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和解与被害人权利保护

在刑事和解中,被害人享有救济性的权利和程序参与的权利。刑事和解制度体现了由对抗到合作的转变,为被害人诉讼中心地位的复归创造了先决条件,是保护被害人权利的一种新型诉讼模式。刑事和解中被害人权利保护的不足表现在两个方面:刑事和解制度本身存在不利于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因素、被害人权利保护立法方面存在不足。因此,必须加强刑事和解制度自身的完善和被害人权利保护的立法完善。     

论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

人权保障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的趋势,现在的世界比较重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保护,忽视了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本文针对我们国家对被害人权利保护的现状及法律规定,分析被害人保护的原因,针对我国现状及法律规定和原因,提出了完善对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几点措施。     

对我国犯罪被害人刑事诉讼地位的反思

我国犯罪被害人在刑事诉讼法中的地位表面上看起来较高(当事人地位),也被赋予了很多权利,但由于这些权利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瑕疵,实行的结果往往事与愿违;而且我国侧重于对犯罪人人身惩罚权的满足,对被害人经济求偿权的保护则显得不够,也没有设立国家补偿制度和诉讼外的社会援助制度.我国应加强被害人的权利保护,努力实现被害人、犯罪人和国家三者利益的平衡,不断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     

论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的配置和保障

近年来,在刑事诉讼实务中,与刑事被告人诉讼权利保护相比,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在逐渐萎缩。对被害人和被告人的权利加以合理适当的平衡,强化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障,成为各国刑事诉讼法的普遍发展趋势。本文首先对被害人的概念和诉讼地位进行了界定,进而分析了我国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的配置状况及存在的不足,最后,着眼于进一步保障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提出了改革与完善的对策与措施,以期对加强被害人诉讼权利保护问题的探讨和研究有所裨益。     

构建刑事被害人救助机制的必要性

刑事诉讼中,犯罪人和被害人相伴而生,过去我们把人权保护的目光更多的聚焦在被告人身上,然而对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被害人的保护和救助,却被忽视。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不仅是对犯罪人和被害人权利平衡保护的现实需求,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被害人权利保障思考

我国刑事诉讼法赋予被害人以当事人的主体地位,给予其更加广泛的诉讼权利,但在其权利保障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给予被害人以当事人的主体或程序性的权利,确保被害人充分参诉,赋予其上诉权等等有关权利对于被害人权益的合理保护意义重大。     

我国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立法理由

在当今刑事司法领域强化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的人权保障的同时,很多犯罪被害人却沦为一个被忽视的弱势群体。20世纪60年代以来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在一些国家兴起,成为一个世界性趋势。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在注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障的同时,也理应关注犯罪被害人的权益保护。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缺位已经成为我国犯罪被害人权益保护制度乃至整个刑事司法制度的一块短板。我国建立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具有坚实的法理基础,具有诸多现实意义,也具备了立法的可行性。     

刑事司法政策视野下的被害人地位问题研究

随着被害人学以及保护被害人运动的兴起,刑事被害人的研究成了一个重要的课题。我国现行的法律虽然为被害人设定了许多权利,但其实际地位远不如法律的规定。为此,有必要从刑事司法政策的角度落实被害人地位,实现其权利的救济。     

罪犯改造与被害人的参与——以恢复性司法精神为切入点

在刑事执行领域,被害人的研究同样是重要的理论研究关注点.被害人参与罪犯的改造符合刑事发展的潮流,其有利于被害人权利的保护,有利于罪犯的悔过自新.构建被害人谅解制度、畅通被害人了解罪犯服刑状况的渠道,以及参与罪犯的减刑、假释是被害人参与罪犯改造的主要方式.     

