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立法中的伦理性反思

虽然我国刑事立法日益完善,但犯罪率却只升不降,原因之一在于我国刑事立法的伦理性缺失。职能部门应通过分析犯罪、刑罚与伦理的关系,了解社会伦理性乃刑法之根基,在此原则指导下发现我国现今刑法典中某些条文缺失伦理性,刑罚的种类与适用缺乏人道性。在刑事立法过程中要充分认识到刑法的伦理性根基,以此指导立法。     

中国刑法30年（上）——以典型案例为视角

回顾改革开放30年，作为现代法治重要组成部分的刑事法治，为中国法律的改革与变迁写下了浓重的一笔。透过一个个典型案例，我们可以更深刻地感受和体悟到我国刑事法治进步的脉搏与迹象，在那已逝去的历史碎片中寻觅和捕捉改革开放给法治建设带来的契机和变革，有鉴于此，我们以1997年为界，将30年刑事法治的进程分为上，下两篇进行分析，本期杂志刊载的是上篇。     

简析单位犯罪

1979年颁布的刑法没有规定单位可以成为犯罪的主体。在我国首次规定单位犯罪的是 1987年 6月 2 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海关法》。以后的一些单行刑事法规陆续规定了一些犯罪也可以由单位实施。在总结关于单位犯罪立法经验的基础上 ,1997年的新刑法用两个条文对单位犯罪做了明确规定 ,在我国刑法发展史上 ,首开在刑法典中规定单位犯罪的先例。可见单位已经成为我国刑法中所规定的刑事犯罪的主体 ,这是现行刑法对旧刑法的重大突破。也是我国刑法在犯罪主体理论方面的一个重大发展。将单位作为犯罪主体 ,在我国新刑法中规定单位犯罪的内容 …     

试论刑法修正案的立法模式

刑法修正案是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颁布的对刑法典某一条文或某一部分进行修改或补充的规范性文件。就其性质而言,它是一种立法模式,并作为刑法立法的一部分。从应然角度来讲,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颁布的刑法修正案不应包括增加新罪名、提高法定刑或将轻刑种改为重刑种。刑法修正案的效力级别与刑法典相同,它作为补充立法模式不同于单行刑法,也有别于立法解释。自从1997年的《刑法》施行以来,我国现已颁布五个刑法修正案,可见刑法修正案已成为修改、补充我国现行刑法典的一种主要方式。     

一部统一和比较完备的刑法典

1997年的刑法典,统一和比较完备性是其主要特点。这是因为从1979年的刑法典到1997年刑法典期间,我国刑法发展的现状对一部新刑法典的要求。新刑法明确规定刑法的基本原则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刑法内在的统一和比较完备性;新刑法完善的体系结构体现了刑法形式的统一和比较完备性。     

1997年以来我国刑法的新进展——写在刑法修正案(六)通过之际

一、1997年以来我国刑事立法的基本情况2006年6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六),对刑法有关安全生产事故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犯罪等规定,作了补充和修改。新中国刑法典1979年通过并实施,1997年在总结司法实践经验和刑事法治进步成果的基础上,对刑法作了全面修订。此后,刑事立法工作并没有因为1997年刑法的修订而停止。相反,从频度和内容来看,刑事立法活动是立法工作中较为活跃的领域之一。截止到刑法修正案(六)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刑事立法方面共通过一个决定,六个刑法…     

中美假释制度比较论纲

我国97刑法典仅有6个条文规定假释制度,美国模范刑法典有关假释的规定有28个条文。我国的假释类型单一化,只有相对裁量假释;美国的假释类型多样化,涵盖了几乎所有的假释类型。美国假释适用的条件不论从实体还是程序来看都比我国丰富和细致。中美两国假释制度差异的形成原因在于假释制度在美国有着根基深厚的司法实践传统,而中国司法实践长期重视减刑制度的运用,假释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备受冷落。     

