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区重建与善治的传统资源——以徽州村庄为例

本文从徽州村庄颇具特色的传统文化资源延续方式和地方社会变迁轨迹入手，得出一些关于自洽性村庄的基本判断、基本命题，并将之运用于当代中国乡村社区重建和乡村善治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进而推及中国乡村复兴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路径分析。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实践——甘肃实践与经验北大核心

文化实践是社会实践的基本形式，是文化创新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源泉、动力和基础；文化空间、文化资源、实践主体是其基本的构成要素。甘肃是多民族及其文化聚集融合的典型场域，近年来致力营造融历史性与现实性、共同性与差异性于一体的公共文化空间，整合空间内的历史文化、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等多样文化资源，通过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文化实践活动，使作为实践主体的各族人民在文化空间中深度参与、意义交织和文化共享。增强了各族人民对中华文化的内在认同，对推动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提供了实践个案和区域经验。     

村级公共治理与村级治理共同体——转型期中国乡村公共性危机及治理转向

我国农村发展已迈入乡村振兴的新一轮发展转型期，如何提升基层治理能力、重塑乡村公共性、激活村庄内生发展动力已成为学术界日益关注的话题。通过对村级治理能力的分解，研究指出当前羸弱的村级公共治理能力无力应对功利化、趋利性的底层行为逻辑，是加剧村庄公共性供给张力的主要原因。研究认为，以村庄公共利益为核心的村级治理共同体背后蕴含着“共建—共治—共享”的村级公共治理逻辑，通过提高村级公共治理能力推动乡村社会由“非均衡型”的分利秩序向“认同、参与、动员”的包容共享型村庄内生发展转换。因此，建议以利益共享为导向构建村级治理共同体，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提高村庄动员能力；以熟人社会为中介吸纳乡村精英、现代乡贤参与村庄公共治理，强化权威性社会认同，激发村庄参与能力；推动村级公共治理主体多元化、实现乡村共建，激活村庄凝聚力。     

清末乡村皇权、族权和绅权的联结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关清末乡村社会政治特征的主要观点有三个：即皇权政治、乡绅政治和宗族政治。“皇权政治”认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从来都是在封建王朝的科举制度、官僚体系以及正统思想的控制之下，乡村组织和地方精英只是国家政权的附属，皇权控制清末乡村社会的一切。“乡绅政治”认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存在着国家、士绅和村庄三方面的三角结构。在清末，国家没有完全渗入自然村，各村庄是相对封闭的，村庄内各阶层中最上和最下层与外界关系较多，国家对村庄的联系是通过乡保进行的，而乡保是国家与士绅之间的缓冲器，各村庄是由士绅…     

从嵌入到共生：“城归”群体参与乡村振兴的探究

作为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城归”群体是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生力军。本文基于嵌入性理论，研究“城归”群体通过政治嵌入、文化嵌入、身份嵌入和资本嵌入的嵌入逻辑来重塑乡村振兴格局的现象，具体表现为强化乡村振兴的组织保障功能、打造乡村振兴的文化生态情境、壮大乡村振兴的人才队伍力量与夯实乡村振兴的产业兴旺基础。然而，“城归”群体与基层政权的持续张力、乡土性思维与现代性思维的交织碰撞、乡土情结与个体利益之间的权衡矛盾、“城归”群体多角色冲突的信任危机，导致“城归”群体与乡村振兴之间存在某些“脱嵌”风险。为此，我们基于共生理论，本文尝试从协同共生单元、营造共生环境、维系共生关系和形成共生意识四个层面构建整体性共生系统，推动“城归”群体从“嵌入”到“脱嵌”再到“共生”的转型，真正赋能乡村振兴。     

地利共享是中国土地制度的核心

贺雪峰、魏继华在《学习与实践》2012年第6期撰文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经济发展奇迹的一个基础制度是以地利共享为核心的土地制度，当前中国土地制度包括征地制度的基本方面具有合理性，土地制度的修改和完善应在保持地利共享的基础上进行。     

