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罚金刑的立法修改与完善

1979年刑法确立了罚金刑作为附加刑之一的法律地位。1997年修订的刑法对罚金刑作了全面的修改和补充,使我国以自由刑为主的刑罚体制向自由刑和财产刑并重的刑罚体制转变,其中新增加的罪名多为贪利性犯罪,处以罚金的适用范围显著增加。1997刑法罚金刑立法的下列问题有待完善：过份重视罚金刑的并科;罚金刑的适用对象较为单一;罚金数额有待进一步明确;罚金刑的执行制度不完善。     

罚金刑执行难的原因与对策

罚金刑执行难是司法实践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其立法根源在于刑法总则所确定的罚金刑适用根据的单一性,刑法分则关于具体犯罪适用罚金刑规定的僵化性;其司法原因在于罚金刑的判决具有盲目性,罚金刑的执行主体不够具体。从立法上讲,应完善刑法总则关于确定罚金数额根据的规定,改进刑法分则关于具体犯罪适用罚金刑的规定,同时增设罚金易科制度;就司法而言,应摒弃罚金刑适用的盲目性,并统一罚金刑的执行机构。     

罚金刑的立法发展与缺陷

新刑法修改并完善了罚金刑的适用范围、适用方式及执行措施等 ,为罚金刑的正确适用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在罚金刑与现行罪名、量刑情节的对应关系 ,罚金刑的数罪并罚 ,罚金刑的时效制度以及罚金刑的减免规定等方面 ,仍存在着许多问题。应进一步完善罚金刑的刑事立法 ,使其在司法实践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我国罚金刑制度浅析

罚金刑,作为惩治犯罪行为的重要手段之一,体现在现行刑法众多条文之中,标志着我国刑法的日臻完善和规范。但是由于立法上的某些缺陷致使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亦存在诸多问题。本文浅析了我国罚金刑的裁量原则、适用对象及其存在的缺陷,提出了完善该制度的几点思考。     

罚金刑量刑基准研究

司法实践中,我国罚金刑的适用面临诸多困难,特别是罚金刑量刑基准的确定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我国刑法对罚金刑裁量的数额基准并无明文规定。罚金刑量刑基准模糊不清,容易导致法官自由裁量权滥用,同罪异罚、量刑失衡。罚金刑量刑基准的确定是合理适用罚金刑的基础及前提条件。因此,从刑罚体系甚至刑法整体科学化完善来看,对罚金数额基准予以明确研究不容回避。     

罚金刑罪犯的心理特征及其改造

罚金刑罪犯是刑法对罪犯并处财产刑处罚而衍生的一个罪犯群体，对于罚金之执行，有着迫于需求的妥协心理、不顾家景的依赖心理、唯我为重的利己心理和逆反社会的抵触等心理，存在着缺乏对罚金深刻的思想认知、缺乏交纳罚金的主动行为、具有明显的功利化改造倾向等问题。因此，监狱应采取拓展对罚金刑罪犯的法制教育、推行恢复性司法制度的实践、深化罪犯改造制度的分类行刑、建立与完善罪犯罚金刑执行的制度建设以及刑法立法的完善之对策，以提高对罚金刑罪犯的改造质量。     

我国环境刑法适用罚金刑易科制度的可行性分析

罚金刑易科制度是当今各国解决罚金刑执行难最快捷有效的途径之一。作为在我国环境刑法中广泛适用的刑种,罚金刑也面临着执行难的问题。目前学界对罚金刑易科制度在我国刑法中是否可行颇有争论,大体有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观点。相应的关于罚金刑易科制度是否适用于我国环境刑法的探讨也屡见不鲜,但也未有定论。因此有必要从刑法和环境刑法两个不同层面分别探讨罚金刑易科制度的可行性问题。     

论我国刑法中的罚金刑

世界范围内刑罚的轻缓化、人道化,要求我们应当重新审视我国刑法中的罚金刑。本文分三个部分对我国的罚金刑进行了分析,第一部分在于还原罚金刑的本源价值,从整体上对罚金刑进行把握,以此为基础,在第二、三部分中梳理了我国罚金刑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罚金刑的建议。     

论罚金刑的执行

我国刑法罚金刑执行措施分为：自主缴纳执行措施，强制缴纳措施和罚金刑弥补性执行措施。我国现行刑法扩大了罚金刑的适用范围，但对罚金刑的执行仍重视不够。我国应适时建立罚金刑的有限制的易科制，针对特定对象的罚金刑的缓刑制及其他有关配套执行措施。     

构建罚金刑缓刑制度

由于各犯罪人的财产状况不同,相同数额的罚金刑的判决会产生实质意义上的不公正。由于我国缓刑制度在立法上并未规定罚金刑可以适用缓刑,导致罚金刑的适用困难重重。因此,对罚金刑缓刑制度立法的完善不仅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也有利于促进我国刑罚体系的发展。     

