数据的应用支撑着社区治理、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暴露和加剧了"隐私保护"与"数据使用"之间亟待解决的平衡难题。通过解构其中存在的问题,深入分析了个人数据隐私安全风险的固有性和社区治理对个人数据依赖的结构性,揭示了社区治理个人数据应用的矛盾本质。进一步结合我国社会治理实践特征,面向"后疫情时代"信息赋能社区治理的需求,针对性地提出"实施制度和技术双重机制强化个人数据隐私保护""数据采集和使用两条途径优化个人数据应用模式"两方面解决思路,并归纳出社区治理中"以人为本"的个人数据应用范式。为社区治理中的个人数据应用提供了策略参考,也丰富了社区治理现代化的相关理论。     

技术治理视角下公共安全治理现代化的逻辑、风险与防范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在维护公共安全中的广泛应用，技术治理成为公共安全治理现代化的显著趋势。技术治理促进公共安全治理开放化、规范化和法治化，是提升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的关键。技术治理是新时代满足人民群众安全需要的必然选择，是充分利用信息科技手段实现精细化治理的客观要求，是响应基层社会由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的重要工具。然而技术治理在创新公共治理方式、增进社会安全稳定的同时，也存在技术发展滞后安全需求、“技术利维坦”、治理共同体缺失、技术革新代替体制变革等风险。因此，建议采取加强技术创新，完善技术监管，健全公共安全治理共同体，加强制度建设等风险防范策略，规范公共安全治理行为，化解技术治理风险，建构契合公共安全治理现代化要求的技术治理新模式。     

公共文化服务促进“村改居”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机理和路径

在新型城镇化和文化强国战略背景下，公共文化服务成为推动“村改居”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公共文化服务与“村改居”社区治理具有价值耦合性，公共文化服务之于“村改居”社区治理具有现实性。然而，公共文化服务能否促进“村改居”社区治理现代化、实现其与社区治理的有效耦合，还存在价值取向、供给机制、供给效能等诸多制约因素。因此，如何确立正确的价值导向、优化供给机制，从而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便成为实现“村改居”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这就要求加强对社区居民的价值引领、完善全过程参与机制、推动城乡文化融合发展、借助数字化治理工具等方式，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升人民群众的精神境界，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对“村改居”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正向赋能。     

“共享”式治理:新时代地方治理新路径

地方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地方治理现代化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演化出诸多治理类型,其中“共享”式治理成为新时代地方治理的新趋势。“共享”式治理成为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方位与价值基准,它全面而立体地呈现出国家治理一以贯之的主线。地方“共享”式治理的内在本质在于制度分权和多元共治。为此,地方“共享”式治理需要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并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以党和政府为核心,通过市场、社会组织和人民大众为多元主体的参与机制实现地方治理目标。     

风险视角下城市老旧社区韧性建设的困境及破解

城市老旧社区是社会风险的多发场域和风险治理的薄弱环节。日趋多发的社会风险和日渐凸显的脆弱性特征构成了老旧社区“高风险—低韧性”的失衡情景，加强韧性建设已成为提高老旧社区风险治理能力的必然要求。基于风险视角，从组织韧性、物理韧性、技术韧性、心理韧性等维度来分析城市老旧社区的韧性建设情况，发现其面临着基层治理主体松散、配套设施建设滞后、信息技术应用缓慢以及社区修复机制欠缺等现实困境。未来需要从健全党建引领治理模式、完善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信息技术发展应用以及增强社区自我修复能力等方面全面着手，进一步推进城市老旧社区韧性建设，促进其风险治理能力的系统提升。     

疫情“大考”考验治理能力

在这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中,上海基层社区做了大量工作,措施落细落实,力求不留缝隙,工作到位、人员到位、责任到位,涌现了许多感人的事例,真正体现了城市治理的精细化,体现了绣花精神。这次疫情,是对城市基层治理能力的大考,是对社区抗风险能力的检验,同时也让我们深入思考上海应该如何进一步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精神。     

城市社区治理信息化的技术偏好与适应性变革——基于“第三批全国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实验区”的多案例分析

信息化技术是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要素。社区治理信息化是信息技术与社区治理的结合体,是现代信息技术在社区治理中的延展性应用。民政部"第三批全国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实验区"为全国社区治理信息化建设积累了丰富经验,并在实验地域、实验类型、实验梯度等方面呈现出新的特征。案例表明,近年来国家通过实施"互联网+社区"行动计划,大力推进互联网信息技术注入社区空间,促进了各地互联网与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的深度融合,特别是在社区公共服务、社区居民参与、智慧社区发展、社区电子商务等领域构建新时代网络化社区治理和服务新模式。但同时,伴随着国家技术性治理与服务行为的推行,城乡差距、数据垄断、信息泛滥、网络安全、技术依赖、智能低效、监管缺失等问题和风险在社区治理信息化实践中有所体现,相应的反治理行动也正在显现,突出表现为技术应用门槛与治理短板、数据指标硬化与治理内耗、信息安全监管与治理风险等。因此,推动社区治理信息化的适应性变革,未来的关键在于削弱技术对于效率的纯粹性依赖,兼顾信息技术应用与人文关怀,统筹信息技术行动与社会责任,同步信息技术发展与治理体制变革,从而实现社会与技术的共同构建和融合发展。     

从个益、互益到共益：骨干居民的身份建构与基层“公共性”的成长

动员居民社区参与是参与式社区治理进程中的重点与难题。在社区参与中，社区居民个体进入社区场域，在同社区治理情境的关系变化中完成在社区的身份建构。基于此探究居民群体在社区参与中的身份建构过程及其背后的行动逻辑，通过在W市W街道的参与观察与访谈发现，社区居民在社区参与中呈现出三种身份变化：居民、居民志愿者和骨干居民。研究结果表明，居民与社区治理情境的关系变化带来对“利益”理解的转变是骨干居民身份建构的深层原因。在此过程中，居民与社区治理情境的关系由相对独立到嵌入再到融合，居民的行动逻辑经历了从个益、互益到共益的转变，并不断助推基层社区“公共性”的成长。     

政社互动中社区公共安全治理新生态、新模式、新能力——以上海市闵行区吴泾所联盟共治模式为例

网络形态进一步将人类社会带入高度复杂、高度不确定性的“全球风险社会”时代。特别是要素高度聚集、关联的城市，因风险发生概率、应对难度以及破坏影响等更加凸显其治理的脆弱性。本文以上海市闵行区吴泾所“志愿平安联盟”共同治理为案例，研究基层派出所在政社互动中立足社区公共安全治理新生态，积极探索联盟治理新模式、开发警社合作新能力，对提高社区治理效能的积极意义。     

推进“三社联动” 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的新要求。社区、社团、社工“三社”工作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社区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能，但同时又面临着力量不足、资源不够、活力不强、负担过重等问题。如何推进社区、社会组织和专业社工联动发展，实现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是当前亟待研究解决的一项重要课题，也是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方向。近年来，平湖市在“三社联动”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方面作了一些有益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