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公信力建构浅析

近年,由于社会转型期利益调节的缺失或缺位,群体性事件呈现多发趋势.一些地方在处置群体性事件过程中行为失当,给政府的公信力带来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政府公信力反映着政府的政治合法性,是政府实现公共管理职能的重要保障,也是公众衡量政府执政能力和政府形象的重要尺度.加强政府公信力建设、有效缓解社会矛盾已成为必须正视也必须尽快加以解决的问题.     

从群体性事件看政府公信力的构建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日益增多,已成为影响和谐社会建设的一大隐患.然而,频频出现的群体性事件凸显出的是政府公信力的不足,政府在公正、诚信、服务、法治、民主等各个层面都已暴露出公信力存在的问题.因而,如何有效防范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以增进政府公信力已成为各级政府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群体性事件的原因与防范:政治认同的视角

现阶段群体性事件的重要特征是主体为弱势群体,主要发生在县域范围内,主要针对的对象为地方政府,尤其是县政府和乡镇政府。本文从政治认同入手,认为在社会转型时期,县域的公众政治认同正在一步一步的弱化,导致群体性事件极易发生。具体而言,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首先是政治认同的基础——利益认同的流失;其次是政治认同的关键——制度认同的流失;最后是政治认同的核心——价值认同的流失。因此要有效地防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必需从政治认同的三个要素即利益认同、制度认同、价值认同来逐步强化人们的政治认同感。     

社会转型期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展趋势及原因分析

转型期农村群体性事件是目前我国各级政府着力解决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近年来我国农村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呈现出由乡村向城区延伸,参与主体更加广泛、规模更大,主要目的是为了经济利益以及对抗性逐渐增强的发展趋势.农村群体性事件是我国社会转型期的难免之痛,转型期引发的利益失衡是其根本原因,基层政府控制职能的弱化是其直接原因,应对处理机制的不健全是其重要原因,而农民民主意识增强但法制意识淡薄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文化心理基础,因此,农村近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仍然属于转型期人民内部矛盾.     

政府公信力的基本内涵与提升路径

当前，温州动车事故、红十字会郭美美事件、广州新塘群体性事件等一系列危机事件和群体性事件，味干拉面伪造浓缩汤精、化学酱油等一系列食品安全监管以及住房保障、教育医疗等一系列民生改善问题，不断考验着政府的公信力。近年来，政府公信力备受关注。     

群体性事件与地方政府的信息治理分析

信息资源与群体行动存在密切的关系,也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重要条件.对于群体性事件中的各种信息资源,地方政府常常试图进行压制,并缺乏足够的反应能力,由此,常常导致地方政府难以有效治理群体性事件.对此,地方政府应该寻求治理思维的变革,建立一套完善的信息治理模式.     

论政府信任视角下的网络群体性事件治理

网络群体性事件是指在一定社会背景下形成的网民群体,基于某种利益需求和权利主张,利用网络大规模发布和传播某一方面信息,以向有关方面传递诉求的网络民意表达形态和社会传播现象。近年来,网络群体性事件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网民对政府的不信任,网民更愿意通过网络集结起来,共同表达利益诉求。因此,政府要有效治理网络群体性事件,就必须重视加强政府公信力建设,在强大的政府公信力支撑下做好对网络舆论的有效管理和引导。     

论环境群体性事件的主要诱因及其化解

环境群体性事件在我国愈演愈烈,透视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及其形成的主要诱因,建议地方政府要走科学发展的道路,以科学发展观来做好环保防治工作,才能从根源上消除环境群体性事件的产生。     

社会转型期涉警群体性事件的深层次原因分析

涉警群体性事件发生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社会阶层的分化、各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加剧是引发涉警群体性事件的社会性根源;社会利益分配失衡导致的利益之争是引发涉警群体性事件的经济性根源;基层组织管理控制的弱化是使警民关系复杂化、引发涉警群体性事件的体制性根源;刑事犯罪高发、社会治安形势复杂、公安机关职能作用发挥不力是引发涉警群体性事件的直接性根源。     

网络时代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正近年来在网络背景下频频发生的网络热点事件引起了广大民众的密切关注,并对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等工作提出了质疑,这对地方政府的公信力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因为守旧的行政传统思维、地方政府腐败现象、公民自身参与意识的增强、地方政府的回应性不及时、不足等原因,导致地方政府公信力在民众心中有所下降。因此,提升地方政府的公信力无疑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且不容怠慢的工作。这就要求我们"由内而外、由上至下"进行穿透式改变,从根本上构建服务型政府,同时搭建与     

构建群体性事件源头阻断机制

阻断群体性事件源头具有削减直接危害、节省社会成本、增进政府信任、促进制度创新等功能。当前的群体性事件有社会流动存壁垒、非政府组织尚薄弱、政府信任有欠缺、信息沟通不顺畅等源头性成因,需要采取疏通社会垂直流动渠道、加强非政府组织的建设以及加强政府公信力的建设等有效措施积极化解这些矛盾因素。     

