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犯罪学派与实证犯罪学派的对立与相对统一

犯罪学是研究犯罪原因从而从原因出发探寻预防、惩罚犯罪对策的学科,因而犯罪原因是决定刑罚评价对象、刑罚价值观、刑罚机能的因素。古典犯罪学派与实证犯罪学派在犯罪原因的探究上运用不同的方法论得出全然不同的犯罪原因论,由此展开的针对犯罪原因的各项预防犯罪、惩罚犯罪对策也不尽相同。但两大学派在对立的同时又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论我国犯罪学研究对象的结构性缺失

我国的犯罪学应控制和减少犯罪的客观需要而产生，学科任务决定了犯罪学的研究对象是犯罪现象，但是，当前我国犯罪学对犯罪现象的研究存在着结构性缺失，即注重对“初级犯罪现象”的研究，忽视了对作为犯罪对策效果的“次级犯罪现象”的研究，从而导致犯罪学理论体系在完整性上存在缺陷。要完善犯罪学研究对象的结构性缺失，应当从两个方面着手，在理论上构建犯罪（刑事）学科一体化；在实践中加强对犯罪对策实施效果的实证研究。     

犯罪学研究史上的四个飞跃

犯罪产生的原因及其防范救治,始终是科学史上最富长久魅力的课题之一。为解读这个历史之谜,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思想家进行了坚韧不拔的探索。一部人类对犯罪的认识史,经历了一个从猜测到科学,从犯罪古典学派到犯罪社会学派,从探索个人原因到探索社会原因,从抽象思辨到科学实证的飞跃。     

刑事政策概念误区种种及矫正

"刑事" "政策"不是刑事政策,至少不是全部的刑事政策;犯罪对策不是刑事政策;社会政策不是刑事政策;公共政策在刑事领域中的体现不是刑事政策;勿需将刑事政策划分为最狭义刑事政策、狭义刑事政策和广义刑事政策。本文在否定的基础上从肯定的角度得出刑事政策的概念:刑事政策就是国家社会以人道主义为宗旨对已然犯罪人战略的宏观的和战术的微观的被动处置措施。     

转型期犯罪率增长的社会原因探析与刑事政策应对

从社会法学的角度考察,伴随社会转型而来的贫富差距、结构失范与社会紧张、市场经济的消极后果和亚文化的扩张,是滋养犯罪的社会原液。刑事政策通过减少和控制犯罪生成的原因来达到控制犯罪的目的。社会转型期我国刑事政策的制定应该充分考虑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的欠缺,坚持社会公正原则,建立健全预防和减少犯罪的社会安全阀系统,推进刑事法制改革,构建新的社会文化价值体系。     

论刑事程序法上的非犯罪化

非犯罪化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宽松一极的核心内容。刑事程序法上的非犯罪化表明刑事程序法所具有的非犯罪化价值，并体现出非犯罪化的多元化路径。追诉机关的不予立案制度、自诉制度和不起诉制度，都是刑事程序法上非犯罪化的路径选项。     

重整性羞耻理论视阈下的刑事合规

整合了标签理论、紧张理论、犯罪亚文化理论的重整性羞耻理论是恢复性司法运动的理论基石，为企业刑事犯罪问题提供了犯罪学的研究视角。传统的刑事司法体系惯于给越轨的民营企业贴上犯罪罪人标签、施加烙印性羞耻，与预防企业犯罪的初衷背道而驰。检察机关利用刑法激励手段、对涉案企业进行合规整改是倡导消除标签效应，以重整性羞耻将犯罪企业重新整合进社会的过程。重整性羞耻理论不仅阐述了企业刑事合规的犯罪学解释路径，还能为刑事合规制度的建构提供启示。     

刑事政策的概念分析

刑事政策是指国家和社会以打击犯罪、预防犯罪、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为目的而制定的行为规范和行动准则。刑事政策的主体应是国家和社会 (团体 ) ;刑事政策的对象包括犯罪和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 ,统称为犯罪现象 ;刑事政策的目的是打击和预防犯罪 ,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 ;刑事政策的手段是刑罚和其他非刑罚的方法。     

贝卡里亚犯罪学思想述评

犯罪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创立虽然仅有一二百年,但许多思想家、法学家对犯罪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其中贝卡里亚的犯罪学思想在整个犯罪学领域中占据着重要而突出的地位,作为古典犯罪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理论和思想对当时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产生了深远影响,对现代犯罪学的研究也当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犯罪信息在刑事技术工作中的综合运用

综合运用犯罪信息即指用唯物辩证法的因果观、联系观、发展观分析犯罪现场中各个痕迹物证的内在联系，使之成为一组相互关联、环环相扣的链状痕迹物证体系，发挥刑事技术工作的整体优势，从而达到揭露和证实犯罪的目的。这是因为：（一）刑事诉讼法要求间接证据要有综合系统性。（二）罪案系统蕴藏着丰富的犯罪信息。（三）犯罪信息具有可知性和多样性。在综合运用犯罪信息时要注意：（一）客观全面地提取各种痕迹物证。（二）用多种方法综合分析检验痕迹物证。（三）广泛运用现代科技。（四）根据刑事技术综合运用犯罪信息模式图。     

犯罪学研究对象及之于研究路径

关于犯罪学的研究对象,在学说史上大体上有四类不同的观点,唯有最狭义说符合犯罪学研究的现实并有利于犯罪学研究的深化.从横向看,犯罪现象具有法定犯罪、违法行为和不良行为等三种不同的形式.从纵向看,犯罪现象由个体犯罪与群体犯罪等两个不同的层次所构成.对个体犯罪的原因分析采用心理学和行为学的方法,对群体犯罪的原因分析采用社会学的方法.个体犯罪的预防对策应当以干预缺陷人格的形成和减少犯罪机会为目标,群体犯罪的预防对策以促进公平、正义和缓和社会矛盾为目标.     

