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检察逮捕职能价值

检察逮捕是指人民检察院为了保障刑事诉讼和社会法益不再遭受次生侵害而短期内剥夺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刑事强制措施,具有司法程序保障和实体权利处分的双重属性,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是其职能价值。     

犯罪“着手”及其特殊类型研究

关于犯罪"着手"的认定向来就是国内外刑法理论颇具争议的问题之一。对犯罪"着手"的认定采用不同的学说,最为直接的影响便是对犯罪预备与犯罪未遂的划分,而采用法益侵害说最为科学;再者,隔离犯、不作为犯、原因自由行为等特殊类型的"着手",恐怕"法益侵害说"还不能全面贯彻,需要类型化予以分析。     

大数据时代数据犯罪认定的方法转向与价值回归

大数据时代数据犯罪的认定，虽然需要融入技术的方法以增强刑法教义学的自主性和应变性，但其仍是关涉具体个体切身利益的小数据问题。以数据为中心的数据主义将中立的数据本身平移为数据犯罪的法益，不仅抽空了法益的本体论和目的论价值，而且以相关关系取代因果关系，导致数据犯罪的认定走向极端的预防性扩张。因而，数据犯罪的认定仍需向以人为中心的现代刑事法治回归，以数据本身所征表的数据信息为中心来建构法益，确保其与具体数据犯罪的法益发生直接关联；以针对数据所实施的行为具有创设侵害法益风险（不法）的功能且现实化为不法结果为前提，限定数据犯罪因果关系的范围。藉此明确刑法问题与技术问题的界限，将小数据保护与大数据流动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     

我国刑法中犯罪本质的法益侵害性阐释

犯罪的本质主要解决立法和定罪的正当性的问题。从世界范围来看,德日法益侵害说、英美系的危害原则和中俄的社会危害性理论是各自主流的犯罪本质学说。我国刑法规定犯罪的本质为社会危害性,社会危害性这一概念能够揭示行为的自然性质和社会性质。不过,当前据以判断社会危害性的实体内容和规范标准缺失,应当予以修正。将社会危害性理解为法益侵害性,具有理论的可行性和实践的可操作性。我国的社会危害性中的"危害性"与法益侵害性中的"侵害性"具有同一意思,而社会危害性之中的"社会"应当理解为法律所保护的生活利益,而不是抽象的社会关系。     

中国有关被害人权利保护问题研究

现代意义上的权利是与义务相对应的概念 ,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公民权利的内容是很广泛的 ,包括法律权利和法外权利。公民权利的保护集中体现为法律对公民人身与财产权利的保护。犯罪被害人是指因他人犯罪行为的侵害 ,受到直接或间接身心、财物或其他权利侵害、损失的人。被害人权利存在于公民权利之中。被害人依法享有实体性法律规定的权利 ;在实体性法律规定的权利受到侵害的情况下 ,有权依法提起程序性法律的规定捍卫自己的实体权利 ;有关程序法律的保障和监督。目前 ,对被害人权利保护存在认识上的问题 ;存在立法上的问题 ;存在执法上的问题。     

论未完成罪刑事政策

未完成罪包括犯罪预备、犯罪未遂和犯罪中止。未完成罪在现实生活中时常发生,它给社会法益造成了程度不同的侵害或消极影响。对未完成罪存在范围和本质特征要正确认识,树立正确的未完成罪刑事政策价值目标,采取科学有效的具体刑事政策,实现对各种未完成罪的有效整治。     

对烙印在刑法中儒家法律思想的祛魅审视——以法益侵害为视角

儒家法律思想的礼法结合、应经合义等伦理道德价值观念融入中国法律两千多年,在现代刑法中又以规范违反说等影响着犯罪本质理论和刑事司法实践。对犯罪本质等问题做展开讨论,以法益侵害说和规范违反说等争论为切入点,祛魅审视儒家法律思想在刑法上的传统烙印,我们可以得出犯罪的本质是侵害法益,刑法的机能是保护法益。应以法益在客观上是否被侵害或威胁为标准,判断某种行为是否为犯罪,是否值得科处刑罚,并将此贯彻于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     

犯罪本质的新诠释

犯罪本质论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关于犯罪本质主要有社会危害性说、法益侵害说和伦理规范违反说,但社会危害性说和法益侵害说存在不同的问题。本文主张基本伦理规范违反说,刑法立法和司法中的若干问题可以证明该说的合理性。     

对刑法中法益侵害说的检讨

在大陆法系刑法中,法益侵害说与规范违反说是关于违法性本质的两种不同的理论解说。当这两种学说被介绍到我国以后,我国有学者提倡法益侵害说,并试图以此来重构我国的犯罪论体系。诚然,法益侵害说有其积极的借鉴意义,但是,法益侵害说本身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在解释法益时不具有稳定性,在违法性的解释上离不开生活伦理道德,在处理具体案件时也会遇到困难。     

