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群体性事件看政府公信力的构建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日益增多,已成为影响和谐社会建设的一大隐患.然而,频频出现的群体性事件凸显出的是政府公信力的不足,政府在公正、诚信、服务、法治、民主等各个层面都已暴露出公信力存在的问题.因而,如何有效防范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以增进政府公信力已成为各级政府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多发的一个主要诱因

群体性事件发生的背后有复杂而深刻的原因。近年来,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是当前群体性事件多发的一个主要诱因。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现象主要表现为行为信用弱化、政策信用弱化、绩效信用弱化。提高地方政府公信力是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减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重要举措。     

论政府信任视角下的网络群体性事件治理

网络群体性事件是指在一定社会背景下形成的网民群体,基于某种利益需求和权利主张,利用网络大规模发布和传播某一方面信息,以向有关方面传递诉求的网络民意表达形态和社会传播现象。近年来,网络群体性事件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网民对政府的不信任,网民更愿意通过网络集结起来,共同表达利益诉求。因此,政府要有效治理网络群体性事件,就必须重视加强政府公信力建设,在强大的政府公信力支撑下做好对网络舆论的有效管理和引导。     

政府公信力的基本内涵与提升路径

当前，温州动车事故、红十字会郭美美事件、广州新塘群体性事件等一系列危机事件和群体性事件，味干拉面伪造浓缩汤精、化学酱油等一系列食品安全监管以及住房保障、教育医疗等一系列民生改善问题，不断考验着政府的公信力。近年来，政府公信力备受关注。     

构建群体性事件源头阻断机制

阻断群体性事件源头具有削减直接危害、节省社会成本、增进政府信任、促进制度创新等功能。当前的群体性事件有社会流动存壁垒、非政府组织尚薄弱、政府信任有欠缺、信息沟通不顺畅等源头性成因,需要采取疏通社会垂直流动渠道、加强非政府组织的建设以及加强政府公信力的建设等有效措施积极化解这些矛盾因素。     

基层政府公务员媒介素养提升策略探讨

目前,社会上地方群体性事件频发,各级政府与媒体的互动也成为舆论热点,其中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公务员的媒介素养问题日益受到公众的关注.文章通过问卷调查和案例分析两种方法相结合,从媒介认知、媒介接触和媒介使用、利用水平等角度来分析基层政府公务人员媒介素养,为基层政府提高媒体应对水平和能力,维护政府公信力提供新的思路.     

变迁、结构、话语:我国群体性事件的三维透视及治理之道

社会变迁、社会结构、话语体系是影响群体性事件发生、发展和性质的重要因素.我国社会变迁带来的利益失衡、政府——大众直接面对面的单一社会结构、大型话语体系的缺乏,决定了我国的群体性事件的多发性、分散性和规模小的特点.当前我国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从长远看是低效的,实现社会变迁制度化、发展社会中层组织、塑造社会核心价值观是应对我国群体性事件的长远之道.     

“能力—风险”视阈下民族群体性事件治理

作为社会治理创新主体的政府既是国家实现善治的有力推手,也是包括民族群体性事件在内的各类群体事件的重要根源。从政府根源来看,民族群体性事件可分为诱发型民族群体性事件和原发型民族群体性事件两大类。相应地,其预防和治理路径也有两种选择:一是官员能力治理,即通过提升政府官员的"认知—优先处置—动员"能力,以减少诱发型民族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频率;二是社会风险治理,即通过对社会转型过程中"政策—结构—制度—价值"风险追问,推动相应环节的调整、优化、变革与重塑,来降低原发型民族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频率。未来,只有从以往相对偏重于政府官员能力治理向两种治理并重的转变,才有望从根本上实现民族群体性事件的有效防范和治理。     

应对群体性事件的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

群体性事件作为由某些社会矛盾引发而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负面影响的群体活动,由于涉及到民主政治与社会公平,影响到整个国家的改革进程、和谐状况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因此成为一个考验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和执政能力的重要问题。我国政府在群体性事件中存在着公共服务中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公共服务的主体倒置,甚至官民对立、公共权力的作为与不作为失责等问题,为了构建真正的公共服务型政府,需要提高政府回应力,建立政府的公信力和合法性;加强问责制度建设,建立有责任的政府;重视应急能力建设,做有能力的政府。     

