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关于中产阶级与政治稳定关系的思考——以《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为例

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亨廷顿以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的协调程度为参照系,论述了中产阶级对政治稳定的影响,强调处于成长阶段的中产阶级政治上倾向激进,是政治不安定的重要因素,而已经壮大和成熟的中产阶级政治上趋向保守,是维护政治稳定的力量。他还分析了中产阶级中的青年学生和部队军官对政治稳定的影响。亨廷顿关于中产阶级与政治稳定关系的思考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实践并被实践所检验,具有科学性和生命力,对于我们今天引导和规范中间阶层健康成长、建设和谐的橄榄型社会具有重要理论指导意义。     

军事法的政治哲学论析与反思:基于政治自由主义的考量

任何转型社会中,权力和法律必须首先回答其自身的正当性,因而法律需要一种政治哲学转向,军事法亦不能幸免。在政治哲学的论争中,政治自由主义揭露了军事法哲学中的矛盾,并直指军事法的合法性危机。关于军人权利义务的不时等、军事与法治的冲突、军事指挥的严格一元,向来存在模糊的论断。这就需要跣出纯粹的法律框架,在更基本的层次上寻求军事法的理论自洽,为军事法改革提供审慎反思。     

论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核心价值——以亨廷顿政治秩序理论作为研究视角

新世纪新阶段,进一步坚持和完善我国多党合作制度面临着新的挑战.亨廷顿的政治秩序理论主要是从现代化实现过程中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之间的关系出发来研究政治秩序问题的,它把对政治稳定的追求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以亨廷顿的政治秩序理论为视角,从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与政治稳定的关系入手,可以探讨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核心价值,展示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特色与优势,进一步彰显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现实意义.     

政治合法性问题的源流及其终结

政治合法性问题是人类进入政治社会以来的重要问题，其最初的含义是指合乎法治的，后来演化为政治秩序的得到成员认可。继卢梭和韦伯之后，帕森斯、伊斯顿、布劳、哈贝马斯等人从不同向度不断地解读合法性问题，都没能根本性地解决这一问题。马克思以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终结了合法性问题。     

除魅的民主与民主的除魅

一、亨廷顿之两面近年来,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P·亨廷顿的著作,尤其是《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引起了国内知识界的热切关注。亨廷顿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代化问题而著称,他鉴于观察到现代化进程导致政治衰败、社会动乱的大量实例,而特别把问题限定为:探索在什么样的条件下,那些经历急剧变化的社会,也有可能实现政治稳定的目标。简言之,亨廷顿主要关心政治稳定问题,而不是“民主,还是专制”的问题,或其它问题。政治稳定是他的理论的“价值取向”,而其它的关联只不过是“操作手段”。     

做“美国梦”只能用英语——评亨廷顿新书《我们是谁：对美国民族认同的挑战》

塞缪尔·亨廷顿是当代美国的一位很 有名的政治学教授,他的学术专长是第三 世界研究,目前是哈佛大学国际与区域研 究学会(Harvard Academy for Interna- tional and Area Studies)主席。1968年 他出版了《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 主要研究了政治现代化和政治稳定之间 的关系。该书的出版奠定了亨廷顿在美国 学术界的地位,成为该领域研究人士的必     

古典政治哲学视野下的《爱弥儿》——与《理想国》对勘

卢梭的《爱弥儿》虽然长期被视为教育论著,但是无论从卢梭本人的观点还是从其本身的意义来看,它都应当同时被视为一部严肃的政治哲学著作。卢梭以自然人性在社会中的培育和保持作为公民人格教育的关键,并以其整全性作为良善政治的合法性基础,这种建构路径不仅使《爱弥儿》与卢梭其他主要著作之间形成紧密的内在联系,而且更重要的是使之与《理想国》所描述的古典公共教育形成对照呼应。这种对比意味着应将《爱弥儿》置于更为广阔的古典政治哲学的视野下进行解读,借此发现卢梭思想中的潜在问题及其深层原因。     

政治权威与合法性基础的理论阐释

秩序是人类政治生活的首要目标,良好的秩序是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基本前提,一定的秩序需要政治权力来建构和维持,但政治权力解决的是政治秩序何以可能的问题,政治秩序要持久存在,还必须具备相应的合法性基础,即建立政治权威。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基础主要存在于三个层面:意识形态的训导性、政治过程的守法性和政治产品的有效性。     

在利他与利我之间——亚当·斯密政治哲学新探

亚当·斯密在他的两部煌煌巨著中分别奠定了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始基和制定了利他与利我的伦理原则,这只是对他的一般性解读。斯密思想真实意蕴在于他从经济学、伦理学与政治哲学的整体视阀中阐明一种基于人性论预设下个人自由的谋求。《道德情操论》不仅仅是一部伦理学著作,更是一部政治哲学著作。在政治哲学视域,斯密对我们今天的社会现实具有多重借鉴意义和价值。     

政治哲学视角的国家与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现实适用

探究国家这一现代政治行为主体的政治哲学底蕴有助于正确理解其中政治正当性与合法性因素。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统合了政治正当性与合法性。社会主义国家现实政治生活中,必须完整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深层含义,积极促进专政与民主的协调。在这一过程中,执政党应该树立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     

