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中的社会治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治理取得了重大建设成就。党的二十大在总结过去5年工作和新时代10年伟大变革的基础上，对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作出新的重要阐述，首次在国家安全框架下提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要求，提高社会治理效能成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社会治理的战略定位得到提升，作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抓手，也面临新的发展要求。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下推进新时代社会治理，需在促进民生福祉、增强公共安全、提升基层治理和完善治理格局等方面重点发力。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阈下的“治理社会”与“社会治理”——兼论国家治理的最终归宿

社会存在决定治理,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治理。中国社会治理的目的不在于对社会管理技术名词上的革新,即"统治""管理"向"治理"的飞跃,而在于努力实现中国社会稳健发展,维护人民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利益。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和全球化情境下,谋求做到国家、政府"治理社会"向国家、政府和社会共同治理、相互治理转变,将社会治理社会成为国家治理的最终归宿。     

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的主体逻辑及其型塑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多次论及"国家治理"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念。本文的主要论点有:马克思、恩格斯从国家起源着手分析了国家的本质,成为新时代国家治理主体逻辑的理论支撑;无产阶级专政与人民民主专政存在国家管理与国家治理模式内涵上的不同;改革开放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新时代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模式从一元主体向多元主体转变;新时代国家治理主体逻辑型塑的必要性须从新时代国家治理维度的多重性和国家治理目标的多元性找依据;我国新时代国家治理的主体逻辑型塑的可行路径需要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提升多方主体治理能力两方面着手。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筑牢国家安全防线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江苏省委明确提出,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有力有效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南京市高淳区始终坚持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为高淳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安全保障。     

实现社会治理模式转换的现实路径

当前,以政府作为唯一主体的社会治理模式,已经陷入了明显的治理困境,因而迫切需要实现社会治理的模式转换,即从政府行政管控走向多元合作治理,以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然而目前实现这一模式转换尚存在诸多障碍:政府管控思维难以转变,公众诉求表达渠道不畅,社会组织发育不良,公民参与水平较低等。因此,必须尽快转变政府治理思维方式,畅通公众诉求表达渠道,拓宽社会组织自治空间,加快公民社会建设步伐。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新思考北大核心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作出了新部署,并针对社会治理提出了“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新论断。这一论断实现了从“社会建设”到“国家安全”的发展和跨越,深刻蕴含着从“一体”到“总体”、从“微观”到“宏观”、从“制度”到“价值”、从“静态”到“动态”的多维跃迁。然而,当前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中依旧存在着结构性、机制性、制度性、本土性的难题,成为改革创新的瓶颈。因此,有必要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从党组织建设、主人翁角色、政府职能、智慧治理等方面完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方案,从而建设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治理体系,有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农地制度改革40年:一个国家治理逻辑转换的视角

改革开放40年来的农地制度改革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关键词分别是:责任制、家庭经营、承包经营权和农业经营体系。农地制度改革折射出40年里国家治理层面的逻辑转换。在激励逻辑上,表现为"生产性激励"向"治理性激励"的转换;在制度逻辑上,表现为"经营性制度"向"财产性制度"的转换;在政治逻辑上,表现为"管控型政治"向"回应型政治"的转换。未来农地制度改革要充分考虑乡村分化、财政约束和央地关系等方面的现实境况,明确若干操作性路径。     

论文化治理的运行逻辑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要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实现对社会的综合治理。这引发了学者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以及治理能力的相关思考。文化作为一种软性的治理手段,虽然并非是现代社会的常规国家治理方式,但却在中西方传统社会至现代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笔者从国家治理中的文化因素入手,考察文化引发治理困境、促进治理转型、达成治理优化的运行逻辑。     

学术前沿

<正>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分析许耀桐刘祺在《理论探索》2014年第1期上撰文认为,国家治理体系是由政治权力系统、社会组织系统、市场经济系统、宪法法律系统、思想文化系统等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这一有机整体由治理理念、治理制度、治理组织和治理方式四个层次构成。国家治理体系的形成和治理能力的提升,是一个历史的社会的发展过程,我国大致经历了管制(传统行政)—管理(新公共管理)—治理(治理现代化)三种状态;我国的国家治理必须立足于国情、政情、社情,     

抗击疫情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金华全市铆足劲头,各项工作严而再严、细而再细、实而再实,有力有序推进疫情防控和民生保障,适时组织复工复产,体现了金华市破解社会治理难题、提升市域社会治理能力等方面的好基础、新作为,也对如何进一步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公民身份视角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与现实路径

以"善治"为目标的现代国家治理,其理论根基是建立在国家与公民、政治共同体与个体之间关系基础上的。作为一个"动力概念",公民身份的理论意蕴体现在对个体与共同体、公民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关照,因此能够作为考察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视角。在公民身份理论视角下,国家治理现代化在治理主体与结构上遵循"以利益相关者为中心的协同合作治理"逻辑;在治理机制与方式上遵循"公共理性、民主协商与法治化治理"逻辑;在治理效果与评估上遵循"实现正义的政治社会秩序,共享发展成果"逻辑。遵循以上逻辑,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着力点在于以公民本位的多中心治理为理路完善国家治理格局;以公民身份权利深化拓展为目标构筑国家治理体系;以决策中的民主协商实践为依托优化国家治理机制;以推进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为导向改进国家治理方式。     

