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地制度变迁70年:历程与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

以产权变革的角度而言,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农地制度经历了农民私有型、计划控制型、两权分离型到三权分置型的变迁历程。运用历史制度主义分析范式考察中国农地制度,可以发现该制度创立、延续和变更背后稳定存在的一些规律性、机制性的逻辑。具体说来,共时性的制度情境是促使农地制度生成的结构动力;历时性的路径依赖是维系农地制度存续的历史惯性;即时性的关键节点和历史否决点是影响农地制度变迁的机会结构。制度情境、路径依赖、关键节点和历史否决点贯穿中国农地制度变迁的整个过程,它们共同绘制和造就农地制度特定的变迁图景与变迁逻辑,型塑出农地制度独有的特征,并带来一系列改革难题。未来需进一步理顺农地产权关系和完善产权权能,改革“双轨制”的农地制度安排,不断优化农地治理结构,推动中国农地制度的良序变迁。     

“头雁”高飞 “雁阵”跟随

<正>当前,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制度型开放新阶段。2018年11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这是在中央文件中首次出现"制度型开放"。2019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的发言中指出,要"加强制度性、结构性安排,促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在第二届进博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在关键环节和重要领域加快改革步伐,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高水平     

当前中国治理模式创新关键点

政府的角色应实现由"划桨政府"向"掌舵政府"转变、由"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转变、由"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最终实现由"控制型政府"向"激励型政府"转变对于处于制度转轨、社会转型和重要战略机遇期的中国来说,需要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创新以助推经济社会的发展。政府部门应转变职能,铺设普遍服务网;社会治理模式应重塑劳动者本位,走向公民社会;文化领域应破除落后的宗法制度和乡土文明,实现文化     

西方治理话语的政治哲学基础与中国国家治理话语体系构建

当代西方治理话语的兴起与发展,有着特定的制度前提、社会环境与政治文化,对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都有相应的要求。民主治理、多中心治理、数字化治理等日益成为西方治理话语发展的主流趋势,其兴起与发展有着相应的政治哲学基础,体现为无政府主义与"利维坦"之间的张力与平衡、从人民主权向公民权利的转换、统治话语向治理话语的转换。构建中国特色国家治理话语体系要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尤其是基于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实践,重点聚焦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话语体系中的核心地位,阐释好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与国家治理能力之间的关系,突出国家治理话语体系的社会主义制度属性。     

农地治理由“分”到“统”的转型之路

我国农地分散式治理,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农村生产经营主体的积极性,但由于未能充分考虑统分结合而缺乏科学的战略、合理的制度、必要的保障。要有效推进农地分散式治理向统筹治理转型,就应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设计共抓,强化农地治理的制度建设,明晰各农地治理主体的行为界线,建立和完善农地治理的监督管理机制。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阈下的基层干部激励机制构建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精神,它为基层干部激励机制建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对基层干部的激励,既要兼顾干部是"经济人"的利益诉求,同时也要把握体制内干部作为"政治人"的现代政治价值追求,在国家治理目标引导下,调整体制、制度和环境的激励功能,尤其是要充分发挥地方和基层的作用,按照全面净化政治生态和治理现代化的要求,辩证地解决激励制度建设和执行中容易出现的畸轻畸重的问题,加快完善基层干部激励机制,为进一步激发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动力提供体制、制度和环境支持。     

创造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制度条件

发展中国家实施现代化发展战略可以跳过某些技术发展阶段,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但必须以制度改革和制度创新为前提条件:一是构建市场导向型生产力跨越式发展模式,建立自由、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其实质就是资源配置的等级规则协调向产权规则协调转换;二是构建有助于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政府体制,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建立一个民主、法制、廉洁、高效的政府服务体系。     

政治生态视阈下党内基层民主问题研究

相对稳定和良好的政治生态是党内基层民主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而党内基层民主的发展又能进一步促进政治生态的优化和重构。政治结构由封闭向开放的转换、政治观念从顺从型向参与型的演进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内基层民主展开的必要条件,但政治系统本身的结构矛盾和政治文化变迁途中的价值冲突却是党内基层民主进一步发展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难题。政治生态视阈下党内基层民主的发展思路是：注重顶层设计,防止党内基层民主改革的碎片化;加强制度建设,破除党内政治生态圈的潜规则;改革干部体制,激励基层领导者的创新实践;加强公民教育,推动公共精神导向的价值整合。     

国家-社会的双边代理与四向激励——中国行政信访制度功能转换研究

行政信访制度的应然功能既应当以适切于我国社会政治生态的实然功能为基础,又应当以合理的法定功能为依据,是实然功能、法定功能与运行于其中的社会政治生态相互调适与相互匹配的结果,总体上可以定位于"双边代理-四向激励"功能。其中"双边代理"包括代理公民实现民意上达、政治参与、外部权力监督、诉求问题解决、诉求权利救济、提出意见建议,代理政府实现沟通宣传、民主治理、内部权力监督、化解社会矛盾、保护公民合法权益、辅助政府决策";四向激励"是"双边代理"的延伸,包括对政府行使公共权力的正、负向激励和对公民运用公民权利的正、负向激励。这种功能定位所包含的基本内容及其承担方式将随社会政治生态的不断变迁而持续调整。     

