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罪名确定机制的演进与革新——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确定《刑法》罪名的建议

目前,《刑法》或《刑法修正案》出台后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司法解释形式确定新规定犯罪之称谓的传统罪名确定机制存在诸多弊端．如易背离立法本意、效率低下等。以与时俱进之理念革新现行《刑法》罪名确定机制势在必行,考虑我国刑事司法的实际状况,在经过与《刑法修正案》同步出台立法解释和在《刑法修正案》中直接规定罪名两个阶段的过渡后,最终将实现由最高立法机关在刑法典中直接规定罪名的理想目标。     

从信息论视角看“淫秽物品”犯罪罪名及量刑方法

刑法有关淫秽物品犯罪罪名不适应信息社会的淫秽信息犯罪的现状。与之类似的犯罪,英语国家用“淫秽罪(Obscenity)”罪名可概括淫秽信息犯罪的各种情形。我国现行刑法的罪名中的“淫秽物品”应置换为“淫秽信息”,并简化有关“淫秽物品”犯罪的节罪名及其个罪名,实物量刑法将转化为“比特bit”量刑。     

法官变更指控罪名制度的法理分析

我国理论和司法实践,都要求将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作为刑事诉讼的目的。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保障人权无论是在立法中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没有达到与惩罚犯罪同样的高度,在二者出现冲突时,仍然将控制犯罪作为首要的目的和任务。这既是实践的需要,也与我国人们的主流价值观相统一。因此,我国应借鉴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做法从程序上对法官变更罪名权进行限制。原则上应允许法官变更罪名,但同时应注重对被告人的保护,保障被告人辩护权的行使。     

论法院变更指控罪名直接定罪的得失

法院变更指控罪名直接定罪的合理之处有利于处罚犯罪和提高诉讼效率 ,但这种做法有违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并有悖司法公正。这表现在 :它侵犯了被告人的辩护权 ,违背了“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宪法规定。司法实践中需要变更指控罪名以正确适用刑法时应该经过合法程序。     

绑架罪若干问题研究

绑架人质犯罪是一类严重侵犯人身权利的刑事犯罪,现行刑法作了明文规定。但对于此种犯罪的罪名确定、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的行为表现以及共同犯罪的认定等诸多方面,我国刑法理论尚存在不同认识,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司法实践中对绑架犯罪的正确认定。     

罪名的概括性及其程度的选择

概括性是罪名的基本特征,是认识罪名的一个综合因素。掌握罪名的概括性的核心有助于区分概括性程度的不同,它有利于准确区分不同犯罪和正确设立罪名。设立罪名就是选择其概括性程度的过程,我们要从有利于构建刑法网络,有利于实现刑法功能,立足于基本国情和传统,以及有利于加强刑法研究的角度进行选择,这对我国罪名的个数、字数和类型的合理改进有较大帮助。     

九七刑法典罪名总目

九七刑法典分则条文是罪状式条文。确定罪名是把条款中所述罪状的性质和特征概括标示出来。规范的罪名只能是对罪状的概括表述。凡条款中所表述的罪状都应该给予相应的罪名。因分则条款所表述的罪状种数并不一致,概括表述罪状的罪名不少是复合性罪名。为避免复合性罪名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的困难,应该在复合性罪名的基础上,选择性地分列具体罪名。本罪名总目依据上述认识拟制。     

新刑法中民族方面的罪名问题研究

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有关民族方面的罪名问题，指出新刑法中民族方面的罪名问题规定的立法依据和意义，并对具体规定从司法、立法、刑法等理论角度加以分析阐述。     

适用选择性罪名的一个疑难

选择性罪名涉及的犯罪行为具有同质性,如果分别实施不同的行为、犯罪对象又不同的 话,所涉的犯罪数额应该相加。当然,犯罪数额不过是犯罪社会危害性的一个量化和表现,认定行为是否 犯罪,不仅要把握其犯罪的数额,更重要的是要认识其社会的危害性,要把握犯罪的本质特征。     

罪刑法定之罪名法定化

罪刑法定包括罪之法定和刑之法定两个方面,罪之法定当然地包括罪名、罪状之法定,罪名法定是罪之法定的应有之意。罪名之法定不仅关涉到行为人的行为构成此罪与彼罪,一罪与数罪的问题;也关涉到罪名之概括功能、威慑功能、评价功能、个别化功能等各项功能能否得到很好的实现。能否实现真正的罪名法定化,是能否彻底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的重要标志之一。罪名法定化不仅具有必要性、合理性、而且具有可行性。     

论犯罪规律

犯罪规律是犯罪本身及各类犯罪之间、犯罪现象与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犯罪与反犯罪之间的本质关系。可分为犯罪自身发生和发展的规律（“刑事犯罪规律”）和指导预防犯罪的规律（“预防犯罪指导规律”）。笔者曾于上世纪90年代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归纳出了起伏律、消长律、辐射律、因果律四大刑事犯罪规律。预防犯罪指导规律则包括矛盾规律、人本规律、基础规律、综合规律和兼治规律。     