群体性事件对党的执政安全的威胁及防治

我国社会正处在转型发展和深刻变革之中,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我们党执政安全的新威胁.群体性事件多发频发,将损坏党的执政环境,削弱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损害党的执政基础,挑战党的执政能力,加大党的执政风险.维护党的执政安全必须积极防范和治理群体性事件,要坚持发展为第一要务,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要全面深化改革,破除引发利益矛盾的体制机制障碍;要强化党的社会整合功能,形成社会共享价值观;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化解矛盾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群体性事件与地方政府的信息治理分析

信息资源与群体行动存在密切的关系,也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重要条件.对于群体性事件中的各种信息资源,地方政府常常试图进行压制,并缺乏足够的反应能力,由此,常常导致地方政府难以有效治理群体性事件.对此,地方政府应该寻求治理思维的变革,建立一套完善的信息治理模式.     

社会转型期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展趋势及原因分析

转型期农村群体性事件是目前我国各级政府着力解决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近年来我国农村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呈现出由乡村向城区延伸,参与主体更加广泛、规模更大,主要目的是为了经济利益以及对抗性逐渐增强的发展趋势.农村群体性事件是我国社会转型期的难免之痛,转型期引发的利益失衡是其根本原因,基层政府控制职能的弱化是其直接原因,应对处理机制的不健全是其重要原因,而农民民主意识增强但法制意识淡薄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文化心理基础,因此,农村近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仍然属于转型期人民内部矛盾.     

公民社会公共交易功能化解群体性事件的机理研究

公民社会作为公民的自组织体系,在政治层面的公共交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能够促进公共交易平等、充分、合理地进行,这就是公民社会的公共交易功能.公民社会公共交易功能的有效发挥能够化解群体性事件,这是因为公民社会交易功能能够降低群体性事件数量、降低群体性事件对抗性、促进公权力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促进公民形成和谐的行为习惯以及通过调试价值分配巩固社会和谐的基础等原因.政府应引导公民社会有序发挥其公共交易功能,促进群体性事件的解决和社会和谐.     

从“新快报事件”看我国网络媒体话语权规范

新快报事件是继我国政府加大网络管控后的一次社会网络群体性事件，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强互联网管理，反思此事，它折射了媒体网络话语权运用中存在的社会责任问题、资本侵蚀问题以及法治问题；笔者认为，应从法律层面、主流意识形态层面、政府网络公信力层面三个维度加以规范。     

基层政府公务员媒介素养提升策略探讨

目前,社会上地方群体性事件频发,各级政府与媒体的互动也成为舆论热点,其中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公务员的媒介素养问题日益受到公众的关注。文章通过问卷调查和案例分析两种方法相结合,从媒介认知、媒介接触和媒介使用、利用水平等角度来分析基层政府公务人员媒介素养,为基层政府提高媒体应对水平和能力,维护政府公信力提供新的思路。     

以人为本处置群体性事件

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如果处置不当,就会像堰塞湖一样爆发,引发社会动荡。群体性事件不仅对当前的维稳工作提出了新挑战,同时也考验着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和公信力。解决群体性事件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进一步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组织作风建设。     

以人为本处置群体性事件

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如果处置不当,就会像"堰塞湖"一样爆发,引发社会动荡。群体性事件不仅对当前的维稳工作提出了新挑战,同时也考验着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和公信力。解决群体性事件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进一步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组织作风建设。     

社会学视阈下的群体性事件分析

群体性事件既是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与处在既定社会规范制约下的群体行为相对而言的集群越轨行为.突发群体性事件数量迅速增长,已成为影响当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本文从社会学角度对群体性事件的内涵和功能、群体性事件产生的社会原因进行剖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对策性建议.     

公安机关在群体性事件处置中的任务与角色定位

社会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的多发与频发对构建和谐社会将产生不利影响,也是国家和社会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公安机关担负着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打击犯罪的重要使命,必然在群体性事件的处置中发挥重要作用,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对于公安机关在处置群体性事件中角色如何定位却存在诸多认识误区,导致公安机关在处置群体性事件中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本文从分析公安机关在处置群体性事件中的任务入手,对公安机关在群体性事件处置中的角色进行清晰的界定,以期为公安机关在群体性事件的处置中充分发挥职能提供依据。     

公安机关在处置群体性事件中的使命与角色——对台州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调查与思考

群体性事件是治安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处置群体性事件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公安机 关必须正确认识使命,认真找准角色,当好党委政府的参谋助手,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