《看守所条例》修改中的若干问题

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以下简称《看守所条例》），自1990年至今，滞后性完全凸现，已经无法适应我国经济社会、民主政治和法治发展的需要了。例如，仅在称呼上，52个条文，“人犯”一词使用了71次；与其配套的“实施办法”仅63个条文，“人犯”一词共使用了150次。     

国外对议会的刑法保护

西方国家都十分重视在立法中针对议会的犯罪行为及其所应承担的刑事责任做出明确规定。由于这些规定内容全面,规格高,调整范围广,对有效地保护议会的权威不受侵犯,保证议会正常行使各项职权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有关资料看,当前国外保护议会的刑事立法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不仅在刑法典和其他刑事立法中加以明确规定,而且在宪法和其他宪法性法律中也有明确规定。刑法典是规定犯罪及其刑罚的主要立法,保护议会的刑事立法,也主要集中在刑法典中。国外的刑法典中,有的是用专门章节规定保护议会的内容,如《西班牙刑法典》卷二第二集第一章第二节"侵犯国家最高组织之罪",就     

刑法解释的时间效力

基于人权保障的考虑,现代法治国家无不将"罪刑法定"作为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加以规定,我国1997年修订刑法时,也将该原则作为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之首在刑法典中作了规定(第3条),并废止了与该原则相悖的类推制度.作为"罪刑法定"原则的一个重要派生原则,刑事立法在时间效力上坚持"从旧兼从轻",即法不溯及既住,除非依照新法对被告人更有利,这也是没有疑义的,我国刑法第12条对此也作了明文规定.本文要探讨的是刑法解释的时间效力问题.     

台湾地区刑法典修正评析

台湾地区刑法体系由刑法典、特别刑法和附属刑法组成。现行刑法典系1935年全面修正而成,至今历经29次修正,其中以2005年第十六次修正影响最大。台湾地区刑法的修正反映了宽严并进刑事政策、渐进废除死刑政策、现代观念指导下的妨害性自主犯罪立法、坚守大陆法系传统审慎吸收美国法等修法动向。考察全球刑法修正历程,有益于完善我国刑事法律体系,以立法主导刑事政策的转变与刑事政策的落实,立法时注重理论界的作用、立法资料的整理和修法信息的公开。     

我国少年刑事政策现代化取向的实体法解读

现代少年刑事政策精神,正逐渐注入我国刑事实体法之中,其必然性结果是促使我国少年刑法制度走向现代化和走向成熟。然而,在我国,现代少年刑事政策精神向刑事实体法的注入,主要不是通过人大对刑法典的制定或修改来进行的,而主要是通过最高人民法院1995年和2006年的两个相关司法解释来进行的,这两个司法解释在不同程度上显现出了我国少年刑事政策以及少年刑法制度的现代化取向。也正因此,在上述司法解释与我国现行刑法之间,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种冲突或紧张关系。要想避免司法解释与现行刑事法之间的冲突或紧张关系,一个最终的办法就是通过人大立法,尽快制定、完善我国独立的少年刑法制度。     

对“两高”确定的刑法罪名的思考

本文针对“两高”1997年12月各自通过的刑法分则罪名，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探讨了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期望立法者和司法机关能给予充分的重视，予以修正．以建立与刑法典相协调的科学的罪名体系。     

危害环境行为的刑法规制问题研究

世界上各国均进行了关于危害环境行为的刑事立法。我国虽在1997年刑法中规定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一节,但由于环境犯罪刑事立法理念陈旧、罪名体系设置不合理、刑法规制的范围较窄及惩罚力度较轻等问题,导致刑法在惩治危害环境行为时没有发挥出足够的作用,部分危害环境的行为难以得到有效的刑罚处罚。文章通过分析国内外环境犯罪刑事立法的现状,研究我国环境犯罪立法的不足,鉴于环境的重要性及其他国家环境立法的可借鉴性,提出应确立环境犯罪在刑法典中的重要地位,并应从立法模式、罪名体系、刑罚适用原则及种类等方面加以完善。     