《刑法修正案（八）》若干立法完善之建议

《刑法修正案（八）》的通过与实施，助推了现代监狱的行刑科学化、法制化和社会化的建设．对我国监狱的惩罚与改造将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但是在肯定《刑法修正案（八）》积极作用的同时，其在“重大立功表现”、“不能少于”、“赦免制度”和“社区矫正”等若干立法方面，也存在着不可忽略的缺陷，祈望刑法的修正能更为完备。     

论功利主义的刑法理论

本文从法律思想史的角度论述了刑法的功利主义理论。功利主义的刑法学说源于贝卡里亚的刑法理论,边沁则是功利主义刑法学说的集大成者。功利主义刑法理论核心是,犯罪行为带来的苦大于所带来的乐,刑罚本身是一种恶,但却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恶。边沁之后,功利主义成为英美国家刑法理论的主流之一,美国的社会学法学和经济分析法学对刑法的解释都受到了功利主义的影响。     

我国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协调现状之探究

目前,我国《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一些不够协调的地方,如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有关程序问题、非刑罚处罚方法的有关程序问题、单位犯罪处罚程序问题、设立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特别程序问题等。二者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这些不协调势必会对司法公正造成一定影响。笔者从二者的理论研究方面、立法过程方面、修正案方面对二者之间关系的协调进行了一些探讨。     

“无罪推定”原则与我国刑事诉讼法

我国无罪判决率明显较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全国无罪判决基本上维持在每年2000件左右,占全部刑事案件的千分之四左右,到90年代末无罪率有所提高,最近几年无罪判决数量增加明显,每年的无罪判决超过6000件,无罪判决率也只有百分之一左右。我国是否应当在法律上明确规定无罪推定原则？刑诉法第12条只是吸收了无罪推定的某些精神,但尚未确定无罪推定。无罪推定在我国的确定仍是刑诉法修改的一个未完成的课题。     

"法制史"、"法律发达史"、"法律史"--一个历史维度的观察

近代意义的中国法律史学科萌生以来,"法制史"、"法律发达史"、"法律史"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今天重新审视其历史的轨迹,体会其内在的关联,对促进中国法律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一定的意义。     

新刑诉法中亲属证人特免权研究

亲属证人特免权在我国是一个古老的制度,也是一个新鲜的制度,历史上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就曾有"亲亲相隐"的规定,可一直以来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却没有相关的规定。这次新刑诉法在要求证人出庭作证的前提下规定了法院不得强制被告人的近亲属出庭作证,这也是我国近代以来第一次规定了亲属证人特免权。新刑诉法规定特免权的本意是维护伦理道德及家庭社会的稳定,但由于其对亲属证人特免权这一制度规定的不完善性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可能出现一些消极的后果。本文以新刑诉法中"亲属证人特免权制度"的相关条款为对象,试图探究其实质及缺陷。     

现代刑法价值取向应脱离封建思想的土壤

我国传统刑法价值取向植根于封建思想的土壤,在经济、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改变的今天,已经落后于时代的发展。现代刑法取向必须摆脱这种束缚,植根于当代社会、经济基础,适应全球化发展进程,构建现代文明的基石。     

从《刑法修正案(八)》看未成年人前科报告义务之免除

前科报告义务是我国刑法明确规定的犯罪人的义务,这一规定往往给前科人,特别是未成年前科人造成广泛且严重的负面影响。2011年颁行的《刑法修正案(八)》有条件地取消了未成年人的这一义务,为在中国最终建立前科消灭制度奠定了基础。在分析其重大意义的前提下,人们亦应理性地看到其局限性和时代性,以期完善之。     

论对刑事证据的收集

我国刑事诉讼法上规定的疑罪从无原则,实质就在于收集、固定和使用的证据未能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要求。存疑不诉和无罪判决案件的增多,究其原因,主要是刑事案件中收集、固定证据等相关环节存在一定的问题,导致对定案造成困难。文章结合司法实践,在对刑事证据收集的概念进行科学界定的基础上,提出了收集刑事证据的原则,同时指出我国刑事证据收集活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进行原因分析,最后提出相关完善建议,以期对指导刑事证据收集活动,揭露犯罪、打击犯罪有所裨益。     

谈刑法中的罪名法定

罪名有学理罪名和司法罪名之分。罪名具有揭示犯罪本质性、特殊性、周延性、简练性、法定性等特征。一个罪名与其所指犯罪之间应是对应关系。现实司法实践中存在同一犯罪不同罪名之间的争执 ,亟需将同一犯罪的罪名以法律形式明文规定 ,使之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