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解释的基本立场分析——从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性和实质性理解出发

刑法解释中一直存在主观主义、客观主义和折衷立场之争。其中,刑法解释的主观立场和折衷立场是以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性理解为理论基础;而刑法解释的客观主义立场是罪刑法定原则实质性理解的必然结论。     

儒家法律传统与中国刑法主观主义的生成

我国当前的理论和实务中,存在难以去除的刑法主观主义思想,即将犯罪的本质定位为行为人的主观犯罪意图,因而即便行为永远不可能产生危害后果,也必须定罪处罚,结果因素无关紧要。这种主观归罪的逻辑生成于中国儒家法律传统之中,因而根深蒂固:"以礼入刑"导致刑法适用的伦理化倾向,与主观主义息息相通;"明刑弼教"使得刑罚成为人性教化的重要手段,刑法更加关注主观方面的改造。因此,中国刑法现代化的"去主观主义"应当强化人权保障,改造刑法主观主义背后的社会统治思想,促进中国刑法的去伦理化。     

从犯罪阶段形态看海峡两岸的刑法立场

在预备犯和不能犯问题上，台湾地区的“刑法”总体上体现的是刑法的客观主义立场，而其在中止犯问题上则体现的是刑法的主观主义立场，此两种不同的刑法立场都突显了刑法的人权保障。在预备犯和不能犯问题上，祖国大陆刑法体现的是刑法的主观主义立场，其在中止犯问题上则体现的是刑法的客观主义立场，而此两种不同的刑法立场都强化着刑法的社会保护。不同的刑法立场可以服务于同一部刑法的相同价值目标，而并非水火不容。     

论准中止犯——兼评大陆法系中止未遂的有效性要件

准中止犯是指在行为人犯罪行为实行终了的过程中,主观上基于自己的意志放弃了犯罪行为,客观上对于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付出了真挚与积极的努力,只是行为人的中止行为与犯罪结果不发生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因而准用中止犯的处罚原则的情形。准中止犯的立法例表明大陆法系刑法在中止未遂的有效性要件上出现松动,是主观主义刑法立场的体现。我国传统的刑法理论不承认准中止犯,但我国刑法在对待中止犯问题上历来持主观主义立场,因此准中止犯的立法能为我国借鉴。     

对烙印在刑法中儒家法律思想的祛魅审视——以法益侵害为视角

儒家法律思想的礼法结合、应经合义等伦理道德价值观念融入中国法律两千多年,在现代刑法中又以规范违反说等影响着犯罪本质理论和刑事司法实践。对犯罪本质等问题做展开讨论,以法益侵害说和规范违反说等争论为切入点,祛魅审视儒家法律思想在刑法上的传统烙印,我们可以得出犯罪的本质是侵害法益,刑法的机能是保护法益。应以法益在客观上是否被侵害或威胁为标准,判断某种行为是否为犯罪,是否值得科处刑罚,并将此贯彻于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     

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的特殊性

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其社会危害性已逐步达到刑法调整的程度。但对于传统刑法理论来说,环境犯罪是个新面孔,依据传统刑法理论来解释环境犯罪会产生一些问题,因果关系就是其中之一。文章从环境犯罪与犯罪之间的种属关系入手,研究环境犯罪因果关系与传统犯罪因果关系之间的统一性和差异性,试图从两者共性与特性的交融之中揭示环境犯罪因果关系在传统犯罪因果关系理论基础上的特殊性。     

解释学与“理解马克思”的科学立场

"理解马克思"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提,它将理论研究带入了解释学视野,也将解释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问题推向理论前沿。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等同于解释学,忽视哲学和解释学的质的区别,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实践诠释学"会导致历史唯心主义。"理解马克思"必须反对绝对主义解释学,绝对主义解释学违背了理解的主体性、辩证法原则,在本质上是一种教条主义。"理解马克思"必须反对主观主义解释学,主观主义解释学违背了理解的客观性、可知性原则,在本质上是一种虚无主义。"理解马克思"必须坚持客观主义解释学,坚持理解是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保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元性基础和科学指导地位。     

论单位犯罪的主体结构

单位犯罪的特殊性在于犯罪主体是单位。单位作为我国刑法的法律用语，与法人不同，单位是经法律确认的独立的社会系统。单位的社会学本质在于单位是与自然人并列的社会主体，其哲学本质在于单位是人格化的社会系统。在内部结构上，单位犯罪中相关自然人的行为在主体、行为和罪过等犯罪构成要件上均具有二重性，这是界定单位犯罪和对单位犯罪实施双罚制的基础。     

食品安全犯罪风险刑法规制之反思

以风险社会为背景研究我国的食品安全犯罪，基本上成为我国刑法学界的一种通行做法。但是，由于我国的食品安全事故所体现的风险并非贝克所指称的风险社会中的“风险”，所以运用风险社会理论并不能解释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与此同时，对于我国食品安全犯罪频发的现状，风险刑法理论也不能提出有效的解决策略。因此，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的研究应从风险刑法回归到传统刑法的道路上。     

民国刑法的理性分析和实践检验

从刑法原则、犯罪概念、犯罪科刑等关键理论和实践问题 ,对中华民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改善和互补课题 ,进行学理和执行得失的比较分析 ,以期进一步健全我中华法系的刑事理论体系和法律体制。     