当前地方政府信用问题初探

所谓地方政府信用，是指社会公众对地方各级政府行政行为及其能力的信任度，或者说是地方各级政府在社会经济管理活动中履行契约而获得的信任。作为社会信用体系的重点和核心，它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可靠保证，在防范和规避市场风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解读我国地方政府信用现状，反思失信原因，努力构建完善的地方政府信用体系，从而提升政府行为的公信力，是我国当前地方政府改革与发展的必然趋势。     

群体性事件网络舆论特征分析——以江苏地区为例

网络舆论对群体性事件的发展有重要影响。群体性事件的网络舆论主要有传播速度快、范围广、影响大以及呈现非理性化、情绪化倾向等特征,伴随着谣言扩散的同时还具有动态性、表层性的特征。在群体性事件发生前,网络舆论使群体性事件的发展具有自发性和快速性;在群体性事件发生过程中,微博舆论领袖的作用大、谣言的扩散推动群体性事件的恶性发展;在群体性事件发生后,政府利用网络发布官方信息,安抚民心。     

委员建言献策荟萃

今年以来，接二连三发生的社会群体事件，已经触痛了社会的神经，更不必说种种因地方政府不作为而导致的环境污染、民众中事件层出不穷而引发的群体性上访。如何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是对党的执政能力的考验，期待出台更为有效的处置机制，不仅包括预警机制，沟通对话机制，也包括管理和善后机制，使群体性事件能妥善解决。——卢炬甫     

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治理机制创新探究——基于群体性事件的思考

近年来,我国的群体性事件一直呈频发和上升态势,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尽管群体性事件成因复杂,形式各异,但其最终的指向均为各级地方政府。这凸显了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治理机制的滞后与缺失。因此,地方政府应革新治理理念,转换治理范式,创新治理机制,提升治理能力。当前,建立健全政府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利益协调与对话机制、政府预警与应急机制、地方领导责任机制以及科学的公共决策机制等,是我国破解群体性事件频发困局,确保社会和谐稳定的当务之急。     

群体性事件与基层党组织的治理方略

近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呈现出发生频率规模扩大、参与人员多元化、激烈程度加剧、组织程度提升、诱因交织五个特点。其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因素很多。基层党组织要认识到自身存在的不足与偏差,准确地定好位,还要注意运用亲民形象的公信力建设、履责为民做好群众宣教、分清类别讲究策略、运用新媒体占领舆论高地等方略,以应对与治理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预防式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新特点及其思考——以湖南平江火电厂项目群体性事件为例

我国当前预防式环境群体性事件具有民众事前预防意识增强、表现方式更加温和理性、对抗更具持久性等特点,而且矛盾目标尖锐,直接指向地方政府领导。同时,其中的各种利益诉求展现出事件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网络对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通过分析湖南平江火电厂项目群体性事件,有助于提出几点思考。     

应对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提高基层政权执政能力

近年来,我国农村地区的群体性突发事件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其中,针对基层政府的群体性事件显著增加。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群体性事件已由过去主要发生在农民与农民之间的群体性事件(械斗),过渡为主要针对基层政府和组织的群体性事件。后者已成为影响区域社会政治稳定,制约区域社会改革和发展进程的主要因素。在这种背景下,如何正确认识,预防和处置农村基层的     

对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几点思考

思考之一 :近年来我省群体性事件呈现新的特点 ,一是总量越来越多 ;二是规模越来越大 ;三是组织越来越严密 ;四是行为越来越激烈 ;五是情况越来越复杂 ,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思考之二 :必须找准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 ,才能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 ,做到妥善处置。主要原因有 :改革力度加大、利益格局的调整 ,一些群众的切身利益受到影响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客观因素 ;群众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主要根源 ;官僚主义作风严重是导致群体性事件发生的主要因素 ;不法之徒乘机破坏是导致群体性事件发生、升级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些群众法制观念淡薄 ,提出不合理要求 ,也是导致群体性事件增多的一个重要方面。思考之三 :公安机关在处置群体性事件时应始终坚持以下基本原则 :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 ,会同有关主管部门处置 ;防止矛盾激化 ;慎用警力和强制措施 ;慎用武器警械 ;依法果断处置。思考之四 :预防和减少群体性事件必须实行综合治理     

“能力—风险”视阈下民族群体性事件治理

作为社会治理创新主体的政府既是国家实现善治的有力推手,也是包括民族群体性事件在内的各类群体事件的重要根源。从政府根源来看,民族群体性事件可分为诱发型民族群体性事件和原发型民族群体性事件两大类。相应地,其预防和治理路径也有两种选择:一是官员能力治理,即通过提升政府官员的"认知—优先处置—动员"能力,以减少诱发型民族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频率;二是社会风险治理,即通过对社会转型过程中"政策—结构—制度—价值"风险追问,推动相应环节的调整、优化、变革与重塑,来降低原发型民族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频率。未来,只有从以往相对偏重于政府官员能力治理向两种治理并重的转变,才有望从根本上实现民族群体性事件的有效防范和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