制度创新与政策选择——基于农民身份转换的视角分析

目前我国的农民身份转换还处在初始阶段,无论是在转换规模,还是在转化方式上,都具有特殊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促进农民身份转换的关键在于变革农地制度、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发挥都市圈的集聚效应。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的概念诠释

历史决定论的理解模式、历史主体本身的不成熟以及历史主体与实践主体的混同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被遮蔽的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的主体性和马克思主义主体的历史性之间是一种逻辑互动的关系,前者是实现后者的力量源泉,而后者则是彰显前者的基础和保障;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主体有三种存在样态.即知性存在样态、意义存在样态和实残存在样态.     

行政三分制的行政法治契合

《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方案》的出台，标志着“行政三分制”这一新型行政管理模式的付诸实践。行政三分制在彰显其制度创新优势的同时，也面临着行政法治契舍的难题，而这则关系到行政体制改革的成败。     

浅析共同贪污犯罪数额的计算

贪污犯罪数额的大小,是惩治贪污犯罪的主要依据。在共同犯罪中,犯罪行为人贪污数额的认定相当复杂,既有共同贪污的数额,又有各人分赃所得的数额,还有因贪污的停止形态而未实际获取财产等情形。关于共同贪污犯罪行为人数额的认定,理论界存在着“分赃数额说”、“参与数额说”和“犯罪总额说”等不同的学说。笔者更倾向于“犯罪总额说”。     

论业主委员会的制度建设

业主委员会是城市住房私有化的必然产物,也是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制度支撑.由于政府管理部门、居民委员会、开发商、物业管理公司、业主之间利益关系复杂,现行法律法规对有关规定的不完善,政府主管部门的行政行为失当,业主普遍缺乏公民意识和责任意识,业主委员会在筹备设立和实际运行方面都存在诸多的问题.我国应尽快出台<业主委员会法>,明确规定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规范业主委员会各项基本制度;并且进一步调整完善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与业主自治的关系,在物权法中明确居民的房屋物权;健全行政程序的有关制度.     

我国物权法中所有人抵押制度构建

所有人抵押是指所有人于自己所有物上存在的抵押权 ,是一种特殊的抵押权。确立所有人抵押制度可以防止后次序抵押权人获取不当得利 ,保护抵押物所有人的利益 ,有利于所有人进行融资 ,节省交易手续和费用 ,促进商品流通。我国《担保法》没有规定所有人抵押 ,可借鉴其他国家、地区的做法 ,从所有人抵押的思路选择、成立、变动等方面入手对此制度作出具体设计。     

论虚假诉讼罪中的“捏造事实”

鉴于法条和司法解释内容规定的不明确性和不完整性,需要对虚假诉讼罪中"捏造事实"的含义进行进一步解释。虚假诉讼罪是单一行为犯,利用他人捏造的事实提起诉讼的,也构成虚假诉讼罪。篡改部分民事法律事实提起民事诉讼也属于虚假诉讼罪中的"捏造",成立虚假诉讼罪。虚假诉讼罪的行为方式不包括不作为,隐瞒他人已经偿还债务的事实依然进行民事诉讼的,是积极地虚构事实,理应认定为"捏造事实"。若捏造的事实不会影响法院的公正裁决,不能定性为虚假诉讼罪。     

传统规律观的理论困境分析

传统规律观的立论基础是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经典科学，其理论内涵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和滞后性，所面临的理论困境日益凸显；传统规律概念的界定，偏重事物的内部联系，一定程度地忽视了事物的外部联系，使之走向绝对和机械；由此产生了传统规律范畴的先验性、宿命性悖论，并且衍生出人类真理认识上的悖论。     

数据库法律保护的若干争议评价

作为信息资料汇集的数据库对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引起了是否应对数据库予以法律保护的严重分歧。关于保护方式也众说纷纭,有版权法保护、邻接权保护、特殊权利保护、专有权保护、不当得利理论等意见,通过深入分析可以看出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最能维持数据库制作者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是最佳的保护方式。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公开性特征的具体认定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公开性是该罪认定上的难点,也是理论研究的薄弱环节,其中的相关问题应得到进一步明确。首先,公开性的本质是宣传对象的不特定性,即针对不特定多数的人进行宣传。其次,公开性与社会性存在交集和重叠,同时也各具独立价值。第三,在口头传播的性质认定上,应区分是否为集资人授意及集资人对集资信息的扩散持何种心态。第四,公开性不以虚假宣传为必要。     

茂名市电白区中学生毒品认知情况调查研究

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发现,茂名市电白区中学生对传统类毒品的认知程度较高,对常见的合成类毒品有一定的了解,对伪装类毒品认知较低;当地学校开展毒品预防宣传教育频率不高,方法缺乏创新,体系不健全等。对此,应加强对伪装类、液态类毒品的宣传;在宣传方式上要注意创新,应结合青少年规律特点,构建信息传播新平台;学校应从长远的角度出发建立健全毒品预防宣传教育工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