我国刑法中犯罪本质的法益侵害性阐释

犯罪的本质主要解决立法和定罪的正当性的问题。从世界范围来看,德日法益侵害说、英美系的危害原则和中俄的社会危害性理论是各自主流的犯罪本质学说。我国刑法规定犯罪的本质为社会危害性,社会危害性这一概念能够揭示行为的自然性质和社会性质。不过,当前据以判断社会危害性的实体内容和规范标准缺失,应当予以修正。将社会危害性理解为法益侵害性,具有理论的可行性和实践的可操作性。我国的社会危害性中的"危害性"与法益侵害性中的"侵害性"具有同一意思,而社会危害性之中的"社会"应当理解为法律所保护的生活利益,而不是抽象的社会关系。     

主论

宜加强对网络犯罪的刑法教义学研究随着网络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网络犯罪相伴而生并不断蔓延,成为网络社会的犯罪新类型,这就对刑法如何应对网络犯罪提出了重大课题。我国刑法提供增设罪名的方式,采取法益的刑法保护前置化,将某些具有预备性质的网络犯罪行为设置为正犯,同时将某些具有帮助性质的网络犯罪行为设置为正犯,从而为惩治网络犯罪提供了规范根据。     

论民众刑法情绪的倾向

民众对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刑事法治环境尤其是典型刑事司法案件等现实层面的感受往往通过刑法情绪释放出来。民众刑法情绪是衡量刑法认同和刑法信仰程度的重要心理暗示。受"杀人偿命"等传统刑法观、现代仇恨犯罪理念、刑罚效果不彰和刑事司法系统运作不力等因素影响,民众刑法情绪会流露出恶性倾向,但亦有培养民众良性刑法情绪的现实土壤。民众良性刑法情绪的养成则助益于刑事政策贯彻、刑事司法运行、刑法社会效力的彰显、理性刑罚观和犯罪论的培养和刑法情怀的塑造。     

论我国环境刑法的最新发展

20 0 1年刑法修正案以独立条款专门修改环境犯罪的形式 ,拉开了进一步完善我国环境刑事立法的序幕 ;2 0 0 2年刑法修正案中增加了两个环境犯罪新罪刑条款 ,并对原有两个环境犯罪条款内容进行了罪状修改及法定刑补充 ,使我国环境刑法有了突破性的重大发展。但我国环境刑法仍存在环境犯罪种类偏少、刑法介入角度到位不够、刑事法网薄弱等不足。从发展角度看 ,近几年我国环境刑法进一步修改和不断完善的走势已是未来历史发展的必然 ,刑法理论应为我国环境刑法的再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也论人格刑法——兼述“人身危险性”与“危险人格”之区别

人格刑法学将心理学、社会学中的人格概念引入法学领域,是在古典刑法学派和近代新兴刑法学派的争鸣中产生的折中学派。将人格概念引入刑法的主要依据是刑法理论中的人身危险性理论和犯罪学中的危险人格研究。通过对两者的比较,笔者倾向我国刑法做出以危险人格为基础的立法和司法选择,并指导其他相关刑事政策。     

单位犯罪刍议

单位犯罪的危害日益严重，刑事立法采取相应的步骤。理论界关于“法人说”和“单位说”的争论，加深了对单位犯罪的科学理解和认识。刑法对单位犯罪作了科学、准确的规定。单位犯罪不仅具备犯罪的共同特征，而且也具备犯罪构成的要件。     

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刑法保护问题

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的犯罪主体更广泛,犯罪目的更易得逞,危害后果更严重。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犯罪刑法理论在危害行为、犯罪目的、客体对象、危害后果等方面都面临新的挑战。目前在刑法保护的应对方面存在着法规法律之间的内在矛盾和越权等问题,建议通过修改立法模式、修正刑法规范、完善司法解释等方式予以解决。     

风险社会背景下网络犯罪的刑法应对

风险社会是网络犯罪治理面临的新背景,基于网络空间存在虚拟状态不稳定性和时空流动性的现代型风险,我国网络犯罪刑法治理面临国内立法滞后性和国际规则碎片化的挑战。建议我国在积极主义刑法观指导下通过法益的早期化和公共化、构成要件的革新化,扩大刑法保护圈,从而提高自身治理网络犯罪的能力,并主动参与网络犯罪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完善。     

论习惯国际刑法的适用

习惯国际刑法指的是那些旨在制裁、防范国际犯罪,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而且具有明显强行法性质的各类国际刑事习惯规范的总称。习惯国际刑法在国际刑法的实体和程序领域有广泛的适用;国家法院的司法判决有助于习惯国际刑法规则的形成,同时,国家刑法在适用习惯国际刑法裁判某一国际犯罪案件或者执行国际犯罪案件判决的时候,会与本国固有法律相冲突。     

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竞合探析——以危险驾驶罪为视角

我国三十多年刑事立法轨迹表明,作为刑事犯罪类型之一的行政犯在我国刑法中的比例不断增加,行政犯罪在数量上已经超过传统犯罪。随着风险刑法理论的兴起,行政犯罪立法将呈进一步增多之势,而与此相应的刑罚并未适应行政犯罪的特点作出相应的调整,行政违法和刑事犯罪之间责任结合的现象日益突出,行政犯罪承担的刑事责任及其附随性后果叠加,与其本身社会危害性程度不相匹配。因此,我国有必要对行政犯罪的刑罚作出相应调整,针对行政犯罪的特点,完善相应的惩罚制度,更好地贯彻刑法的核心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