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礼治孝与从义从道——荀子孝道观及其启示

荀子上承儒家传统孝道思想而结合自己思想中的性恶论、礼论、乐论等基本理论架构,形成了与孔、孟皆能契接得上而又自成体系的孝道观。以"人道有辨"力图缓解性恶论与孝观念之间的内在张力。因其特重礼乐而有礼以养欲、礼以养体、礼以别异的孝道观。因其特重"统类"内在思理而有"以类行杂,以一行万"的从义从道、通权达变的孝道观。荀子的孝道观对于我们弘扬优秀的孝文化、应对老龄化社会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近代中国社会“重理轻文”现象初探

近代中国社会的主流学问观经历了由儒学区分体用的传统学问观向"文理"分科的新型学问观转变的过程.由于科学精神未能真正贯彻到新的学问观之中,随之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如民国时期的"重理轻文"现象."重理轻文"现象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从实际的效果上分析,这是一种短视的行为,长远来看,"重理轻文"的观念割裂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关系.     

论唐君毅对儒家生命境界论的省察与重构

在中国传统文化视域里,"境界"一词的涵义一般指向人的生命存在与精神层面。现代新儒家大都善言"境界",并以不同维度构建新的境界论。其中,唐君毅通过对《易传》"感而遂通"内涵的揭示和阐发,并借助佛教"观"的概念证成了相对圆融的生命境界论,呈现出颇为独特的思考路径。而且,以"感通"重构的儒家境界论,凸显了中国传统的变通观。     

“中国梦”的文化基因与民族特质——论儒家群己观对于“中国梦”的理论意义

儒家群己观是"中国梦"的优秀文化基因,它注重个体与社群之相关性,强调整体和谐的观点,体现出不同于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的鲜明理论特质。儒家群己观对"中国梦"之思想特质的形成、"中国精神"的培育、"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梦"应当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深入总结和反思儒家群己观的理论得失,更充分地展现出自身的思想特质,以"中国现代性"的独立探索融入世界文明进程。     

一种解读邓小平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的新视野

近代以来的文化开放观历时性地经历了从体用分离到体用合一再到邓小平的体用统一三个阶段。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其内蕴的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以文化开放的视野解读邓小平的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会获得一种更加清晰和清醒的认识。     

论理查德·罗蒂的科学理性观

为了重构传统的科学理性观,理查德·罗蒂区分了"合理性"的两种意义:强理性与弱理性.放弃标准的强理性观而接受实用主义的弱理性观,也就是放弃认为真理是某种我们应对之负责的东西的看法.罗蒂从文化的层面来考察科学,正确地指出了科学作为一种人类文化所必然具有的"素和性"、"建构性"和"约定性"的特征,但又完全无视科学与各种非科学文化的根本区别.科学不能排除非理性因素的影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需要非理性因素作重要的补充,但是科学在本质上是合乎理性的、客观的认识活动.罗蒂试图完全否定科学的合理性和客观性的作法是行不通的.     

浅谈马一浮的文化复兴观

马一浮先生在谈中国文化复兴,说多基于人心、人性,具有"强理而弱势"的特点。他坚信文化复兴,人人有责。人之为人,家之为家,国之为国,不可须臾离却儒家所讲的那些道理,因其符合人性之真、善、美的要求。人性之善是文化复兴的根据和坚实基础,而文化复兴正是人性之善在各实存领域中的彰显。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醒悟到前行之非,从而认识到儒学的真价值,进而回归到儒家所倡导的"仁义"之道上来。     

传承与超越:从“大同”思想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吸收借鉴儒家"大同"思想基础上实现新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传承了儒家"大同"思想天下为公的价值观、公平正义的治理观、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同时,还实现了对传统天下观、平等观、义利观的超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儒家"大同"思想的传承与超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世界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的使命与担当,提供了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智慧与方案。     

当代文论精神症候与文化空间拓展

在东西方文化冲突日益严重的今天,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化精神和身份立场问题,成为汉语文学的重要问题,其基本症候表征为“六多六少”:线性时间观多而境界空间观少、西方话语踪迹多而中国身份少、解构话语多而建构精神少、大众消费话语多而注重文化精品少、热衷于非文学多而关注汉语文化圈的文学少、肉身意义关注多而知识个体的立场关注少。我们应该在中西文论对话基础上,坚持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坚持人类只有在体用之争方面,走向人类之体、世界之用。     

简论阿奎那的爱德秩序观及其对儒家“仁爱”秩序观的支持意义

13世纪伟大的神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在他的巨著《神学大全》第二部分中集中论述了爱德,其中有几个问题是相关于爱德的秩序。将爱德秩序与儒家仁爱秩序观做一个比较就可以发现,托马斯.阿奎那的爱德秩序观为儒家的"仁爱"秩序思想提供一种"支持",彰显出儒家"仁爱秩序"在世俗世界里的普世意义。     

启蒙的困境——20世纪50年代台港地区“五四论争”的形成

20世纪50年代,在台湾思想界,围绕五四新文化的历史评价与中国新文化的发展方向问题,国民党官方、现代新儒家,以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展开了持续的论争.国民党官方将五四新文化看作是在大陆失败的罪魁祸首；现代新儒家肯定五四的民主与科学理想,但反对五四新文化对待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态度；而自由主义派则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一边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一边反击新儒家的文化批判,三方构成一出颇具复调色彩的文化论争,并对当代的台港思想界形成深远的影响.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内容与哲学底蕴