城镇化布局下的村际治理:论域潜变与构架前瞻

村际治理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面向,中央城镇化布局的嵌入无疑推进了村际治理的进程。长久以来,我国基层村际治理的边界表现为国家与社会二元框架下的治理程式。"乡规绅治"是小农家庭模式的自治传统,人民公社国家工业化目标通过"政社合一"的模式实现行政渗透,村民个人治理能力在"乡政村治"的过程中得以提升,最终回应政府主导下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行政善治。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村际治理聚焦于四维架构的拓展,即社会管理由单向度向社会整合迈进,通过民主治理达成公共精神与政府责任的型塑。在社区建设中实现治理转型与共同体重构,在服务下乡过程中构建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的服务圈。     

网络恐怖主义犯罪治理的困境与路径

网络恐怖主义犯罪以重要基础设施为袭击目标,或以网络作为恐怖主义实施的犯罪工具,肆意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构成破坏和威胁。因此,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大背景下,我国必须高度关注和重视网络恐怖主义犯罪日渐猖獗的势态,针对网络恐怖主义呈现出的网络化、多元化、智能化和隐蔽化的新特点,要加大防控打击力度,加强反恐情报共享,强化国际间的合作,不断完善法律法规,提升反恐技战水平,努力构筑反恐防护网,以此遏制网络恐怖主义的快速蔓延,维护国家和社会安全。     

社会精细化治理新路径探索

社会精细化治理是社会管理和服务方式"微创新"的过程。在"技术-治理"型逻辑的引导下,政府的"精明行政"与其他社会主体能动式参与相结合,在理念创新、流程塑造、标准设置、工具科学化等中微观层面进行持续性改善,调动整个社会的积极力量,化零为整,实现治理的细节化与系统化的有效转换。     

中国小区演进与社会治理转型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目前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也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小区"作为在一定区域内、具有相对独立居住空间和生活环境的居民住宅区,是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的空间载体和协同单元之一,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刍论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关系

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体制是治理中重要的概念和形式,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社会治理的主体、社会领域的问题以及社会治理的价值都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下,我们应以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作为突破口,通过理顺政社关系、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推进基层自治和底层参与、创新社会矛盾体制、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构建多中心的治理模式等途径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重要的社会基础。     

大数据视野下国家网络治理路径优化研究

我国当前已经步入了以"大数据"为表征的网络信息时代,云计算平台、分布式数据库等大数据技术的广泛运用,促发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变革。国家治理既立足于传统社会又涵括了虚拟空间,既蕴含传统行政手段也需要适应新兴信息技术的发展。面对国家网络治理在效度、合规、安全等维度的困境,亟须构建智慧政府来完善治理方式、确立法规制度以明晰治理途径、拓展应用领域来提升治理技术的立体解决方案,以顺应数据驱动场域下对国家网络治理前瞻性、参与性、可治理性三大价值目标的现实需求。     

国家安全议题下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实践优势与价值旨归

依据党的二十大精神，依托社会治理共同体抵御风险、维护国家安全应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主题。国家安全议题的提出，印证了全社会已透过外在现象认清风险本质、基于广泛共识规范大众讨论，以及党和国家驾驭复杂局面能力的日趋提升。社会治理共同体对维护国家安全的作用体现为以合力承担取代孤立思维、以明确责任克服混乱无序和以创新开放超越狭隘封闭。基于此，需坚持群众路线的价值航向，包括推动朝向基层的重心下移、以人民至上作为根本导向以及丰富群众工作的实践途径，真正确立一个以人民为基石的、从根本上维护国家安全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进而立足于新时代新征程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安全能力现代化。     

社会治理的概念辨析及界定: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比较分析

社会治理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需要在国家、政府与社会的现实关系中来理解,在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生动实践中来解释。学界现有的融合论、包含论、交差论、独立论等观点为更为准确界定社会治理的概念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社会治理包含"自治"和"他治"两个维度,社会治理要通过有效的"他治"来培育"自治",核心社会治理是政府对社会的治理。     

知识政治学：国家治理中的知识生产与调用

知识被视作现代社会构建及其运行的核心要素,相对于知识社会学、知识经济学而言,知识政治学的发展相对缓慢：一方面缺少具有学科自觉的纲领性议程,理论脉络零散而缺乏基本共识;另一方面讨论层次偏重于实践性方案,未能对丰富的知识现象形成政治逻辑层面的总结。国家治理既要对不同主体的知识类型进行整体性考虑,又要根据不同知识类型的异质性特征设计针对性调用方式。根据调用目的与情境的不同,国家治理的知识调用逻辑可以分为合法性逻辑、适应性逻辑、确定性逻辑与回应性逻辑,这四种逻辑在优化治理过程与方式、提升治理目标与效果的治理需求中有差异性体现。知识政治学需要明确知识在治理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尤其需要把握数字时代知识政治丰富的研究机遇,为解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提供新的理论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