文化治理功能的浙江样本浅析——以农村文化礼堂为例

文化治理是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统文脉积淀深厚的中国乡村,文化治理尤其具有理念、资源、方式和路径上的历史基础和条件优势。以浙江农村文化礼堂为例,观察、分析和提炼出"重建乡村公共生活空间""巩固基层执政基础""构建村庄生活共同体""建构村庄社会生活规则秩序""引领乡村传统创造性转化发展""恢复乡村生产活力、重建乡村生活体系"等方面的乡村文化治理成效,揭示出文化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已然呈现、却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和研究的深层次功能,为探索文化治理的内涵要素和整体框架提供实践案例和分析基础。     

打好美丽乡村的土地牌

土地是人类最基本的生产生活资料和赖以生存的空间载体,是农村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用好用活土地资源,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提供支撑保障.南京市高淳区充分利用既有土地资源,坚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积极研究土地资源管理等相关政策,积极探索改革创新乡村振兴路径,努力建设具有地方特色、充满文化内涵的美丽乡村.     

厚植劳动情怀的乡土实践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劳动育人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共建共享,具有了同构共生的互动关系。用好乡土资源,让乡土资源有效融入中小学劳动教育契合了当前我国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总体要求,有利于构建"校园+田园"城乡融合的劳动教育育人体系,也对促进乡村产业经济文化全面发展大有裨益。     

反思湄潭土地试验经验——基于贵州鸣村的个案研究

湄潭土地试验经验的核心内容是“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这一经验近20年来的实践客观上造成了两个消极的后果,其一是农村内部土地分化明显,少数人拥有较多耕地,而1980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则基本成为失地农民;其二是农村出现了大量脱离村庄但却继续拥有村庄土地的滑稽人口。湄潭土地试验经验实践的后果既不利于村庄建设与发展,也不利于城市化目标的实现。湄潭经验本身的局限性决定了将其推广全国的做法在经过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后必然会爆发一系列问题。     

从“政府主导”到“村庄经营”：实现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策略选择

数字乡村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已然在全国层面开展实施。然而在政府高度重视与大力推进的同时,其背后隐藏着政府过度干预的现实问题,容易导致数字乡村建设沦为一项“形式主义工程”。以村庄经营为理论分析框架,从空间更新、资源整合、产业打造、权益保障四个维度出发,试图构建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路径。研究发现,数字乡村高质量经营秉持着优化村庄空间布局、唤醒村庄沉睡资源、发展村庄特色产业、保障村民共享权益的实践逻辑,这实则反映了发挥主体性作用、激发内生性动力、发展特色化品牌、构建村庄共同体的内在机理。然而,由于治理理念的转变和技术升级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当前数字乡村高质量经营在实践中仍面临着挑战困境,即重建设轻应用、重设计轻运营、重局部轻协同、重展示轻赋能。基于此,未来需要从经营理念塑造、经营方式创新、经营机制完善、经营整体发展等方面优化数字乡村建设路径,最终实现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目标。     

从共生到共享：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理路探析邓玉函

中华民族文化灿烂纷呈，在当前全球经济社会不断前进发展的现实环境里，各国文化多样性势必要求各民族积极互动。梳理中华民族文化从共生到共享的历史脉络，从文化层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巩固多元一体格局是当前亟需考虑的问题。本文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理路进行梳理与讨论，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逻辑是从文化整合开始的，在文化整合的过程中最关键的核心因素是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形成的价值与理念，在实践中又表征为文化共享。各民族共生共享的多元文化只有在欣赏与竞生的过程中互守尊严、相倚为强，才能不断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延续民族文化之血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断裂与延续:自然村社会形态论析

前 言 中国乡村社会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变,村民对土地的依赖明显降低,村庄生活面向外倾,人际关系理性化,村庄传统权威弱化.乡村生活正在被重塑,开始向现代化迈进.①"乡村巨变不仅仅是社会形态的表面变化,更是社会性质和秩序机制的深刻变化."②要深刻认识和理解乡村社会巨变,就需要对当下乡村社会性质做出理论判断和界定,这也是乡村治理理念、体系、模式能否与乡村现实相契合的关键.     