关于改善部分“罪刑关系”的立法建议

罪刑关系是指罪行与法定刑配置是否均衡的关系。现行刑法共规定了826种罪行(构成类型),分别配置了37种法定刑,其中大多数配置是均衡合理的,但是也有少数配置失衡的情形。例如,(个人)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贪污罪、受贿罪和绑架罪等罪名“罪刑单位”结构存在问题较多,另有几种法定刑幅度跨越了重罪与轻重的分界限,不利重罪与轻罪的划分,严重影响了刑罚的正确适用。为了提高个罪的立法技术,改善和优化我国刑法中的“罪刑阶梯”,有利于实现量刑公正,本文通过对不同罪刑关系的纵横比较研究,提出修订现行刑法部分条款的立法建议,并且较为详细地阐述修订的理由,以便引起同行学者的注意,期盼大家都来研究这些问题,为立法机关将来修订刑法提供理论支持。     

对我国胁从犯制度的考量

我国刑法理论按作用标准划分了主犯、从犯、胁从犯三种法定的独立共犯人。对于胁从犯之说是否合理,学界存在争议。我国刑法中规定的“被胁迫参加犯罪”并不能成为胁从犯是法定独立共犯人的依据,它仅为一种共同犯罪的法定量刑情节。对于被胁迫参加犯罪的,应当按照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将其归入主犯或从犯加以处罚,在量刑时应当考虑＂被胁迫情节＂,以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     

基于社会控制论的非常态时期犯罪预测模型的建立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突发使各类犯罪现象出现新特点和新趋势,不仅表现在犯罪类型结构的骤变,更体现在犯罪数量较以往的显著差异上。针对此次疫情,及时总结归纳并建立基于突发事件社会环境下的犯罪预测模型成为警务情报部门工作研究的重点。以犯罪预防学中的“犯罪三角”理论范式为基础,根据此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各类犯罪呈现出的特点,综合评估预测犯罪管理者、犯罪监管者、犯罪操训者三类犯罪防控主体在诸多疫情防控措施作用下的犯罪防控效能。建立基于突发事件的犯罪防控效能评估预测模型,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传统犯罪预测中因突发事件等特定环境变化带来的预测盲区,还可通过预测结果,为各类疫情防控措施提供有力保障。     

犯罪心理痕迹的分析步骤和方法

根据心理的实质及心理与行为的关系,我们不难发现犯罪现场心理痕迹分析的基本途径:犯罪心理痕迹——犯罪行为活动——犯罪心理活动及其状态——犯罪人的主体状况及现场情境——犯罪人基本情况及基本案情。根据犯罪心理痕迹研究利用的这一思路和模式,可探索犯罪心理痕迹分析的步骤和方法。     

“因逃逸致人死亡”中的共犯问题解析

交通肇事罪中＂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共犯的相关司法解释仅规定了四种主体,但对实践中出现的其他主体的类似行为如何处理？对该问题的解析需要从司法解释的性质入手,若要明确司法解释的性质,需要从交通肇事罪的主观罪过及其客观表现着手。只有在明晰＂交通肇事致人死亡＂主观罪过包括直接故意、间接故意、过于自信的过失的基础上,就各个罪过类型的客观表现进行区分,才能在此基础上将相关解释定性为＂注意规定＂,并以此对疑题进行解析。     

论警察临战的武力控制

临战武力是警察依法使用武力手段控制犯罪嫌疑人的行为过程。国家法律赋予警察使用武力控制手段的权利,用于控制、制止犯罪行为。只有不断加强警察临战武力控制能力培训,提高警察临战武力控制的能力,才能保卫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安全。     

经济犯罪控制与经济发展

经济犯罪的数量在我国居高不下,如何控制经济犯罪,如何理智地看待我国经济犯罪存在的必然性,以及如何寻找到最佳的经济犯罪控制政策,是我们一直困惑的问题。阐述经济犯罪存在的必然性和我国现实的经济犯罪控制政策,进而以是否能促进经济发展为标准分别从经济行为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和经济犯罪刑罚两方面探讨经济犯罪的控制对策。     

从《水浒传》看古代中国社会的犯罪

从水浒故事这一特殊的侧面作探讨 ,可以看到古代中国社会有杀人、抢劫、盗窃、奸淫、渎职、谋反等形形色色的犯罪 ,这些犯罪有着复杂的政治原因、经济原因、文化原因以及地域原因。对于犯罪 ,古代中国的统治者有系统的预防方式和控制方式 ,百姓也有一定的防备措施。犯罪者有自己的犯罪文化 ,社会各阶层对于犯罪各有自己的文化态度 ,而统治者惩治犯罪也有特殊的文化内容。     

信用卡诈骗犯罪定性研究

信用卡诈骗罪是我国刑法中的一类新型犯罪。对于假借信用卡非法获取财物或财产性利益的行为,是否一概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犯罪,国内外理论和立法并不统一。以我国信用卡交易的实践及其交易规则为基础,分析我国信用卡诈骗犯罪的行为构造;在借鉴、考察国外相关立法和未来信用卡发展趋势等的基础上,提出:作为一种现代新型犯罪,我国刑法中的信用卡诈骗罪兼有传统诈骗罪和盗窃罪的双重属性。由此,可以有效避免实践中对相关犯罪行为定性上的分歧,并能适应未来信用卡犯罪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