《刑法》罪名确定机制的演进与革新——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确定《刑法》罪名的建议

目前,《刑法》或《刑法修正案》出台后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司法解释形式确定新规定犯罪之称谓的传统罪名确定机制存在诸多弊端．如易背离立法本意、效率低下等。以与时俱进之理念革新现行《刑法》罪名确定机制势在必行,考虑我国刑事司法的实际状况,在经过与《刑法修正案》同步出台立法解释和在《刑法修正案》中直接规定罪名两个阶段的过渡后,最终将实现由最高立法机关在刑法典中直接规定罪名的理想目标。     

中国刑事政策三十年“路线图”

刑事政策是指导一国犯罪防治工作的总体策略，其科学与否对该国犯罪防治效果及刑事法治的发展有重要影响。时值我国1979年刑法施行30周年之际，探讨30年来中国刑事政策的历程有助于发掘刑事政策演变背后的更深层次的问题。重新梳理相关刑事政策间的关系，并分析其演变后的社会因素，是把握今后刑事政策发展方向的必然要求。     

程序法制化的重要内容： 无罪推定原则

程序法治是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内容,而刑事程序法治是程序法治的核心,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就是要实现我国刑事程序法治化,以进一步推进我国依法治国的进程。无罪推定原则是刑事程序法治的一项基础性原则,已经被世界各国的宪法或法律所确定,也被众多的国际法律文件所接纳。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在1979年的刑事诉讼立法及1996年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时,都未能全面确立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原则的缺失,对我国刑事立法及司法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为了顺应刑事司法的国际潮流,早日实现程序法治,我们认为这次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应当全面地、明确地将无罪推     

我国死刑制度重刑化顷向及原因分析

我国1997刑法典仍存在重刑化倾向，表现在：控制死刑适用环境污染 有重大突破，死刑罪种没有大幅度削减，绝对确定的死刑规定有增无减，死刑量刑幅度过大。我国刑法中死刑过多，与国际轻刑化趋势不相符合，不利于我国刑罚目的的实现，死刑不仅有较大的副作用还可能在刑事诉讼上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我国死刑居高不下的主观原因有封建重刑思想=传统价值观和刑罚观的影响，现阶段我国经济不发达、社会治安状况严峻和刑事立法体制的制约是其客观原因。     

关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思考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贯刑事政策，是我国司法活动的重要指导原则，在打击、惩治犯罪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随着我国刑事立法的不断完善，这一政策在执行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坦白从宽不能够贯彻始终，并且其与“严打”政策也存在一定矛盾；有一些合法辨护行为也被视为抗拒而从严处理，违反了刑法罪行均衡原则；过分强调“抗拒从严”也容易导致刑讯逼供现象等。建议：１．将坦白从宽纳入刑法典；２．在程序上保证坦白的自愿性；３．建立讯问犯罪嫌疑人录音、录像制度，防止非法取证行为发生；４．废除抗拒从严的做法；５．对不配合公安司法机关的抗拒行为，依照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处理。总之，要尽可能把刑事政策转化为法律，以法律而不是政策来规范司法活动。     

刑事立法政策合理化涵义浅析

在哲学上对合理性问题的探讨,标志着人们的认识视野和研究重心由自然事实转向社会文化及其价值意义,这对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当然包括法学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在社会学上,韦伯提出了“合理性”概念和“合理化”论。我国刑事立法政策应具有科学性、法治性、人道性、伦理性、本土性(符合国情性)等合理性内涵。科学性是刑事立法政策合理性的前提。法治性是刑事立法政策合理性必要前提。在我国,要实现刑事立法政策合理化,必须以实现刑事立法政策法治化为前提。在目前,由于我国的法治建设尚未健全,我国刑事政策合理化的含义在很大程度上包含着刑事政策法治化的含义。可以说“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