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问中模糊语言的运用与“威胁”、“引诱”、“欺骗”的界限

模糊语言是侦查讯问中经常会运用到的一种语言策略,借助于语言的魅力和技巧,利用审讯人员发出信息和犯罪嫌疑人接收信息之间的不对称性,获取口供。模糊语言策略,在审讯人员审讯复杂案件或是遇到证据不足、找不到讯问突破口的尴尬时,无异于一剂良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尽管如此,模糊语言的运用并不是随意的,更不能毫无节制地任意为之。实践中往往与"威胁"、"引诱"、"欺骗"的界限不明确,使得这种策略方法很可能成为一种变相的"刑讯逼供"行为。     

论讯问语言艺术

侦查讯问是侦讯人员同犯罪嫌疑人之间用言语作为斗争手段的语言较量。讯问语言艺术在侦查讯问活动中作用重大,主要有:有利于技巧地选用讯问语言,挫败犯罪嫌疑人反审讯的伎俩;有利于正确施展讯问谋略,揭露证实犯罪;有利于查清犯罪嫌疑人的全部犯罪事实;生动形象地语言有利于促使犯罪嫌疑人拒供心理的良性转化。讯问言艺术受特殊的语境及讯问词的支配,其语言表达丰富多彩,主要包括含蓄语,熟语,隐语,方言土语等。     

讯问环境对侦查讯问的影响

在侦查讯问中,讯问环境虽然不能直接取得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但会影响到讯问的成败.讯问环境对于讯问产生的影响有:讯问环境、场景的设置对讯问的影响;讯问人员的行为和语言主观上创造出来的环境对讯问的影响;讯问环境对讯问人员的影响.     

试论讯问言语技巧

讯问是公安机关侦查活动中经常、普遍进行的一种重要的侦查行为。在侦察取证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之一，它对于及时地侦破案件、准确的起诉、指控和定罪量刑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讯问必须有效而合法的进行，同时要求讯问人员有着高超的讯问言语技巧。     

侦查阶段排除非法证据案件情况的分析

2012年刑事诉讼法实施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适用表明:侦查人员违法取证的情形大多表现为以非法方法获得言词证据尤其是口供,而违反搜查、见证、回避等法定程序、制度所获证据材料情形亦时有出现。非法取证现象的存在,除了侦查人员程序、证据意识不强等主观方面的原因外,一些制度设计的非清晰性如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讯问取证方法与讯问策略界限难以把握,亦是重要原因,这也是公检主要争点。顺应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需要完善各种保证取证合法性的制度,强化侦查人员证据意识,按照裁判的要求和标准收集、固定、审查、运用证据。     

我国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实施中的十大问题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已有一年,讯问录音录像在运行中存在十大问题,应当制定统一的讯问录音录像规则;彻底转变侦查人员的执法理念、提高侦查人员合法取证的能力。此外,必须保障办案人员的数量和必要的办案场所、设备。     

侦查讯问中犯罪嫌疑人身体语言研究

侦查讯问中,口头语言并不能完整真实地反映一个人的内心。通过对审讯对象身体语言的观察,有助于审讯人员准确把握犯罪嫌疑人内心的真实想法,从而有针对性地实施审讯策略,促使犯罪嫌疑人思想尽快转变,在审讯活动中掌握主动权。     

论讯问客体语言的听解

像讯问语言表达艺术一样 ,讯问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语言的听解也有着重要的作用。讯问时 ,讯问人员要认真听辨犯罪嫌疑人的供述 ,仔细识别其有声语言、类语言和无声语言     

公安机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及完善

自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公安机关在贯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过程中暴露较为集中的是三类问题:一是对法律上表述的某些非法取证方法不甚理解,讯问中不宜把握;二是在讯问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不宜发现的非法取证盲区;三是侦查机关在非法证据的"自查自排"中存在"漂白证据"现象。上述问题不仅直接影响证据的合法性、可靠性,而且成为滋生新型非法取证方式"避风港"。对此,课题组分别提出有针对性的立法完善建议、有效的防范措施,并建议立法机关修改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2款的规定。     

讯问中的语言艺术

语言是人们的交际工具,是人与人之间传达消息或表达思想的媒介。现代社会生活离不开语言。讯问被告人,是一种在讯问人和被讯问人之间进行的特殊的社会交际活动,不但离不开语言,而且使用着不同于其他社会活动的专门用语,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行话”。预审人员的讯问语言不仅要符合现代语言规范,还要符合讯问工作的要求,讲究讯问中的语言艺术。讯问语言区别干其他社会语言的特征,是它体现着讯问工作的性质。讯问工作是预审人员为了证实犯罪和查明犯罪人,对在刑事诉讼中处于被告地位的人,依法进行审问的一种侦     