构建“薄版本”的政治哲学——与孙向晨教授商榷

孙向晨教授在《论家：个体与亲亲》一书中提出现代中国乃至理想社会需要保有个体与亲亲这双重本体,此种对亲亲在中国文化中本体论地位的论断有以偏概全之嫌。哪怕是在儒家哲学内部,也有对家的不同理解,哲学家应该做的是从规范角度构建家哲学。在这一点上,张祥龙和张再林教授试图给出更加充分的家的形上学。但这种努力无法在现代社会多元的事实面前拥有普遍意义,我们可以尝试构建一种“薄版本”的政治哲学。在这个视角下,孙向晨对个体观念的独特性及其西方来源的论述有太强的形上学意味,而一种对现代性的解读可以帮助我们认清个体观念的普遍根源,并探求个体真正的正面意义。     

亨廷顿政治秩序理论及对我国农村政治稳定的启示

亨廷顿政治秩序理论是从政治共同体、政体演变以及阶层分析三个逻辑层次展开的,他特别关注农民和农村对政治稳定的作用,农民既是政治的稳定器,又是革命的助推器.农民的“绿色起义”、土地改革会对政治稳定起积极的作用,但城乡差距扩大、阶层流动障碍和土地占有不公又会导致政治不稳定.对照当今我国农村现状,也出现了相应的不稳定问题,亨廷顿的理论为我们维护农村政治稳定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何谓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方法？——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的诠释

学界对马克思政治哲学方法的解读存在着诸多分歧。事实上,马克思把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运用到政治实践领域中,创新并发展出了政治哲学的具体方法——从政治形式这个外表出发深入社会生活的批判方法。他主要是从历史分析的角度把握政治历史事件背后的经济关系的深层结构,以此来揭示历史本质层面的经济基础与历史现象层面的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因此,马克思政治哲学方法是对西方传统政治哲学方法的创新与发展,推动了唯物史观在政治领域的深化与扩展。     

攻府职能转变的制度保障

要完成政府职能转变和变革，必须建立法律规范体系和秩序政治规则，确立真正的法律权威和政府规制的正当性，达成普遍的政治共识，确保对基本政治价值的一致性认知、对社会政治变革基本取向的一致性认知和对基本的公共政策选择的一致性认知。     

政治合法性理论评析

在政治哲学史上,卢梭最早明确提出合法性概念,认为唯有"公意"才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马克斯.韦伯把合法性基础分为对传统的遵从、对卡里斯马的信服和对理性的追随三种。帕森斯基于社会系统理论阐释合法性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注重意识形态对于政治合法性的意义。伊斯顿认为意识形态、结构和个人品质相互作用,共同奠定合法性基础,他区分了"特定支持"和"散布性支持"。哈贝马斯强调建立在价值规范基础上的支持和忠诚,力图实现经验与规范的辩证统一。合法性与有效性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合法性危机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普遍问题,它表现为"实在的合法性危机"和"潜在的合法性危机"两个层面。     

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改革困境及其策略——亨廷顿政治改革思想及其启示

政治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为之奋斗的重要目标。政治改革是政治发展的动力,是实现持续性政治稳定的手段。学者们多维度地研究了亨廷顿的政治发展和政治稳定思想,但对其政治改革思想却关注甚少。亨廷顿全面考察了世界各国半个多世纪以来政治发展的基本状况,总结了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经验教训,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其政治改革的观点。 亨廷顿认为,政治改革必须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进行, 以政治秩序作为改革前提,通过强化政治权威和政党组织建设,确保政治改革的有序推进,加强政治的制度化建设,提高制度吸纳力, 有效融汇日益扩大的政治参与, 策略性地获取和扩大改革的支持力量,平衡政治关系,持续推进政治现代化进程。亨廷顿的政治改革思想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政治改革观, 其政治改革理论对当前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亢仓子》典籍考证及其政治伦理思想探析

天宝年间唐玄宗将《亢仓子》一书赐名为《洞灵真经》,位列于四经之一,由此可见《亢仓子》在当时所占的重要位置,虽然关于其书已经被证实为伪书,但是仍不失为研究唐代社会与道教思想的重要材料。《亢仓子》其书可以通过两个方面对其道教思想进行研究,首先从文献考证的角度,对各家说法进行汇总,采用其书成于唐朝的说法;其次重点分析《亢仓子》中所蕴含的"诚信治国、以人为本"的政治观和"忠孝仁义"的伦理观,反映了唐朝社会高度发达的政治与伦理思想,不仅对于全面地认识唐朝社会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对当前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也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评“新权威主义”

早在本世纪的50—60年代,美国有个社会科学研究会比较政治委员会,在研究不发达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时,召开了专题讨论会,并出版了一系列的专著。在这些专著中,有哈佛大学政治学主任塞缪尔·亨廷顿教授写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968年出版)等著作,对不发达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多数资     

从政治合法性视角谈"三个代表"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民众出于自愿主动接受当政者的执政与领导。本文试图从物质性根基、精神性指引和群众性基础三个维度来分析“三个代表”所包含的政治合法性内涵     

柯亨对马克思社会历史学说解读的“政治哲学转向”

柯亨学术生涯中的"政治哲学转向",实际上是他将政治哲学建构为一种解读马克思社会历史学说新视角的努力。柯亨意识到马克思社会历史学说遭遇到的社会现实和政治哲学理论两方面的挑战,是促成其"转向"的主要原因;柯亨对马克思社会历史学说的独特认识和政治哲学视角的现实运用,是其能将惯常被理解为不相容的两个研究领域加以结合的依据;柯亨对挑战的积极应对,对马克思社会历史学说的政治哲学解读,值得我们借鉴,也需要我们进一步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