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分析视阈下职务犯罪证据的收集

职务犯罪嫌疑人在被采取强制措施后,由于心理失衡、侥幸和畏罪等心理存在,使得他们在侦查审讯中难以如实供述。侦查人员要想顺利收集到职务犯罪证据材料,应注重对职务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分析,创造适宜审讯的气氛,并采取多种措施,促使犯罪嫌疑人的"心理事实"向"心理证据"转换。同时,侦查人员还应注意职务犯罪嫌疑人超我人格的形成,增强其如实供述的心理动机。     

审讯情境的强制性特征及其对嫌疑人供述行为的影响

审讯情境具有强制性特征。在审问情境下,审讯环境的强制性表现在控制犯罪嫌疑人活动的自由和与外界联系,面临警察权威所产生的服从压力以及审讯环境的不确定性;审讯手段的强制性表现为在审讯中存在着肉刑和变相肉刑;审讯人员采取的最大化和最小化审问策略都会对嫌疑人构成强制。在审讯情境的强制性特征影响下,嫌疑人对供述的前因和后果可能会产生歪曲的认知,从而影响了嫌疑人的供述。     

审讯犯罪嫌疑人受挫的原因及对策

审讯犯罪嫌疑人是侦查工作的中心环节之一,成功的审讯是犯罪嫌疑人如实、彻底地供述所犯罪行的必备条件。但是在审讯工作中,犯罪嫌疑人拒供的现象普遍存在,有的犯罪嫌疑人拒供的决心相当大,侦查人员在审讯中会遇到不同程度的困难和挫折。因此,分析犯罪嫌疑人拒供的原因,进而研究相应的对策,对于指导审讯工作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一、审讯受挫的原因(一)个别审讯人员在审讯中非法使用刑讯逼供。刑讯逼供对犯罪嫌疑人会产生多方面的负面影响,一是嫌疑人知道刑讯逼供是违法的,知道侦查人员不敢打伤、打死人,从而继续对抗执法机关的审讯;二…     

命案犯罪嫌疑人心理及审讯研究

有关命案审讯的研究在侦查理论和实务中一直为人们所关注。笔者通过对44名命案犯罪嫌疑人的调查,对命案犯罪嫌疑人的心理以及审讯对策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命案犯罪嫌疑人由于受到文化程度、家庭背景、生活环境等方面的影响,认知水平低,思维方式简单,负向情感突出,犯罪动机多样,表现在犯罪行为上既有预谋性也有情境性。在审讯中紧张、害怕、恐惧、后悔心理突出,有一定的侥幸心理。审讯中要针对嫌疑人的特点灵活用证,讲究方法,并采取针对态度改变的合理化策略。     

临界供述心理分析与利用

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讯问时,其心理变化过程是拒供动机和临界供述动机博弈的过程。处于被讯问状态的犯罪嫌疑人基于主客观方面的心理需要会逐步产生临界供述心理。临界供述心理是讯问成功的重要突破口,讯问人员应该准确把握犯罪嫌疑人出现临界供述心理的时机,采取行之有效的策略方法进行讯问控制,使犯罪嫌疑人由临界供述心理转变为供述动机,如实供述案情。     

论讯问中的心理强迫

刑事诉讼法关于不强迫自证其罪及讯问方法的禁止性规定,实质是为了保障供述的任意性.犯罪嫌疑人在讯问中有任意供述的相对自由,也即意志的相对自由是必须保障的.心理强迫的方法,是通过对犯罪嫌疑人的认知加工方式及形成决策需要的信息进行干扰或影响,迫使犯罪嫌疑人仅能形成具有唯一性的且是侦查人员所期待的供述决策.欺骗、引诱等心理强迫的方法,在讯问中都或多或少地会影响到犯罪嫌疑人意志的选择性,会导致犯罪嫌疑人形成有关案件证据、法律处置等内容的一种确定性的认识,在这种确定性认识的影响下,犯罪嫌疑人在作出是否供述的认知决策时,难以作出依据自己的选择性判断的供述决策,导致供述意志具有非任意性.     

侦查过程中的虚假供述问题研究

审讯的过程是为了克服嫌疑人被认为有罪的预期的阻力,获得法律容许的供词。因此,审讯的目标就是制造和增加犯罪嫌疑人的焦虑和绝望,减少其否认和沉默,以获取口供。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侦查人员采取的战术,包括隔离犯罪嫌疑人,然后采用正面或负面的激励。该文通过理解犯罪嫌疑人在特定情形下如何做出决定,然后描述虚假供述中的存在问题和外在因素,什么情况下会把无辜的人处于危险之中。     

侦查讯问中引导的心理策略

引导的心理策略是指侦查人员根据心理学的一般原理,为达到特定的讯问目的,分析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结构,研究不同内容、形式、时机、情境所能显现的心理效应,使引导获得预期的效果,是讯问策略的组成部分。侦查讯问中引导的心理策略的运用不失为一种讯问的有效之策,它可以在犯罪嫌疑人供述自愿性的情况下作出自愿供述的选择,以避免讯问双方的对立和僵局,引导犯罪嫌疑人作出趋利避害的正确选择。侦查讯问中的引导是一个多元素的综合整体结构,也是一种多变量的艺术。引导的心理学技巧可分为情感法和理性说服法等。     

论被审讯人员的不供述意志是能够战胜的

纵观整个审讯活动,最尖锐的矛盾莫过于审讯人员要求被审讯人员供述和被审讯人员拒绝供述之间的矛盾。要战胜被审讯人员的不供述意志,关键是要破除被审讯人员“不供述可能逃脱司法追究”的侥幸心理;淡化被审讯人员的不安全感;转变被审讯人不畏惧犯罪后果的心理;破坏被审讯人员抗审讯能力的正常发挥。     