中国大陆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特点及其刑事对策

中国大陆黑社会性质组织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具有共性 ,即组织性、经济性、群体性、腐蚀性。同时 ,它又有自己的特点 ,表现为发展的不均衡性、亚文化之独特性、突出的地域性、主体的特殊性、暴力犯罪突出。我国刑法规定了有关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 ,但还存在诸多不足 ,应予完善。从刑事实体法角度而言 ,应增加有关黑社会组织的犯罪 ,增设财产刑 ;从刑事程序法角度而言 ,应加强对证人的保护 ,扩大证据收集的手段。     

轻微犯罪刑事政策研究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建设和谐社会的政治目标紧密相联,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坚持严厉打击严重犯罪的同时,更应注重社会矛盾的化解和人权保障。这一倾向应当主要体现在轻微犯罪的刑事政策中。对轻微犯罪实行轻缓的刑事政策,既有理论、法律依据,又是实践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国对轻微犯罪的处理存在着打击面过宽、适用逮捕措施过多、对未成年人保护不力等不良倾向,对此需要从推广刑事和解、减少逮捕适用、缩短办案时间、加强对未成年人保护、完善办案考核评价体系等方面予以完善。     

从刑事法学派的变迁反思刑事对策的创新

刑事法学派各自有着“深刻的片面”,思想理论不泛有精辟之处,本文通过对刑事法学派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主要的刑事政策等问题的比较剖析,提出当今中国在面对日益激增的新型犯罪现象时,如何反思现有的刑事对策,真正做到预防和控制犯罪。     

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政策研究

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对食品安全领域的犯罪分别从严密法网和严厉处罚两方面进行了一定调整,但在实际的刑事司法、刑事执法过程中,由于难以操作、缺乏协调等原因,大大降低了食品安全犯罪人被惩罚的概率。针对食品安全领域的犯罪,应坚持贯彻"宽严相济,以严为主"的刑事政策,并适当地引入严格刑事责任理念。     

刑事立法犯罪化的提倡

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刑法作为一种特殊的行为规范应在多大范围内介入社会生活的合理化问题凸现出来,刑事立法应该“犯罪化”还是“非犯罪化”成了刑法演进中的一个主题。一种观点从个人权利奉位、刑法应当谦抑出发,主张我国刑事立法应该非犯罪化;另一种观点从保护社会秩序、刑法应当法网严密出发,主张我国刑事立法应该犯罪化;还有观点认为要建立、健全刑法出入罪机制,刑事立法应该循着非犯罪化和犯罪化双向思路进行。本文认为,就我国目前而言,刑事立法应当“犯罪化”,一方面刑事立法犯罪化并不意味着重刑和对个人权益的必然侵犯,也不意味着将刑法的触角伸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应转变观念,建立刑事一体化原则,完善司法制度,确保刑法制度的严而不厉。     

试论我国刑事政策法制化

为了巩固刑事政策研究和实践的成果,需要对成熟的刑事政策予以法制化。要充分发挥法制化手段在刑事政策法制化进程中的作用。要加强对犯罪学、刑事政策学的研究,为全面推进我国刑事政策法制化提供理论支撑,以刑事政策研究推动我国刑事法理论研究,促进我国刑事政策法制化不断进步,以刑事政策研究推动执法理念的更新和司法改革的创新,不断提高我国刑事政策法制化水平,实现刑事政策对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指导作用,保证对犯罪的有效惩治和预防,最终有效遏制和减少犯罪。     

论当前我国毒品犯罪的刑事政策

从严打击、从严惩处毒品犯罪,是中国禁毒刑事立法的显著特点之一,也是当前禁毒工作的基本方针之一。但现行毒品犯罪的刑事政策存在着"严打"政策的局限性、运输毒品罪量刑失衡、新型毒品的定性定量标准立法滞后、吸毒行为的刑事政策定位不清等问题。为有效惩罚、预防和控制毒品犯罪,应当转变观念,真正回归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调整刑罚结构,形成合理的毒品犯罪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基础;以刑事一体化思想为指导,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公安机关实施未成年人犯罪之刑事和解制度研究

面对未成年人犯罪数量增长、犯罪率居高不下的现状,降低未成年人犯罪率、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是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将刑事和解措施运用到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中,对预防、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有着积极作用。刑事和解制度在英美及欧洲大陆国家已广泛适用,其具有刑罚所无法达到的社会效果,我国目前的未成年人犯罪状况决定了我国具有建立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制度的条件,合理设置和解程序,使刑事和解制度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毒品犯罪刑事政策的基本问题探讨

毒品犯罪刑事政策是一个国家特定历史时期总的刑事政策在毒品犯罪领域的具体体现,它着眼于毒品犯罪的基本态势,以惩治和预防毒品犯罪为目标,通过立法、司法、执法等活动和措施反映国家对毒品犯罪的基本态度。毒品犯罪刑事政策有五大价值基础,即秩序、法治、效益、人道、科学,它们对毒品犯罪刑事政策的设定、执行、调整均具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