冲突与契合：乡村矛盾纠纷调解在法律与文化之间

从古至今，乡村文化深深蕴含着定纷止争的调解功能，展现出法律之外传统文化对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人文关怀。法律是以社会为基础的，体现在法律运行的全过程，而在调解中引入乡村传统文化则是对法律的社会性理论的深化。然而，文化的多元化必然在乡村文化的内在规则与现实社会的法律体系之间引发激烈的冲突与对立，使得乡村文化不能完全切合司法实践的需要，影响着社会秩序的发展与修复。因此，应深入研究乡村社会的文化特征，分析乡村文化与司法实践的冲突与契合，考察乡村文化介入调解的司法价值，探寻乡村法文化在化解社会矛盾和维护法律秩序中的重要途径。     

“被束缚的村庄”:单向度的国家基础权力发展困境

公平和正义并不是现代国家所独享的价值观,中国农村社会内部也有一套相对完善的基于地方传统和地方文化而来的农民公平观和社区正义观。但是,近年来的国家基础权力建设过于重视技术性治理的价值,过度依赖普适性的现代公共规则,阉割了农民的自治权限,使村庄处于被束缚的状态,地方上的公平观念和正义观念失去了秩序生成与维系能力,而外来的规则又没有能够在乡村社会确立起主体性地位,乡村治理困境由此而生。要想为村庄解除束缚,走出治理的困境,一个值得探索的路径是构建国家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有机衔接的机制,构建村民自治权的包容性增长机制,赋予农民真正的、充分的自治权,发挥地方传统资源的现代治理价值。     

去公共化的乡村治理及其后果——以利益密集型村庄为例

在城郊村等具有大量利益流动的村庄,村庄内生规范失效导致一些边缘力量起来争取利益,引致村庄社会失序。传统治理方式因其治理资源、治理手段根植于村庄社会结构与社会规范,无法应对新的治理形势。乡村两级在公权力不足的情况下,通过精英替代、制度创新以及私人治理来维系村庄社会的基本秩序,但这种秩序的达成是以公共权力、公共规则的消解为前提的,是一种去公共化的乡村治理。乡村治理的去公共化,将导致乡村社会治理危机,重回政治是解决之道。     

论民族地区乡村文化发展的制度创新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民族地区乡村文化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大量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濒临消失。对此，必须加快制度创新步伐，切实保障民族乡村文化权利，转换乡村文化供给模式，重建乡村文化共享机制，创新乡村文化生活载体，促进民族地区乡村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城乡转型中乡村文化的解构与重塑

乡村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和代表。面对城乡转型中乡村文化面临的现状和困境,传承和创新乡村文化,一是需要重新界定新时期乡村文化的内核,做好乡村文化在传承中的再生产和再创造,使之从形式和内容上保持与时俱进、与时俱新的鲜活生命力;二是需要审视城乡文化各自的时空体验和充分利用各自的本土性资源,在互哺和共生中凸显乡村文化的独特个性;三是要创新乡村文化传承的方法,动静结合,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四是要做好乡村文化精英的培育,夯实乡村文化的基础,激发现代乡村文化的活力。     

村庄空心化的治理之道

村庄空心化现象,是乡村振兴中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其基本表现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口离开家乡进入城市,撂荒的耕地多了,闲置的宅基地也多了.事实上,农村的空心化不仅仅是人口的空心化,还有土地、产业、公共基础设施的空心化.     

流动空间视角下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融合创新研究

在信息化社会与城乡互动背景下，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被置于互联互通、开放共享的流动空间中，形成流动性的文化服务。流动空间中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表现出更加多元化的文化诉求特点，对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对此，需要从流动空间视角推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融合创新发展，在空间上营造灵活多变的组合空间，在功能上拓展复合型美学价值功能，在业态上培育新型特色服务内容，在主体上促进多元力量共同参与创造。实施依托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打造场景化的创新空间、统筹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标准化建设和个性化建设、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积极拓展外部公共文化资源、构建政府引导下多元力量参与的社会化运营机制等对策措施，以进一步推进实现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资源整合、场馆共享、功能再造，达到整体优势的最大发挥。