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十分丰富,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智慧,在党的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两个结合”的重大论断、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及在文化自信自强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内容。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人民至上是其唯物史观品格,实践第一是其认识论源泉,守正创新是其辩证法思维特质。习近平文化思想饱含丰富而深邃的中国哲学智慧：“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化用了中国哲学“体用之辩”的精髓要义,开放包容体现了中国哲学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思维智慧,胸怀天下生动诠释了中国哲学的天下观和交往理念。     

胡宏道学体用论的双重意义

胡宏通过碧泉书院实现他的师道理想，完成他的道学建构，开创了湖湘学统。胡宏往往以“体用”表述“道”的内涵，其中包含的双重思想结构值得进一步分梳。一方面胡宏从哲学思辨的角度论道之体用，作为道之体的性是形而上的终极存在，作为道之用的心是“知天地、宰万物以成性者”;另一方面他从文化价值的角度论道之体用，提出“仁其体，义其用”的论断，仁是儒家文化价值之体，义是儒家革新政令之用。把握好胡宏道学体用的双重意义，能够更加完整地理解道学的丰富思想内涵与学术体系。     

儒教与现代教育的冲突融合及发展趋势

儒家教育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现代中国的教育思想及实践仍有着较大的影响。儒家教育思想中不适应社会发展的因素与现代教育思想必然发生历史性的冲突,这些冲突主要表现在知识观、学习观、教师观和教学观上。但同时,儒家所倡导的重入世、重人文精神、重和谐发展等观念,都可以为现代教育思想所借鉴和吸收。     

试论王弼的"名教出于自然"的教育哲学思想

孔孟文化发展至汉代,儒家文化便失去了它的"根本",汉儒们把儒家附会以谶纬迷信,使得孔孟文化有形无质,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王弼便提出了他的"名教出于自然"的教育哲学思想.在王弼的哲学概念体系里,道、自然、本无等概念都是本体论意义上的概念;德、名教、情等概念都是作用论意义上的概念.王弼的"名教出于自然"正是从这个体用论意义上提出来的.王弼从这一体用论出发,进一步探讨性与情的关系问题,提出了他著名的"以性统情"、"圣人有情"的性情论.     

从《关雎》之解看儒家的和谐观

在儒家看来,<关雎>中的后妃之德在其性情和谐,后妃性情和谐则可以使夫妇别、父子亲、君臣敬、朝廷正,王化得成.由关雎之乐到王化之成是儒家和谐观由近及远,由小及大,由自然及于社会的生成过程.这一过程其实是因兴以为比的过程,也是逻辑推衍的过程,其关键在于作者与文本的认定,在于诗歌重心的调整.从<关雎>之解,也可见出儒家和谐观"和而不同"的等级实质与"礼乐刑政"四位一体的实践品格.儒家和谐观中强调差异、有序、理性与温和的特征使其在当今社会仍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儒家和谐观的局限则主要表现在于本然状态的遮蔽,以及公正与法制的欠缺.     

论儒家中庸观及其现代意义

“中庸”作为中国认识史上的一个古老的概念 ,不仅是儒家哲学的重要范畴 ,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之一。文章阐述了儒家“中庸”观的渊源、发展及其基本特征 ,并试图从实际出发全面评价儒家的中庸观 ,阐述其现代意义。     

后形而上学的科学之真

科学的合法性在于它的"真"的意义,无论是把科学之真看做科学家应该追求的一种精神,还是把真看做对确定知识的追求,都会因为"真"的价值而获得一种合法性。这种科学之真的确证的观念始于近代以来的哲学传统。在实证主义、证伪主义等经验科学观以及一些科学进步观中,"真"是用经验基础证明自己,它被看做逼真性概念。科学之真是文化政治学中的一个概念,是一种话语方式,这种话语只能在科学共同体以及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的语境中得到理解,它要坚持科学的实用主义原则,"真"意味着一种科学理论表达的文化功能。对科学之真的形而上学证明是不能实现的。科学哲学中的范式理论为我们提供的历史主义视角可以对形而上学的科学之真作出一种革命性的转变,即在科学之真的看法上的"后形而上学思想"的转向。如今我们要在后形而上学思想上去理解科学之真的原则,一个科学理论如果能够在文化共同体中发挥作用或具有程序化的功能,那么它便是真的科学。真正的语境主义的科学之真是值得赞赏的,"真"代表了一种文化范式或政治学,它的表述是一种主体间性而不是纯粹客观性,这就是后形而上学的科学之真的思想。     

"以德治国"的现代人文精神内涵和价值取向

"以德治国"不仅是治国方略,而且也是育人方略,对人的精神、尤其是人文精神价值予以了充分肯定,发展了人文精神的内涵、实质、价值功用以及现代意义."以德治国"与"以法治国"是相辅相成的统一协调关系,共同指向为国家、民族、人民的社会主义宏伟大业,从而体现出它与儒家传统的"德治"观、"礼治"观、"人治"观的本质区别,体现出现代科学理性精神和现代人文精神统一而构成的现代精神和社会主义精神的价值取向.     

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史论

"马克思主义观"是指人们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的基本观点和态度。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历史流变,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观"阶段、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阶段。研究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历史流变,对于我们确立并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有着深刻的思想启示。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确立并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是当前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的时代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