论我国鼓励供述机制的建立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新增的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和律师介入提前到侦查阶段等条款,保障了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自愿性,同时也给讯问工作带来了挑战,如何促进如实供述成为了实践中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以此为背景,结合我国打击犯罪的现实需要和国情特点,分析了建立鼓励供述机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提出了具体构想,主要包括增加法定从宽情节、适当扩大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范围、构建中国化的控辩协商制度、借鉴作证豁免制度等。     

侦查过程中的虚假供述问题研究

审讯的过程是为了克服嫌疑人被认为有罪的预期的阻力,获得法律容许的供词。因此,审讯的目标就是制造和增加犯罪嫌疑人的焦虑和绝望,减少其否认和沉默,以获取口供。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侦查人员采取的战术,包括隔离犯罪嫌疑人,然后采用正面或负面的激励。该文通过理解犯罪嫌疑人在特定情形下如何做出决定,然后描述虚假供述中的存在问题和外在因素,什么情况下会把无辜的人处于危险之中。     

翦论被告人翻供情形下对口供的审查

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推翻原有口供的现象一直存在，且占有一定的比例，处理起来也较为棘手。翻供是典型的供述不一致现象，其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被告人自身的主观原因；二是各种客观因素的影响。对口供的审查．除审查合法性、客观性、关联性外，还必须审查其应有的补强证据，否则不能单独定案。对待翻供和原供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允许翻供，同时认真审查翻供和原供的真伪，对二者既不轻视．也不轻信。因此，通过对口供特点的分析和翻供原因的总结，能够正确解决翻供情形下的口供审查认证问题．     

犯罪嫌疑人供述动机的形成研究

所谓供述动机,即促使犯罪嫌疑人供述自己罪行的内心起因。供述动机不是凭空产生的,既要考虑供述人自身性格特点的影响因素,又要考虑到审讯中的态势技巧以及相关政策和法律的作用。在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之下,供述动机经历了从萌芽、动摇、初步形成、强化以及最后确定并实现的过程。通过不同阶段上犯罪嫌疑人激烈的心理斗争并逐步放弃对抗审讯,最终向审讯人做出叙述性的报告或者以"提问和回答"的形式做出供述。     

以博弈论视角探究侦查讯问中供述的自愿性

新《刑事诉讼法》已经颁布实施,其中规定的“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被许多学者认为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是出于追诉犯罪的需要,侦查机关不可能在讯问中放弃获取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努力,而犯罪嫌疑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不可能毫无阻抗的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在这样一对矛盾体中,如何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下获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就成为侦查机关在讯问中首要关心的问题。     

这种没有刑讯逼供的证明合法有效吗

审判实践中,有的被告人提出侦查人员在侦查讯问等庭前审判阶段有刑讯逼供行为。行使侦查权的部门往往出具自己开出的没有刑讯逼供的书面证明,法院也会予以采纳。笔者认为,侦查部门出具的这种没有刑讯逼供的书面证明不具有合法效力。应当从观念和具体措施上杜绝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切实保障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利。     

翻供原因分析及恶意翻供侦讯对策研究

长期以来,翻供问题一直困扰着司法机关的执法活动。特别是恶意翻供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司法秩序,降低了司法效率,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在侦讯工作中,如何采取合法有效的措施遏制恶意翻供现象的发生,既是一个常论常新的学术问题,也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实践问题。     

供述中嫌疑人自我服务偏见的诊断与引导

在新《刑事诉讼法》实施的新形势下,侦查审讯工作需要转变观念,将审讯模式转为对嫌疑人心理操控和强制为主的新模式。供述中嫌疑人自我服务偏见是嫌疑人在供述情境下必然产生的心理现象,对其进行正确的解读和引导是必要的。在社会心理学领域,关于自我服务偏见这一心理现象的研究发端早,形成的理论体系较为成熟完善。要研究供述中犯罪嫌疑人自我服务偏见的诊断与引导,需要先以社会心理学对自我服务偏见已有的研究为基础,将其纳入犯罪嫌疑人供述心理研究范围内,明确供述中犯罪嫌疑人自我服务偏见现象的特殊性及其作用形式,然后在具体审讯实例中对其进行准确诊断和正确引导,以达到顺利讯问,获得真实供述的目的。     

论我国确立沉默权之必要性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向侦查机关尽"如实陈述"的义务。这使得他们在诉讼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更谈不上对其公民权利的保护。同时,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或者变相刑讯逼供的现象仍普遍存在,严重阻碍了我国刑事司法逐步走向民主化、文明化的进程。而在立法上确立沉默权及其保障措施,既可以提高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地位,保障他们的公民权利,又可以促使办案人员改变观念和有效抑制刑讯逼供。     

论侦查讯问人员语言自我形象的提高

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询问证人的过程,是侦查讯问人员语言自我形象塑造的过程。侦查讯问人员语言形象、能力和语言风格,对侦查讯问或询问活动的成效具有最直接的决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