加强留守儿童的法治教育,谁之责

针对农村留守儿童犯罪与被侵害事件频发的现状,调整法治教育结构和模式已成为刻不容缓的重要课题。需通过明晰政府、学校、家庭、社区不同主体在法治教育中的作用,对留守儿童以及与其相关的教师、家长与农村社区成员进行法治教育,从而加强留守儿童的守法意识和权利意识,为留守儿童编织法治"安全网"。     

论刑事责任年龄的最低限度

我国刑法规定刑事责任年龄最低限度为14周岁。近年来未成年犯罪低龄化、犯罪手段成人化、犯罪后果严重化的趋势说明未成年人具备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年龄已提前,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规定为14周岁已不能达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目的。本文试图从法律规定的历史沿革、立法价值、社会现实等角度来考察我国刑事责任年龄最低限度存在的问题,希望藉此能对我国刑事责任年龄最低限度规定的缺陷与不足进行一定程度的检讨,为完善这一规定尽一份微薄之力。     

未成年人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成因和对策

近年来,我国未成年犯罪案件不断攀升,而且在不断地向低龄化发展,不仅影响到家庭的和谐而且对社会的稳定和长治久安均构成了潜在的威胁,严重地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已引起了高层的关注。在大量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未成年人侵害未成人权益的犯罪案件的比重逐渐增加,许多少年犯就是以他们的同龄人或低龄人作为作案的对象。本文从未成年人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产生的原因、综合治理的对象等方面进行了简要论述。     

论刑事免责制度在侦查中的构建

刑事免责制度有利于弥补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对侦查工作造成的不利影响;有利于侦查机关获取证据、打击犯罪;有利于侦查机关分化、瓦解有组织犯罪;符合我国的“坦白从宽”政策和相关法律规定;有利于对特定案件的侦查。在侦查程序中确立刑事免责制度应规定具体的目的、范围、原则和适用程序。     

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的实践与理论完善

新《刑事诉讼法》第270条突破了原《刑事诉讼法》的法定代理人到场制度,将“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正式入法,对保护涉罪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和实现程序正义,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该制度仅仅是原则性规定,对合适成年人的主体范围、选任、权利义务及经费、组织保障等方面存在诸多缺陷,需要进一步以制度的形式进行明确和完善.     

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司法保护制度

未成年人犯罪是一种特殊的犯罪类型,它在犯罪的成因与认定、刑罚的适用、诉讼的方式及犯罪的预防等方面都具有与成年人犯罪不同的特点,从而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未成年人犯罪法律制度。从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呈现的几大特点来看,现行未成年人犯罪法律制度存在着诸多不尽完善的地方,而且也越来越不能满足现实的要求。因此我们有必要加以重新审视,以进一步提高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水平,完善中国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     

服刑人员监所内再犯罪若干问题探析

服刑人员监所内再犯罪是犯罪恶习的延续,严重破坏了监所正常秩序,必须依法惩处。但目前,对服刑人员监所内再犯罪的处理面临着具体法律规范缺乏、狱内侦查措施缺少法律支撑、相关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无法得到有效保护、服刑人员中特殊群体再犯罪的处置缺少规范等诸多问题。为此,亟需完善监所内再犯罪案件处理的相关立法,明确狱内侦查措施的具体内容,依法保护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制定针对特殊群体再犯罪问题的特别规定,从而实现依法治监,确保监所安全。     

联合国维和人员性犯罪的刑事管辖障碍与改进建议

联合国维和人员性犯罪问题严重侵犯东道国受害者的人权并使联合国声誉受到重创。各管辖主体在对犯罪嫌疑人实际行使刑事管辖权时,存在诸多障碍:维和人员在东道国享有豁免;各国刑法在域外适用上的规定不同和派遣国主观上不愿对本国维和人员性犯罪行使管辖权;维和人员性犯罪难以被认定构成国际罪行;混合法庭须经东道国同意才能成立;维和人员性犯罪是否构成《罗马规约》中规定的国际罪行和受《罗马规约》约束的国家有限。改进建议包括:多方管辖权相互补充;成立对性剥削和性虐待作出快速反应的小组;起草《联合国官员和特派专家刑事责任公约草案》;联合国在东道国设立混合法庭;派遣国在东道国进行实地军事审判等。     

与“智能犯罪”的较量

网络犯罪的特点是作案者的智能化、犯罪条件的现代化、犯罪手段的隐蔽化、犯罪地域的广大化;犯罪分子往往利用最前沿的网络技术进行网络犯罪,并且这种形式的犯罪现象呈上升趋势。“环球枪手集团”特大网上诈骗案的成功破获,给了我们很多有益的经验,同时也暴露了我们工作中存在的和需要改进的一些问题。     

网络治理视域下电信诈骗犯罪的心理类型与侦防策略

第四次工业革命引发了移动互联网的普及运用、量子计算时代的到来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催生了非接触性犯罪。电信诈骗犯罪是非接触性犯罪中发展最为猖獗的一种。电信诈骗犯罪的过程就是非直接接触的心理诱导过程。从心理学角度探析电信诈骗犯罪多发的原因,识别电信诈骗者实施心理诱导的骗术,切断犯罪人与被害人互动链条,以此为基础可以进一步构筑打击电信诈骗犯罪的法治防线、心理防线、科技防线和制度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