女性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特征及审讯对策研究

近年来,关于女性犯罪的研究已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资料显示,女性犯罪占比在不断增加,其隐蔽性也不断增强;在有女性参与的团伙犯罪中,女性的作用愈加突出,女性累犯的比率也逐年上升。然而,关于女性犯罪嫌疑人的审讯策略研究却相对匮乏,难以解决日益增长的女性犯罪率与低效的女性犯罪嫌疑人审讯工作之间的矛盾。研究女性犯罪的现状、女性犯罪的心理以及女性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女性犯罪的特征,更好地分析和评估女性在审讯过程中的心理特点和供述障碍,从而调整和改进针对女性犯罪嫌疑人的审讯对策。     

论侦查讯问程序的法治化--一个权利的视角

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供述是证据种类之一。在侦查实践中,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是获取线索,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重要途径。正是基于供述之于刑事诉讼程序和侦查实践的重要性,导致了侦查机关为获得犯罪嫌疑人供述而对其进行强制讯问的危险。基于国家社会治理的现实需要,侦查讯问权的存在有其目的正当性,基于程序的正义要求,侦查讯问制度的构建应当符合法治的精神。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讯问中应当享有沉默权、知情权、律师帮助权。侦查讯问应当保持在必要的限度内,确保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是在一种理智、理性、自觉、自由的状态下作出。     

以博弈论视角探究侦查讯问中供述的自愿性

新《刑事诉讼法》已经颁布实施,其中规定的“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被许多学者认为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是出于追诉犯罪的需要,侦查机关不可能在讯问中放弃获取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努力,而犯罪嫌疑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不可能毫无阻抗的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在这样一对矛盾体中,如何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下获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就成为侦查机关在讯问中首要关心的问题。     

翻供对策研究

翻供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完全或部分推翻原来在讯问中所作的供述。作者认为导致翻供的产生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口供的价值使然,二是讯与供的矛盾使然。而要避免翻供,应坚持在人权保护维度下获取口供,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在人权保护维度下获取口供应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则,另一方面是在人权保护维度下获取口供的若干程序性保障。相信随着侵犯犯罪嫌疑人人权现象逐渐减少,翻供问题也将迎仞而解。     

犯罪嫌疑人供述动机的形成研究

所谓供述动机,即促使犯罪嫌疑人供述自己罪行的内心起因。供述动机不是凭空产生的,既要考虑供述人自身性格特点的影响因素,又要考虑到审讯中的态势技巧以及相关政策和法律的作用。在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之下,供述动机经历了从萌芽、动摇、初步形成、强化以及最后确定并实现的过程。通过不同阶段上犯罪嫌疑人激烈的心理斗争并逐步放弃对抗审讯,最终向审讯人做出叙述性的报告或者以"提问和回答"的形式做出供述。     

论新形势下受贿犯罪案件的侦破

随着立法的完善和受贿犯罪规律的变化,以往那种强攻硬取口供的侦查模式已不适应新形势下侦破受贿案件的需要。检察机关应当将侦查受贿案件的工作重心前移,在传唤犯罪嫌疑人前全面细致地收集证据,同时运用各种审讯技巧突破犯罪嫌疑人口供,并固定各个环节的证据,如此才能顺利侦破受贿案件并确保案件质量。     

运用讯问语言的法律界限探析

在侦查讯问中,讯问语言既是沟通讯问人员与犯罪嫌疑人的信息载体,也是体现和实施讯问谋略和方法的有效工具。但在讯问中必须严格把握合法的语言暗示、启发和非法讯问中引供的界限;把握讯问人员策略地承诺与非法诱供的界限;把握合法的证据口头宣示方式和指名指事问供的非法讯问的界限,以保障讯问活动合法、顺利地进行。     

关于"沉默权"问题的理性思考

许多案例表明,如果赋予犯罪嫌疑人以沉默权,将给侦查破案造成不利的影响,最早确立沉默权的英国从多年的司法实践中发现沉默权规定不利于查明案情,于1994年对沉默权制度作了重大修改.美国对实施了30多年的"米兰达规则"也提出了疑问,并通过判例规定了"米兰达规则"的若干例外.我国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精髓在于鼓励有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坦白认罪,允许其进行无罪或罪轻的辩解,但不承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沉默权.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其实际意义就是限制警察的讯问权.我们不主张沉默权,并不意味着警察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可以不受任何限制.虽然在某些案件中,口供是必不可少的重要证据,但我们必须坚持严禁刑讯逼供或以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式逼取口供.刑事诉讼证据较之民事诉讼中的证据要复杂得多,如果再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则无异为侦查工作设置障碍,将造成案件久侦难破.     

论我国鼓励供述机制的建立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新增的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和律师介入提前到侦查阶段等条款,保障了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自愿性,同时也给讯问工作带来了挑战,如何促进如实供述成为了实践中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以此为背景,结合我国打击犯罪的现实需要和国情特点,分析了建立鼓励供述机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提出了具体构想,主要包括增加法定从宽情节、适当扩大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范围、构建中国化的控辩协商制度、借鉴作证豁免制度等。     

关于“沉默权”问题的理性思考

我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精髓在于鼓励有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坦白认罪，允许其进行无罪或罪轻的辩解，但不承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沉默权。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其实际意义就是限制警察的讯问权。我们不主张沉默权，并不意味着警察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可以不受任何限制。虽然在某些案件中，口供是必不可少的重要证据，但我们必须严禁刑讯逼供或以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式逼取口供。刑事诉讼证据较之民事诉讼中的证据要复杂得多，如果再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则无异于为侦查工作设置障碍，将造成案件久侦难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