论侦查阶段被害人的知情权

侦查阶段被害人的知情权是其基础性和前提性诉讼权利,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法律都规定了侦查阶段被害人的知情权。加强对侦查阶段被害人的知情权的保护,既可以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也有利于侦查工作的开展。我国《刑事诉讼法》应当赋予被害人知情权,规定被害人知情权的权利主体、义务主体及内容,完善知情权告知程序及保障措施。     

公诉案件被害人上诉权问题探讨

加强对刑事被害人诉权的保障,不仅应赋予被害人当事人的地位,而且还应赋予其不服一审裁判的上诉权。赋予被害人上诉权符合刑事诉讼发展趋势,能够充分保护被害人的利益,能够制约审判权的滥用。被害人的上诉,既不会带来诉讼结构的改变,也不会影响二审程序中控诉任务的完成。为防止被害人滥用上诉权,可以在程序上对被害人的上诉权进行一定的限制。     

试论刑事诉讼被害人的人权保障

随着国际人权保障思想的发展 ,刑事被害人问题在国际范围内已从理论研究阶段进入立法实施阶段。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对刑事被害人这一特定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怀显得十分苍白 ,因而应根据被害人人权保障的国际标准 ,结合我国刑事立法现状 ,构建我国刑事诉讼被害人人权保障机制。在刑事诉讼的具体制度设计中 ,建立起被害人利益、被告人利益、国家和社会利益相协调均衡共存的新诉讼理念和制度。     

论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的构建

传统刑事司法是“报应性”司法，片面强调惩罚犯罪，没能切实关注保障被害人的权利和恢复受损的社会关系。刑事和解制度的建立，通过“恢复性”刑事司法理念的影响，能有效保护被害人的权利、矫正犯罪以及恢复正常的社会关系。我国应建立刑事和解制度，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论侦查程序中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

刑事被害人是受到犯罪行为直接侵犯的人,提高对加强侦查程序中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的认识,完善刑事被害人的控告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等权利,可以保障刑事被害人的人权,维护社会稳定.     

从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利益谈被害人的上诉权

国家、被告人、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具有各自不同的利益追求 ,法律应在平衡各方利益的基础上保护被害人的基本权利 ,不能以国家利益取代被害人利益。应当改革刑事立法 ,赋予被害人有限的上诉权 ,以充分发挥刑事立法控制犯罪、保护社会的作用。     

论强奸案件被害人品格证据的可采性

品格证据规则作为基本证据规则长期存在于英美的刑事诉讼实践中,其核心在于避免刑事审判中不公正的偏见对案件客观事实的发现造成不利影响,但由于此项制度的矛盾性与复杂性,对其争议颇多。美国刑事诉讼中长期存在的"强奸盾牌条款",对强奸案件中被害人品格名声采用了有限可采的办法,即一般不采用,但存在例外规定。基于证据性质、被害人保护等诸多因素,我国应该明确强奸案件中被害人品格证据不具有可采性。     

从两个案件的鉴定看我国的刑事鉴定启动制度

通过对"黄静案"和"哈尔滨警察打死公民案"的简要分析,揭示我国刑事鉴定启动制度存在的弊端:在鉴定申请权和决定权方面,控辩双方权利不平等,忽视了被害人的权利;鉴定委托权完全由司法机关控制,排斥了犯罪嫌疑人、被害人的权利。完善刑事鉴定启动制度应赋予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一定的鉴定启动权,将公检法三机关的鉴定决定权归于法院,规范补充鉴定和重新鉴定程序的启动,控制启动次数,加强对司法鉴定机构的管理和监督。     

性骚扰的民法救济

性骚扰是当前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法律应当对其有所关注.从民法的角度看,性骚扰侵犯受害者的一般人格权,侵害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受害人应该获得损害赔偿,尤其是精神损害赔偿.     

谈我国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

设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旨在程序上方便当事人诉讼,使其免遭讼累,同时在实体上及时弥补刑事被害人因不法侵害所遭受的损失。但是,目前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应该从刑事诉讼优先、符合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等方面加以完善。从长远考虑,我国可以借鉴英美法系国家的模式,取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     

刑事被害人过错责任研究

在西方国家,被害人有过错具有积极的刑法学意义,它是减轻犯罪人刑事责任的法定事由之一。但我国刑法没有关于被害人过错影响量刑的具体规定,造成刑罚适用上的不均衡。通过研究被害人过错责任、影响被害人过错责任大小的因素以及认定被害人过错的方法,将对定罪量刑和完善刑法理论体系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